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許安拓
積極財政政策，是在特殊時期將着力點主要放在國內需求的財政政策，也是創新宏觀經濟調控方式的重要實踐。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今年赤字率擬按3.6%以上安排，財政赤字規模比去年增加1萬億元，同時發行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上述2萬億元全部轉給地方，建立特殊轉移支付機制，資金直達市縣基層、直接惠企利民。當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嚴峻複雜，我國發展面臨挑戰，財政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在疫情中起到的作用尤為關鍵，因此，要讓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有效發揮作用。
疫情對我國財政產生的影響
從短期來看，對財政支出的影響有數量和結構兩種，而從長期來看就是可預期的發展趨勢。
第一，短期內的財政投入迅速增加。截至2020年5月31日，全國各級財政共安排疫情防控資金1624億元。根據《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顯示，截至2020年5月31日24時，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3017例，累計治癒出院病例78307例，治癒率94.3%。此次疫情患者中重症患者人均治療費用超過15萬元，一些危重症患者治療費用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全部由國家承擔。並及時調整醫保政策，明確確診和疑似患者醫療保障政策，對確診和疑似患者實行“先救治，後結算”。對新冠肺炎患者（包括確診和疑似患者）發生的醫療費用，在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等按規定支付後，個人負擔部分由財政給予補助。異地就醫醫保支付的費用由就醫地醫保部門先行墊付。
第二，短期內的資金投向多元化趨勢明顯。從結構上來看，首先是綜合性的補助費用，包括撥付湖北等省綜合性財力補助、醫務人員工作補助、基礎投資補助資金、基礎公共衞生服務和防疫經費、用於疫苗研發、藥品物資儲備、疫情防控人員補助、醫療救治費用補助等；其次是醫療衞生、食品生產流通供應、能源和物資供應、道路運輸等方面的保障性支出，防疫設備和物資採購、政府儲備肉菜投放等；最後是隱性的費用投入，如針對防治疫情對一些行業、企業的税收、社保等優惠政策、疫情期間的税收減免、對於一線醫護人員的免税政策等。
第三，中長期財政支出將呈現階段性猛增的態勢。一方面，為了保障醫療物資供應和菜籃子基本供應而採取的政府財政兜底採購政策，要求企業生產的產品由政府負責收購，發揮政府儲備作用的同時，在社會生產能力約束範圍內，採購目錄內的物資產量會明顯增加，無形中形成中長期財政資金在短期內支出猛增的態勢；另一方面，即便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對公共衞生和防疫的各類猛增的階段性支出不但要持續到下半年或者更久，還要不斷增加公共醫療衞生的投入力度，如果再考慮財政支出的增長趨勢和穩定社會的作用，這對國家和地方財政而言都將是長期而嚴峻的考驗。
更大力度的積極財政政策意味着更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拉動效應
面對當前的經濟形勢，積極財政政策必須堅定不移地以擴大內需為主要目標，更加積極有為，讓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優勢得到更充分的發揮，將中國經濟更快地拉回到正常的增長軌道上來，維護經濟發展和社會大局穩定。
從短期來看，在制定當前防控政策時，重點要關注低收入羣體的生存與消費。由於防疫期間的特殊需要，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會相應加快。疫情防護時期的貨幣政策主要目標是深化改革、控制通脹。通脹率，尤其是涉及到老百姓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會相應上漲，此時必須要穩定通脹，控制金融可能的高杆槓。
從長期來看，要進一步放開利率，深化利率市場化和開放金融市場的改革，進一步穩定匯率，開放、激活資本市場，吸引外資流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要為國際金融體制的大變革做好充分的理論和操作推演的準備。
如何進一步促進經濟重新走上恢復性增長之路
首先，增加財政投入，加大財政赤字的使用力度。今年國家已經將赤字率提高到3.6%，發債總規模將超8.5萬億元，佔全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34%，如果再加上減税降費2.5萬億元，積極財政的使用力度更是將超過11萬億元的規模。這就為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提供了廣闊的發力空間。隨着社會生產生活逐步復甦，在這一時期，財政政策特別地要向產業方向傾斜，以保障經濟的穩步恢復。一是短期要以減免部分税費為手段，以助企業資金最大限度地應用到生產當中，特別要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減免力度；二是針對受疫情波及導致的產業結構失衡問題，財政投資應該立足於引導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得相關行業重拾信心從而展開新一輪的創新與發展，也可藉此機會實現結構的優化和調整；三是以政府投資帶動民間資本流向，對一批基礎設施實施精準投資，如公共衞生醫療設施，“鐵公基”等；四是立足於財政內部考量，嚴格財政監督，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和質量，要明確政府準備過幾年“苦日子”；五是加大債券的發行，尤其是國債，將赤字率提高到3%左右 ，進而更有效地利用我國高儲蓄進行投資。這裏要指出的是，一定要在通過未來增收償還赤字借債的方式來約束財政擴張衝動的前提下拉動經濟，這樣對長期穩定我國貨幣和經濟增長才有好處。
其次，提高財政支出的效率，優化財政支出的結構，實施寬鬆靈活的貨幣政策。適當降息降準，小幅放寬購房政策，擴大提供信貸支持，尤其是對中小企業到期的貸款要予以適當展期，同時要加強這些企業生產流動性融資的國家擔保。在強化監管的同時，加速開放資本市場，上市公司儘快全面實行註冊制。提高財政支出總量的同時一定要優化結構，以確保達到既定的“六穩”和“六保”目標。財政支出應重點放在擴大內需、拉動就業、企業紓困（尤其是中小企業）、保障民生這幾個方面，尤其是要更加嚴格地控制政府經常性經費的開支，原則上政府應“以收定支”來過“緊日子”，中央提出，今年本級支出安排負增長，其中非急需非剛性支出壓減50%以上。同時在財政收入下滑的艱難時期，依然要增加老百姓養老金和醫保的額度，如此才能真正達到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的效果。
再次，繼續加大減税降費的政策力度。2019年全年減税降費已達2.3萬億元，有力支持了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穩定發展。2020年我國還會進一步降低增值税率、企業養老保險費率，再加上其他降費措施，預計全年為企業新增減負將超過2.5萬億元。
最後，加大財政改革的力度。無論是積極財政政策還是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都是針對一定時期經濟狀況的一種調解措施。而要讓財政政策持續長久地發揮積極作用，圍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不斷深化財政體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要使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有效配合，恢復經濟正常增長。基於現實和未來發展考慮，當前應施行適當積極的財政政策特別要考慮可持續發展問題和長遠的影響。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控制債務風險、通貨膨脹以及鞏固扶貧成果、繼續優化經濟結構將是政策的核心。此時財政政策應考慮增收節支，如加速推廣全面績效預算的實施，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深化轉移支付體系的改革、適時推進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地方關係；優化投資結構，尤其是要將政府投資支持的重點放在構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上，如加速5G、AI、大數據、物聯網等項目，適度壓縮傳統基建規模，並通過規範經常性經費支出、進一步合併規範“四本預算”，加快建立全面規範透明、標準科學、約束有力的預算制度，提高國家和社會治理能力。
在2020年“十三五”的收官之年，我們要基本完成主要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建立地方事權與支出責任相匹配的財政體制，積極推進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完善預算支出標準體系，深入推進預算公開、透明的改革；穩步推進健全地方税體系改革，調整優化關税政策體系，大力推進税收立法工作，不斷優化進口税收政策體系，持續優化我國營商環境；推動多雙邊財經合作深入發展，主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變革。讓我們的財政政策不僅在處理疫情等特殊時期發揮積極的作用，更要在國家長期治理和國際競爭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