為了促進本地生產，印度真的拼了，開始限制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的進口。印度此舉或許意在“以市場換技術”，憑藉當地對該市場的巨大需求，換取外資在本地建廠，使印度成為電子產品出口中心。但事實一再證明，印度的營商環境絕對是致命級別的。眾多外資企業紛至沓來，最後又鎩羽而歸。畢竟“外企墳場”，不是説説而已。
限制進口
據路透社消息，印度政府8月3日發佈公告稱，印度已限制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和個人電腦的進口，並立即生效，以推動本地製造業的發展。儘管該通知表示，“只要持有有效的限制進口許可證就可以進口”，但媒體分析稱，由於印度政府的新規，向印度進口筆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可能變得極其困難。
根據印度對外貿易總局的通知，本地採購商進口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一體機、超小型電腦和服務器需要獲得許可。該機構補充道，被指定為“資本貨物”的某些類型個人電腦可能會被豁免，但沒有詳細説明。
這是印度政府鼓勵電子產品本土化生產的一系列舉措中的最新一項。數據顯示，4-6月，包括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和個人電腦在內的電子產品進口額為197億美元，同比增長6.25%。
宣佈這一消息後，當地電子合同製造商的股價出現上漲：Amber Enterprises India公司上漲3.3%，Dixon Technologies India公司漲5.5%，PG Electroplast公司漲2.8%。
在這一限制出台之前，印度就已頒佈了旨在阻止進口外國電子產品的政策，並實施了多年，其中包括高額關税。2018年年底，印度總理莫迪大規模提升關税，從平均13%提高到20%，彼時，就連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也批評印度是“關税之王”。
去年，印度還推出了一項價值735億盧比的計劃，旨在提升本土製造業，並擴大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和個人電腦等IT產品的出口，但該計劃未能吸引企業，因外界認為刺激措施規模較小。
對於印度的做法，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小雪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印度進口很多中國產品，對其衝擊很大，他們希望能在本國設廠，讓他們自己生產。中國的製造業最高能佔GDP 40%左右，而印度的製造業佔GDP比重只有14%，而每年新增勞動力上千萬，這些人在農村肯定是剩餘勞動力，到城市之後，如果沒合適的崗位提供，就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醉翁之意
莫迪在2014年上任伊始，便推出“在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的國家戰略，並表示印度製造業在未來GDP中的佔比要從15%提高至25%。與“印度製造”(Made in India)不同，新戰略鼓勵外國企業在印度投資和生產，而不是單純的國內產品出口。
“此舉的精神是將製造業推向印度。”印度信息技術製造商協會（MAIT）前官員Ali Akhtar Jafri表示。此前，莫迪政府公佈了一項1700億盧比的財政激勵計劃，以吸引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和其他硬件製造商前來印度建廠。巧合的是，這類與生產掛鈎的激勵措施的最後申請日期是8月30日。
目前，戴爾、宏基、三星、蘋果、聯想和惠普等公司是在印度市場銷售筆記本電腦的一些主要公司，另外很大一部分是從中國等國家進口的。報道稱，戴爾、惠普、華碩等製造商正考慮在印度建廠生產。蘋果目前尚未開始在印度生產iPad或MacBook筆記本電腦，但這些激勵措施和進口限制可能會促使蘋果考慮採取此類行動。
今年以來，蘋果在印度新德里和孟買連開了兩家零售店，受到印度消費者的瘋狂追捧，首席執行官庫克也在財報電話會中提了不下20次“印度”，被媒體解讀為未來可能把部分生產基地從中國移到印度。《華爾街日報》甚至認為：“在蘋果公司的眼中，印度就是下一個中國。”
印度人口雖多、熱情雖高，但要在製造業上闖出名堂，恐怕沒那麼容易。在印度生活多年的李然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印度製造”最關鍵的癥結，在於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比如電網和路網。
據李然介紹，北印度喜馬拉雅山區的水電資源其實很豐富，但在印度，因為跨邦項目很難達成共識，如果想把北方的電力輸送到南部需要用電的地方，幾乎是天方夜譚。其結果就是，印度的電力供應極不靠譜，“半小時內的停電是家常便飯，基本上每個月都會有一整天是沒電的”，工業用電也常常受限。
養羊殺羊
在世界銀行發佈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中，期待成為“世界工廠”的印度仍被認為是“全球最難做生意的國家”之一。原因就在於印度的市場需求不如預期、基礎設施建設尚不完善、勞動力素質不高、營商環境糟糕等等。
比如，在印度註冊一家公司需要18天，比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時間要長一週左右。此外，在印度註冊企業必須經過12個步驟。用地方面，申請建築許可證需要34個步驟和110天的時間，必須得到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的批准。
此外，説來就來的罰款也讓人無法招架。“印度賺錢印度花，一分別想帶回家。” 今年6月中旬，印度監管機構以“向外國實體非法轉移資金”為由，宣佈沒收小米印度公司555.127億盧比、約合48億元人民幣的款項——相當於小米在印度9年利潤總額的6倍。
2022年7月，印度政府稱OPPO在進口手機零部件時錯誤使用關税豁免，要求其追繳税款37億元人民幣；又以涉嫌違反《防止洗錢法案》為由，凍結了vivo在印度的119個銀行賬號，要求其提供8億元人民幣作為解凍擔保。
劉小雪指出，印度法律環境有其特點：一般而言，紙面上的法律規定很多、很繁瑣，但實際執行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法律規定和執法力度之間的落差是印度營商環境的常態，這種“常態”導致的結果有兩點，一是嚴格遵守法律條文的企業很難在市場贏得競爭優勢甚至難以生存，二是印度執法部門由此獲得了選擇性執法、根據需要執法的操作空間。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這種情況並非無意產生，而是被設計出來的。這也就給了印度政府“養羊殺羊”的空間。
獨立國際策略研究員陳佳也表示，跨國企業紛紛被罰背後，反映出印度產業政策自相牴牾的現實，在中央政府層面，印度不惜斥巨資吸引外國企業，扶植聯營企業，但與此同時，執法部門又對實際市場情況缺乏考慮，執法的突擊性、隨意性色彩過強，最終會傷害企業投資信心以及本地經濟。
英國駐印度記者愛德華·盧斯在其暢銷書《不顧諸神——現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有一句名言：“從新德里最高政府部門的走廊到昏昏欲睡的地方官員的法庭，印度的政府機構和法律部門有着一些明顯的共同點。它們從不會在你的生活缺席，除了真正需要它們的時候。”
回到印度新冠疫情最吃緊的時候，醫院氧氣告急，很多患者因為吸不上氧而死亡。彼時有媒體評論説，印度缺的不是氧氣，而是“印度製造”的能力。
北京商報記者 方彬楠 趙天舒/文 壹圖網/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