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宏觀經濟學家，
又是一位馳騁國際金融沙場的實戰家
他曾經一份工作分析報告助推中國獲得了50億美元投資
他曾在香港、新加坡、瑞士等地工作過20餘年
後回國定居
沒有選擇北京、上海、深圳
卻選擇了咱們重慶
本期訪談嘉賓——謝新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
重慶工商大學教授、博士導師
重慶市政府參事
重慶市歐美同學會副會長
談到經濟學家，
一般分為兩類：
一類是學院派出身，先學理論，再結合實際去研究經濟。
另一類則是從金融實戰中成長起來的，注重結合實際，上升到理論，再指導實踐。
10年前，
重慶工商大學聘請的歸國博士謝新，
則是二者兼備的經濟學家。
1
1982年，
武漢大學畢業後，
謝新分配在中南財經大學信息系任教，
在此期間，對經濟非常感興趣。
恰逢當時，
美國華裔經濟學家、國際著名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鄒至莊，
向國務院建議，
中國應該培養一批國際型頂尖經濟人才，
主張在全國高校教師隊伍中選拔。
國務院採納了建議。
1987年，
在眾多人才中脱穎而出的謝新，
被選上赴美哥倫比亞大學，
進行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
1992年，
為了更有利於研究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經濟，
謝新回到了國際資訊豐富的香港，
在香港中文大學一邊任教，
一邊着手亞洲國家宏觀經濟發展的研究與分析。
在此期間，
他在多家國際學術刊物發表。
2
1997年末，
亞洲金融風暴開始醖釀。
歐洲銀行對亞洲不太瞭解，
需要充實一些對亞洲經濟比較瞭解的人才。
1998年，
專門研究亞洲宏觀經濟的謝新博士，
被推薦到瑞士銀行工作，
負責東南亞國家的宏觀經濟研究及投資報告。
謝新博士的分析不再是紙上談兵，
而是真槍實彈地實戰，並要檢驗結果了。
謝新給筆者聊到兩個實戰故事——
大約2000年左右，
亞洲金融風暴已愈演愈烈。
廣東一家信託銀行遭遇破產，
影響甚大，金融界十分緊張。
怎麼辦？
瑞士銀行要不要繼續給中國投資？
據謝新博士介紹，
在國外一流銀行，投資與風險評級是硬性掛鈎的，
一旦評級沒有達到投資級，
銀行的投資馬上就會撤回，下一步就收縮投資。
當時中國的投資風險評級剛好在投資級之上，
如果降級，
就成為高風險的非投資主權評級。
大家完全可以想象，
位於世界前五的瑞士銀行如果不投資，
會形成怎樣的骨牌效應呀？
瑞士銀行就是風向標，
整個涉及到跟投的資金上千億級！
如果中國評級被降級，
那對正在快速發展中的我們國家來説，
那將是重重一擊！
要不要給中國降級？
瑞士銀行絕大部分同事態度是：降低評級。
而有負責東亞主權評級工作的謝新説：“No.”
會議上，
領導層嚴肅發問：
“會不會因為你是中國人，就做出這樣的判斷？”
面對着巨大的質疑壓力，
謝新遞上一份分析報告，
堅持道：“我沒有帶個人感情，只是自己專業判斷。這是我寫的分析報告，從中國宏觀發展態勢來看，國家不為企業提供隱性擔保有利於提升宏觀經濟穩定性，結論是：對中國不應該降級。”
因那份報告，瑞士銀行最終沒有降低中國的投資評級，
緊接着，瑞士銀行保留了對中國50億美金的投資額度。
瑞士銀行的決定，
無疑對穩定當時金融市場，對中國的投資情緒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另一個故事是關於中國建設銀行的。
2001年初，
謝新受聘於新加坡美國銀行，
依然從事整個亞洲地區宏觀經濟的研究。
那時候中國的銀行，
相當於一個會計事務所，
沒有做貸款業務，
也沒有能力評估貸款，
缺乏商業銀行運營的經驗和能力。
當時美國銀行項目部想購買中國建設銀行股份，
但是美國銀行領導層不同意，
覺得風險太高。
兩方相持不下，
最後由謝新提供主權風險的評估報告，
是否可以購買。
謝新根據中國宏觀發展勢作出報告結論：
可以投資購買。
並與紐約總部風控部的負責人進行了電話溝通，
紐約的風險控制部負責人接納了風險可控的結論，
説服了領導層，
解除了決策層的後顧之憂。
最後美國銀行決定投資中國建設銀行。
後來，
中國建設銀行因為獲得投資，發展越來越好。
美國銀行，也跟着大賺了一筆。
這是一筆雙贏的交易。
這就是謝新的工作。
他的判斷“是”與“否”，直接影響着一個企業、一個行業甚至一個國家的發展。
他就是從院派走出來實戰的經濟學家。
3
2009年，
馳騁於國際金融沙場20多年的謝新，
放棄了在新加坡美國銀行的優越工作，
選擇定居我們美麗的山城重慶。
“為什麼想到來重慶呀？”筆者問道。
謝新淡淡一笑道：“不是流行着一句話麼？如果你錯過深圳，不能再錯過重慶。西部大開發，重慶發展指日可待呀！我希望能參與到重慶經濟建設發展中來。”
2011年11月，
謝新加入重慶市民盟，成為一名盟員。
在任教之餘，他大力發揮自己專業知識，對國家及重慶經濟發展，高屋建瓴，建言獻策。
大家都知道，
2018年底，中美貿易戰爆發。
當時從媒體報道及官方談判立場，謝新發現存在幾個誤區：
第一個誤解是：認為中國的市場保護程度遠高於美國。這個觀點使部分人認為，既使美方以勢壓人，也是事出有因，中方受點委屈也應接受美方要求，減少貿易保護主義。
（而事實上：各種數據證明，中國已經實現了高水平的貿易開放。美國以中國不夠開放為由，發動貿易戰，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第二個誤解是：認為美方是國際貿易規則的模範遵守者，而中國則仍在諸多政策上未能與國際貿易規則接軌。由此錯誤地認為美方所提出的要求是基於國際貿易規則的合理訴求。
（而事實上：數據證明，美國根本不是規則的模範遵守者，相反，是其他國家認為違規最多的國家。）
第三個誤解是：認為中國的2025計劃等產業促進政策，違背了公認的市場經濟遊戲規則，美方對此的指責，符合國際社會在國際貿易談判中形成的共識。由此錯誤地認為，中方的堅持是過度強調了國際貿易政策中的國家主權，忽視了在互惠原則下的通行規則。
（事實上：WTO並未限制各國實施產業促進政策，經濟學界也不存在反對產業促進政策的共識，世界銀行對產業促進政策原則上也是支持態度。WTO限制的是直接影響國際貿易的產業促進政策，只要不與國際貿易掛鈎，產業促進政策並不違反國際貿易規則）
這些錯誤的輿論，在一定程度上會使美方談判代表的態度更加強硬。
如果能消除這些誤解，則有利於我國獲得更多的輿論支持，在中美談判中掌握更多的主動權。
對此，謝新博士及時向中央遞交了《關於中美貿易戰中加強宣傳三個關鍵事實的建議》。隨後，謝新欣慰的看到，就以上問題，媒體在宣傳報道上做了相應的方向調整。
4
目前經濟形勢不容樂觀，作為企業，該如何應對？作為個人，到底該如何對待投資和消費呢？
筆者向謝新博士問了兩個很實在的問題。
謝新認為：
在規劃企業或職業發展方面有三個要點值得重視。
一是與趨勢為友。個人和企業是經濟技術變革大浪中的一粒沙子，逆流而上的可能性很小。
二是技術發展所形成的供給能力，需要與需求的發展趨勢相結合，才能產生不斷擴展的社會經濟價值。
三是技術是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發展的，特別是在一項技術的早期發展階段。
基於上訴三個要點，我們都應積極學習和擁抱大數據、智能化和萬物互聯，但在融合應用時應理性思考，避免盲目。各行各業所積累的行業知識，和對需求的細度瞭解與技術發展相結合，是萬物智能的必由之路，我們都需要，也都有機會與新技術融合發展。但是在擁抱新技術的過程中，不能盲目，避免被早期的泡沫傷害，成為試錯的犧牲品。
在投資方面，謝新博士認為：
客觀看待我國目前的發展現狀，總體發展水平還不高，但是發展潛力仍然巨大。因此短期看股市面臨多重風險，長期看，回報前景值得期待。
目前中國股市的積極面有三個。
兩個長期積極因素：
一是供給側改革已取得顯著成效，營商環境顯著改善；
二是金融市場監管質量有所提升，改革方向比較明確。
一個短期積極因素是：市場的泡沫已經擠掉，甚至可能存在已經下調過度的可能。
同時也存在四大不利因素：
一是金融市場監管改革仍有許多工作要做，監管質量提升過程需要時間；
二是全球經濟週期處於下行階段；
三是中美貿易戰的前景仍不完全明朗；
四是高槓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融貨幣政策的空間。
對於一般投資者，目前的市場風險仍大，不宜過多投入。
有風險承受能力的投資者，可選擇能夠部分規避上述風險的標的進行適量投資，當上述風險和不確定性逐步降低之後，逐步增加投資額度。
除非投資者有獨到專業的技術分析能力，沒有必要過多關注每天的股市波動，投資個股風險比較大，以長期投資為主投資指數基金比較明智。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投資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專長進行判斷，投資前景看好的因子基金。
使用內部消息可在個股投資上獲得高回報，但是這是違規的。
最後，投資被動指數基金或規則明確的因子基金比投資主動管理的基金更明智。一是因為後者費用更高，而平均表現並無優勢。二是股市上升期通常前者跑贏後者。而向前看，股市上行的空間大於下行的空間。
最後謝新博士説道，投資的風險和回報總是同時存在，大家投資要謹慎，根據自己的風險能力決定投資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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