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多月前，郭剛堂找到了被拐賣了24年的兒子郭振（又名郭新振）。
在此之前，他從來沒有放棄對孩子的尋找。數十個省份，騎行50多萬公里，報廢10輛摩托車……以郭剛堂的故事為原型，被拍成電影《失孤》，由劉德華主演。
然而《失孤》的故事並沒有如期待中完美結局，已經成年的郭振選擇繼續和養父母家裏生活。
對於郭振的選擇，郭剛堂説他理解並且支持，“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孩子能好。”
找回孩子，郭剛堂有了笑臉
保護郭振
時隔24年，郭剛堂見到了兒子郭振。
這個男人26歲了。他不記得2歲以前的事，從沒想過自己曾是被拐兒童。
他出生在山東，如今説一口流利的河南話。郭剛堂仔細的從兒子身上尋找着血緣的印記，包括小時候左腳拇指上燙傷的那粒傷疤，“一看就是我兒子，但是比我帥多了。”
在公安機關舉行的認親儀式上，已經頭髮花白的郭剛堂一隻手緊緊抱住已經比自己高出半個頭的郭振，一隻手去抹眼淚——人在最激動的時候，會哽咽到説不出話。
在眾多鏡頭的簇擁下，郭振的背明顯僵直着，他不知道手應該放在哪裏——眼前的父親，如此陌生。周圍的人甚至是民警都濕潤了眼眶，所有人都希望他能緊緊擁抱眼前的父母，然後流下久別重逢的眼淚——但是他沒有。
在郭剛堂後續的採訪中，他澄清説郭振不是沒有哭，當時他正在低聲安撫自己，“爸媽，我這不是回來了嗎？”只是當時話筒收聲不好，眾人都沒聽見這一句。
按照相關規定，被拐兒童成年後的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力，郭振選擇了回到自己的養父母家。
他已經讀完大學，職業是一名老師，即便是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也難以割捨早已經熟悉的一切。
郭剛堂説，孩子找到後，自己也有傾訴的慾望，想要敲鑼打鼓的告訴全世界，自己的孩子找到了。但是平靜下來後，自己在想到底哪種方式才是真正的對孩子好——郭振和其養父母之間有24年的情感牽絆，這些既無法否認，也不能抹去。
“郭振被拐找到後選擇重新回到養父母身邊”的消息一出，輿論瞬間引爆了全網。很多人都在網上指責郭振的選擇，希望他能夠回到親生父母身邊，因為親生父母找了他24年，這樣的選擇，既無公平可言，也是對父母的二次傷害。尤其是父親郭剛堂，單騎走天涯尋子的漫漫長路，更是幾經生死。
網上的各種評論像駭浪一樣湧來，甚至有“網紅”跑到疑似郭振養父母家去直播，形勢愈演愈烈的時候，郭剛堂再次擋在了孩子的前方。
“我支持郭振的選擇。”郭剛堂説，如果自己非要逼着孩子做選擇，那受傷害的就是孩子，“就算是孩子選擇我們，也會有人説他不報養恩。”作為父親，郭剛堂在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去保護郭振，不讓他陷入到兩難的境地，“整個事情最大的受害者是孩子，如果我非要來我身邊，他會受到二次傷害。”
郭剛堂在尋子的路上（資料圖）
為了保護郭振，在公開表達了對郭振選擇的支持，並且表示同郭振養父母“像親戚一樣走動”後，郭剛堂“消失”了。他幾乎不在公開場合露面，拒絕了一切媒體的採訪，同時小心地保護着郭振的一切私人信息，包括照片、工作單位乃至他養父母的家庭信息等，他用沉默，等待熱度的消失。
郭剛堂的拒不發聲，讓圍繞郭振的一切都顯得撲朔迷離。對於他的養父母家、工作地點甚至婚配情況等都流傳着幾個不同的版本。記者求證的時候，郭剛堂頗有點得意，“説明咱把孩子保護的不錯，讓人找不着。”
父與子
郭剛堂在重新學習做一位父親。
除了郭振，他還有兩個孩子，雖然常年奔波在為他們找哥哥的路上，但父親給孩子的愛從來沒有缺席。每次從外面回來，郭剛堂都會給兩個孩子講點外面的新鮮事，講講自己的所見所聞——在兩個孩子的心裏，爸爸去外面找哥哥了，但是爸爸會回來，回來會帶來禮物和故事，爸爸是很厲害的人。
但是給郭振做父親，郭剛堂顯得有些小心翼翼，像一個初為人父的新手爸爸一樣，探索着和兒子相處方式。
在郭振丟失的時候，只有兩歲，胳膊跟藕節一樣，小胳膊小腿肉嘟嘟的；被找到時，他的個頭已經高過父親半頭，是個26歲的青年男子。彼此之間空白的24年，不僅僅是代溝的差距，裏面有太多的眼淚、磨難以及血肉親情和養育恩情之間無法言説的拉扯和牽絆。
認親現場的郭剛堂夫婦和郭振（資料圖）
郭振是一名教師，郭剛堂平時幾乎不會給他主動打電話，只是從微信上聯繫。父子之間形成了默契，他們在聊天中會刻意跳過中間那些年。為了找到郭振，郭剛堂在外面乞討、捱打，吃遍了人世間的千般苦，他從來不説；郭振的成長經歷，他在另一個家庭裏遇到什麼，成長的困惑如何消解，郭剛堂也從來不問。雙方聊天，都在小心翼翼的避開敏感話題。
“這一個月以來，我們基本都是在微信上聊點新聞，聊點工作，我們談以後，不談過去。”郭振找回來了，郭剛堂不想讓這些記憶碎片變成玻璃碴，紮在他的心上。他不想讓孩子背上道德的枷鎖。命運給的痛，由他一個人承受就可以了。
他在試圖營造一種輕鬆愉悦的氛圍，讓老父親和已經成年的兒子都輕鬆的氛圍——從朋友做起。談談時政，聊聊未來，説説工作上的開心和煩惱。
半個呱噠
很多人對郭剛堂如此“大度”的選擇並不認同，一路見證了郭剛堂經歷的痛苦，親戚朋友們都勸郭剛堂要把孩子帶回來。
在採訪的時候，小區裏一位大爺遠遠地就給郭剛堂招手：“你得把孩子帶回來啊！這咱自己的孩子！你帶回來啊！”
孩子媽媽張文革會想孩子，總是想着能多看看郭振，想跟孩子生活在一起。説起這個問題的時候，郭剛堂短暫的沉默了一下，“那她也得忍着。”
他怕郭振會覺得有壓力，哪怕這種壓力純粹發源於愛。
在採訪的時候，他小心地避開記者詢問的一切有關郭振的細節，尤其是雙方相處的細節，“我不想打破現在的平衡。”
郭剛堂尋子路上（資料圖）
郭振在河南，郭剛堂在山東，這不遠不近的距離，反而可以維持着微妙的平衡。談及認親後的走動，郭剛堂並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近日河南洪災和疫情的原因，也讓兩地的往來交通不方便。
“孩子人在哪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心在一起。”郭剛堂心裏清楚，24年的分別，讓雙方不可能沒有一點隔閡，“日久見人心，總有一天會走到心裏去。”
只是，當被人販子改變得四分五裂的家庭重新歸位，就算每個人都在努力癒合大大小小的創口，缺失的24年還是橫亙在這個家庭中間，像一道隱秘的傷痕。
生活的瑣碎裏經常無意顯露出令人傷感的小細節。郭振生活在河南，愛吃麪，郭剛堂家在山東聊城。雖然都是北方，但聊城是運河古都，和中原大地的口味、菜品相差甚遠。認親的當天宴席上有一盤聊城的名吃呱嗒，這是一種煎炸的當地小吃，郭振當時吃了半塊。這個細節，讓郭剛堂高興了很久，“這是家鄉的味道。”
“你怨恨嗎？”
郭剛堂尋子用的摩托車，靜靜躺在地下室裏，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這是郭剛堂尋子騎的第十輛。尋子的時候，郭剛堂就把印着孩子照片的旗插在摩托車後面，行程逾50萬公里，走遍了除新疆和西藏外的所有省份。
完成使命的摩托車
電影裏，劉德華説，“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覺我是個父親。”這基本是郭剛堂對導演彭三源説的原話。
路上的艱辛，只有郭剛堂自己能夠體會。他遇到過交通事故摔斷過肋骨，碰到過攔路搶劫，還遭遇過泥石流。在騎行深圳的路上，1萬5千多公里的行程中，郭剛堂見到了100多起車禍，12個人在他的眼前死掉，其中6個都是騎摩托車，“老天沒讓我死在路上，已經算對我不薄”。
在兒子走失前，郭剛堂在當地是殷實之家。為了找兒子，不到一個月就傾家蕩產。尋子路上的開銷靠沿途出售家鄉的手工葫蘆為生。如果沒錢了，就回家打短工，打完工再上路。最窘困的時候，他手裏只有一毛五分錢，只能要飯吃。
為了省錢，住過墓地，睡過橋洞，和流浪漢搶睡覺的地方。有一次，騎到大別山碰到大風大雨，山路的一側就是懸崖，郭剛堂連人帶車卡在了水泥樁上，看着一側的懸崖，郭剛堂覺得跳下去把一切了結也挺好，但這時候，歪斜的摩托車後座上的旗子還在風雨裏飄着，發着啪啪的聲響。
他幻聽了，那聲響像是郭振在説，“爸爸別難過，我一直陪着你呢。”
九死一生，這只是漫漫尋子路上的一個瞬間。“你怨恨嗎？”記者問。家庭破碎、風雨奔波、雙鬢染霜，24年的親情是一片空白。
“原來的時候會有怨，會有恨。”郭剛堂説，“但我們得看以後。我已經過了24年的苦痛的日子，難道我以後還要過嗎？我的意願就是修復血濃於水的親情。”
急不得
郭剛堂在自己能做的最大範圍內給孩子自由度和選擇權，但他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大方”，會在某些細節上進行堅持：找回來的郭振也沒有去派出所正式改名字，郭剛堂沒有對孩子提任何要求，但始終堅持叫孩子“郭振”，雖然孩子對這個名字並不熟悉。
一個月的時間裏，郭剛堂基本知道了孩子的愛吃什麼，喜歡什麼，郭振也開始慢慢地瞭解着親生父母，自己的原生家庭。這一切都朝向着好的地方發展。
父子之間，在一點點的互相打量、試探中，慢慢感受和靠近對方。
郭剛堂説，這個過程，“急不得”。能夠做到“急不得”，一方面是24年的時間長度裏已經磨平了郭剛堂的一切稜角，另一方面，在找孩子的過程中，他見過了太多的眼淚和破碎。
在某種意義上，尋親這件事更像在和命運賭博，成功找到已經不容易了，能迴歸家庭更難。在找孩子的過程中，郭剛堂主辦了天涯尋親志願者協會，在找郭振的同時，也為更多的人找丟失的孩子。
在這個過程中，他見到了太多不盡人意的案例：有對夫婦丟失孩子後，找了十多年遍尋無果，丈夫頂受不住壓力跳樓死了，結果孩子在30多歲的時候找回了，面對他的是一個破碎的家庭；有的因為找孩子的事產生分歧和配偶離異了，兩個人的壓力留給了一個人繼續去找……
就算是比較幸運的找回了孩子，更多的考驗還在後面：被拐走的孩子常常狀況百出，一個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着諸多不確定性，有些孩子殘了、病了；還有些孩子在養家沒有得到好的教育引導，走上了歪路。
地下室很多東西，都跟尋子有關
就算足夠幸運，避開以上種種，依然隔着時間、地域、缺位的親情，即便是孩子找到了，真正能和親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不多。從某種程度上説，郭剛堂算是“幸運”的：重新見面時，郭振健康，讀過大學，是個彬彬有禮的好小夥，而且自己的家也在。
“人得往前看。”地下室裏，還散落着一些尋子時用的孩子照片，郭剛堂把這些收拾起來，關掉燈，鎖上門，“沒有任何隔閡是一種奢望，相處需要時間，我們都在努力。”
關機的自由
生活在向好發展。首先就是體現在郭剛堂夫妻倆身上。
記者見到郭剛堂那天，他穿了一件淺藍色的襯衣，西服褲子，還有一雙簇新的皮鞋。這是他跟孩子媽張文革一起去鎮上服裝店買的，“挺大的服裝店，這身加起來得300多塊錢。”在此之前，他已經很多年沒有買過、穿過這麼“正正經經”的新衣服。
孩子媽媽張文革也變了，她一直飽受肩疼的困擾，但是從來不捨得去醫院看，怕花錢。這次她主動提出來要去醫院看病，“以後兒子成了家，得給兒子看孩子。”
郭剛堂帶着她，醫生給紮了幾針，原本疼的抬不起來的胳膊很快就覺得好轉，“就花了167塊錢。為了這點錢，她就這麼忍着疼不説，疼了這麼多年。”説起這個，郭剛堂覺得愧對妻子，為了找孩子，夫妻倆這麼多年來一直過着近乎自虐式的生活。現在兒子找到了，妻子終於肯給自己身上花錢了。
這個揹包在尋子時護在胸前
夫妻倆的聊天也變了。以前郭剛堂尋子無果回家後，夫妻倆之間縱有千言萬語，也被大段的沉默代替。因為不管説什麼話題，最終都會發展到郭振身上。郭振的丟失是倆人最大的痛，不去提，痛得很，去提，就是揭開傷疤。
“現在我們倆遛彎，能聊點別的了。就算是又説到了郭振，也沒那麼沉重了。”郭剛堂説，終於可以卸下包袱，聊點家長裏短的話題了。
尋回郭振後，郭剛堂終於有了“關機的自由。”以前怕漏掉郭振的線索，電話從來不敢關機，但是隨着自己“出名”，每天都會接到各種各樣的電話：除了讓他幫忙找孩子的，還有讓他找牛的、打官司的、安慰的、傾訴的，還有很多是罵人的。郭剛堂現在終於可以關機了，“這是找回郭振後我覺得最幸福的事。”
只是午夜夢迴的時候，郭剛堂總是忍不住去琢磨：哪個孩子的眼睛像郭振，哪個孩子的耳朵有點像……像是一種應激反應，閉上眼就想，改不過來。
不過，新的生活正在規劃中。郭剛堂喜歡開車，他腦子挺活，已經看好了一個運輸項目，準備開幹，“老郭的任務很艱鉅，還得給兒子娶媳婦、看孩子呢。”
因為劉德華電影的轟動，之前有多家直播公司找到他，想要“包裝他當網紅”，價格從40多萬一路開到了近200萬，都讓郭剛堂拒絕了，“男人要靠着自己的雙手養家餬口，不弄那些東西。”他説，自己有點大男子主義，覺得靠着雙手養家餬口是男人的本分。而且作為天涯尋親志願者協會的會長，一旦自己被利益綁定，一言一行都不由自主，怎麼再去幫別人找孩子？
停不下來
他太懂孩子丟失的痛了。自己的孩子找到了，還有很多的孩子沒找到，他不忍心停下。
“我這幾年一直在找人開發一個尋親程序，就是把所有失蹤人口的信息尤其是特徵都放上去，只要用人像、關鍵詞對比，就能找出相關的人。”郭剛堂掏出手機，給記者演示上面的信息，打開小程序“天涯尋親”，輸入“傷疤”關鍵詞，包括郭振2歲照片在內，出現在失蹤兒童一欄。
“一個老郭能有多大的力量，就是累死我我也沒有多大的本事，我就是個普通人。”郭剛堂説，現在他的微信、抖音每天還收到大量的信息，根本看不過來，“等這個軟件上線，大家就能通過這上面找到很多關鍵線索和信息。”此次郭振被找到，也是技術進步的結果，否則靠郭剛堂騎摩托車單槍匹馬的去尋找，依然是大海撈針，不知道何時才能親人相見。
尋子的過程中郭剛堂也在幫別人尋親
“尋親時一個特別大的阻礙就是地方保護主義。買家不會主動的説孩子信息，他的親屬鄰居就算是想説也不敢。孩子有時候想找父母，但是記不清信息，礙於各種原因也不好公開去找。但是如果能通過這個程序查詢，那一切就能私下裏進行。”郭剛堂説，這個程序的種種功能，針對的都是自己尋子幾十年得出的痛點，“這個程序很多開發都是人家技術公司公益給做的，我一共就往裏頭投了幾萬塊錢。沒辦法，誰讓老郭不是個有錢人呢。”
郭剛堂計劃着，等疫情形勢緩和一點，自己就去北京再找一趟技術公司，把這個軟件完善後正式推出，等一些都步入正軌，自己就從天涯尋親協會會長的位子上退出，把這個尋親的軟件捐出去，讓國家相關部門來接管運營。
“到時候老郭也過過正常的日子。”郭剛堂計劃了三件事：騎着摩托車玩，陪着愛人出門旅遊，幫兒子看孩子，“以後就過這樣的日子。”
來源：齊魯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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