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週年。20年來，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貨物貿易穩居全球第一，製造業突飛猛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門類最全、配套最完備的製造業體系，成為“世界工廠”。同時，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也有目共睹——自2002年以來，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接近30%。
但近些年，國際上有部分聲音認為，中國沒有很好地履行入世承諾，損害了其他成員的利益。
對外經貿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徐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中國入世承諾的核心是“開放”，中國切實履行入世承諾是不應有爭議的。而中國的加入，使WTO成功做大了全球化自由貿易的蛋糕，WTO和中國實現了雙贏。
徐晨。受訪者供圖
“中國未很好履行入世承諾”是個問題陷阱
新京報：中國加入WTO時，明確了履行入世義務的時間表。這20年間，中國是如何履行入世承諾的？
徐晨：中國入世承諾的核心是“開放”，這個問題我們要有“歷史感”，完整看待這20年。
中國入世經過了艱苦而長期的談判，WTO對中國提出了很多承諾要求，當時，這些承諾要求在國內是引起巨大爭論的。中國對履行承諾有着縝密的評估，能做到才敢籤，這是當時的實際情況。中國以極大的勇氣和誠意加入WTO參與全球化，是歷史性的抉擇。這一抉擇決定了中國積極履行入世承諾，以開放促改革。
20年來，中國履行入世承諾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入世前後中國重塑對外經濟貿易體制時期，我們對法律、政府和外貿體制進行了堅決徹底的改革。可以説，外貿領域是抱着壯士斷腕的精神履行承諾的。第二階段是入世後過渡期內漸進地在關税和非關税方面履行承諾，這個時期全球化逐步深入，其重要性在於中國得到了入世效果的正向激勵，對外開放深入人心，對履行承諾是積極的。第三階段是中國對開放更加自信，在一些領域不僅履行承諾，還通過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等改革超越承諾，實現了更大程度的開放。
新京報：現在一些聲音認為中國沒有很好地履行入世承諾，對此你怎麼看？
徐晨：這其實是個“問題陷阱”。坦率地説，入世承諾對中國的意義早已經超越了承諾本身，對外開放、對內改革是中國堅定的發展之路。再者，履行入世承諾是否合格，要以世貿組織貿易政策審議的報告和結果為依據，以客觀事實為依據，用入世承諾一條一條對照。對於這些所謂的“批評”，要有底線思維和清醒的認識，要具備獨立思考和議題設置的能力，不能跟着走、接着講。
這種所謂的批評甚囂塵上有特殊原因。早在奧巴馬時期，西方學術界和官方就出現一種觀點，認為西方在對待中國入世的政策上失算了，他們又給自己找了個解釋，就是所謂的“承諾履行”。對此，我還是強調要有清醒的認識，這不僅是立場問題，而且是提醒我們不要犯無知和幼稚的錯誤，這是現在外部錯綜複雜環境的一個表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我國加速推進金融業領域開放，取消了銀行、證券、基金、信貸等金融領域的外資持股限制，並大幅放寬了外資機構准入的資質要求、業務範圍等，這是中國超額完成入世承諾的有力例證。
中國加入使WTO成功做大貿易全球化蛋糕
新京報：在你看來，中國加入WTO的20年裏，WTO對貿易全球化產生了什麼影響？
徐晨：無論在體制機制上還是規模效益上，WTO都為貿易全球化作出了決定性的積極貢獻。簡單説，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做大蛋糕；統一規則；以貿易實現發展，讓人們過上更好的生活。
新京報：入世20年來，WTO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發揮了哪些作用？
徐晨：具體來説，中國實現了勞動力要素的價值轉化，或者説用出口換取了財富，過去經常説出口是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同時，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真正建立了起來，完成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實現了經濟較高速度的健康增長。
特別重要的是，現在我們提出了雙循環，在外向型經濟發展到較高階段轉向雙循環，認識到國內經濟循環為主，內外循環相互促進，我認為也是WTO二十年來對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一個貢獻。
新京報：你認為中國為推動WTO作出了哪些重大貢獻？
徐晨：中國為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提供了非常好的樣本和經驗，同時，中國作為最大的貨物貿易國，一直堅定支持WTO，為WTO發展改革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而且，中國沒有讓WTO變成“富人俱樂部”。中國的加入使WTO成功地做大了貿易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蛋糕，是非常明顯的帕累託改進，就是大家的情況都變好了。某種意義上扭轉了長期以來國際貿易格局中發達國家剝削髮展中國家的規律，21世紀資本論很好地分析了這一點。
再回到剛才提到的雙循環，在新冠疫情衝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挑戰下，中國以良好的內循環促進國際外循環，是中國分享經濟發展紅利、打通國際貿易堵點、實現國內國際市場資源聯通的重大舉措。從這個意義上説，雙循環也是中國對以WTO 為核心的全球貿易體系的一大貢獻。
國際秩序不合理性是影響WTO發揮作用的最大障礙
新京報：近年來WTO面臨諸多挑戰，RCEP等區域貿易協定的蓬勃推進是否會讓WTO的作用弱化？
徐晨：實際上，區域貿易自由化和全球貿易自由化不矛盾，我們經常用“次優理論”來解釋。全球貿易自由化是個理想但漫長的過程，國際秩序的不合理性才是影響WTO發揮積極作用的最大障礙。作為次優解決方案，首先實現區域內的自由貿易是政策有限理性的選擇，WTO也是支持的。
這裏也需要指出，WTO有些機制確實存在缺陷，本身就屬於成本太高的公共選擇路徑。另外，近幾年國際經濟與金融趨勢動盪，發達國家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維興起也是主要原因。我認為，對WTO的質疑中，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的爭奪是深層次因素，區域貿易協定的蓬勃推進並不是真正原因。
另外，我們應該從頂層設計的邏輯來理解看待WTO和區域貿易協定的關係——都是旨在促進貿易和服務互聯互通，構建全球開放型經濟。在這樣的邏輯下，RCEP等協定與WTO並不矛盾，RCEP在商品和服務方面的准入水平超過了WTO協定，有資格加入RCEP的方面，可以發揮“優等生”的示範效應，再通過自身與全球其他地區的貿易傳導效應推廣良好實踐。
新京報：爭端解決上訴機構停擺被認為是WTO創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在你看來，目前WTO面臨哪些生存危機？主要原因是什麼？
徐晨：WTO的生存危機最主要的就是爭端解決機構和機制的困境。爭端解決機制是WTO的三大支柱之一。由於個別成員持續阻撓上訴機構的遴選，上訴機構成員數量不足，導致爭端解決機制難以正常運轉，説白了這就是搞破壞，我們都知道不能“因噎廢食”。
當然，爭端解決機制的政策目的也不能高估，多邊主義原則下的國際組織規則本來就有這樣的短板。至於主要原因，我覺得還是逆全球化思潮的興起，就是全球化使一些國家的“優越感”相對失去了，也就是“幸福的相對被剝奪”，然後政客利用這個來搞政治。
中國一定要在WTO中做國際公平正義秩序的維護者
新京報：近年來，關於WTO改革的呼聲很高，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徐晨：主要是機制，尤其是爭端解決機制和決策機制，其實這兩個都是很迫切的，另一個是議題適應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WTO的協商和決策機制有先天缺陷，之前每一個談判回合都耗時耗力，也就是“眾口難調”。
新京報：未來WTO是否會被取代？你認為中國應該在WTO及WTO改革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徐晨：WTO是“重生”還是被“邊緣化”，這取決於WTO自身如何應對以及國際上大國的支持，兩種可能都有。目前，WTO被取代的跡象還看不到。
我認為，中國一定要在WTO中做國際公平正義秩序的維護者、發展中國家聲音的代言人、改革的推動者、國際經濟新規則的貢獻者，與各方一道維護WTO的權威性和有效性，推進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鞏固全球貿易的基石。
新京報記者 陳琳
編輯 白爽 校對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