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關“中國超2億人單身”“我國家庭呈單身化趨勢”的報道，再次引發國人對人口和生育問題的擔憂。此前統計顯示，1990年以來我國“一人户”比重逐年上升，2018年上升至16.69%，其中包括大量育齡人口。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進步、個體主義思潮的流行以及恐婚心理、高嫁觀念、性別失衡、結婚及育兒成本高企等主客觀因素的衝擊，未來年輕單身人口大概率將持續增加。
年輕單身人口的增加會帶來多重挑戰，其中之一就是對生育率的衝擊。已有人口學家提出，失婚未婚大齡年輕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低生育現象將持續成為人口常態，嚴重失婚狀態可能導致生育機會的喪失以及最後的人口虧損。這種擔憂的大背景，是近年來新生兒數量逐年下降的事實。中國社科院2019年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甚至預測，我國的人口負增長時代將在2030年前後到來。
正是出於這樣的擔憂，不少專家學者呼籲儘早全面放開生育甚至鼓勵生育，更有大量社會人士對單身家庭激增可能導致的生育率下降表現出過度焦慮，甚至將其上升到國家與民族興衰的高度。
但筆者認為，單身率攀升、生育意願低企是經歷過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充分發展的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在當前中國房價高企、學位緊缺、教育內卷的客觀社會背景下也是必然趨勢。對於這一趨勢，我們需要認識到背後那些影響生育意願和生育率的複雜因素，理性分析可能社會後果及其化解途徑。
一方面，與單身率攀升相伴隨的生育率下降甚至人口負增長並非大問題，更非社會災難。這背後涉及一系列與人口再生產相關的價值理念，包括生育率是否一定要維持世代更替水平？人口是否一定要維持特定的年齡結構？能否允許年齡結構的動態變化？這些問題其實都涉及人們對於人口結構的擔憂，這種擔憂又主要事關社會養老問題。
對此，筆者一直秉持這樣的觀點，即無論政府養老還是社會養老，都是在一個人年輕年老之間或不同年齡段人羣之間進行不同形式的財富轉移支付。因此，我們只需反思現有養老金制度等社會設計能否適應這種轉移支付。看清問題本質，我們就能夠明白，只要未雨綢繆，通過動態和適宜的政策調整，完全可以逐步消減生育率下降甚至人口負增長帶來的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人類本身具有強大的自然調節機制，政府和社會可以介入這一自我調節過程以緩解其陣痛，但並不能逆轉其趨勢。上世紀60年代，美國動物行為學兼人口控制學專家約翰·卡爾霍恩所做的“老鼠烏托邦”實驗表明，社會性動物具有根據生存空間進行種羣數量調控的本能機制。人類具有強大技術手段可以拓展生存空間，也具有更理性的社會控制手段。但我們同樣是社會性動物，無論通過結成社會形成多麼複雜的國家和民族，生物本質並沒有變化。基因傳承決定了我們具有自然的自我調控機制，會根據自己對於生育成本和收益的判斷進行理性計算並做出行為反應。
從這個意義上説，社會本身通過生育偏好和集體約束等自覺不自覺的行動，就能維持一個相對適宜的人口數量水平。不過，人類的自我調節會具有一定滯後性，其間會經歷一段時間的轉型陣痛，也正由於這樣的原因，政府和社會的人為介入也就具有其必要性。但這樣的介入並不能扭轉大勢，只能順應大勢，通過相應的制度調整以消減人口結構失衡帶來的陣痛，從而實現生育率變動背景下的社會軟着陸。
某種程度上可以説，人口不必然是負擔也不必然是資源，人口質量才是關鍵，因為它事關技術進步與社會素養。我們可以將生育率的下降甚至人口負增長視為督促我們全面反思和調整社會政策的一種契機。但社會在變，觀念也在更新，面對生育率的興衰浮沉，動輒驚呼“狼來了”並不可取。順勢而謀、順勢而為才是正道。（作者是浙江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