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集體觀影。 受訪者供圖
宋坤儒擁抱周繼成。 受訪者供圖
宋坤儒採訪任紅舉。 受訪者供圖
宋坤儒和老兵合影。 受訪者供圖
宋坤儒自己也沒想到，他一個拍慣了酒瓶、豪車的廣告導演，會拍一個註定賠錢的紀錄片。
最初他踏進四川榮軍院，只是拍一個公益廣告，儘快完成工作。一名抗美援朝老兵站得最直、軍裝上掛滿獎章，宋坤儒拍攝完才發現，他的腿是假腿。當宋坤儒跟着老人走進40多平方米的家，發現牆上掛着一張被摺疊的合照，戰友被他折了過去，一隻手卻搭在他的肩上。他的戰友犧牲在了朝鮮。
“如果是我，要麼撕兩半，要麼乾脆不掛，我從沒見過這種把照片折過去。是紀念，也是逃避心中的傷痛。”他很好奇。起初，他只是業餘聽故事，很少發問，老人慢慢説，他就慢慢聽。但當素材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他發現很多故事連家屬都不知道，老兵對他打開話匣子，“有種託付終生的感覺”。
他感到“驚慌”，“稀裏糊塗就知道了這麼多人的秘密”。在朋友眼中，這位留着山羊鬍子、“沒心沒肺”的中年男人，連着四年不掙錢，跑到全國各地的幹休所、療養院，坐在石階上、病牀前，“把自己當孫子”，耐心地把老人們折起的記憶展開、撫平，攤到大銀幕上。
這些老兵年紀最小的86歲、年紀最大的98歲。很多人逐漸喪失了記憶，但從未離開戰場。有人會躲在草叢裏“執行任務”，有人會在深夜抱着氧氣瓶哭泣，有人已經忘記自己的名字，卻搖着輪椅，拉宋坤儒到衣櫃前，從抽屜裏拿出一個盒子，盒子裏掏出手絹，手絹裹着戰爭留下的徽章和老照片。
一位老人説，“你來得正是好時候，你要是再晚來幾天，我可能就沒有了”。影片結尾，她的名字真的加了框。
他給影片取名《1950他們正年輕》，希望這些老兵的講述能“戳到”當下年輕人。
“戰爭結束以後，我還存不存在？”
在宋坤儒的鏡頭裏，有的老人侃侃而談，有的老人選擇沉默。90歲的王貫三曾是一名醫療員，面對鏡頭，他的嘴緩慢地張開又合上，長達10秒的沉默被保留到了影片裏。
但講到自己的職責時，老人突然激動起來。他想起自己會趴在傷員身上擋子彈，“我趴他身上能擋住機關炮嗎？擋不住的！但是對他們的一個安慰嘛！”
老人們的狀態時好時壞，每天記起的東西也不一樣，有時會只圍繞一件事兒打轉，就像硬盤掃描時停在某個扇區，怎麼也出不來。
92歲的王素謙當時是一個“長得像周冬雨”的瘦小女孩，為了保護機密文件，曾經抱着文件從三樓跳下來，立了功。但在鏡頭前，她卻怎麼也想不起來這事兒，連進朝鮮的時間都忘了。
在女兒眼中，劉素謙很少講戰場上的事。從戰場下來後，她就變身“女強人”，幹過黨委委員、工會主席、科長，就連上山下鄉時期也是知青的帶隊指導員，“淨替別人考慮了”。
去年5月，老人去世了。在生命最後的時光，她像回到年輕的時候，不敢看鏡子，半夜驚醒，褲腰帶一紮就想出門，嘴裏唸叨“部隊要出發了”。
對大部分老兵來説，宋坤儒是第一次採訪他們的人。70多年過去，他們身上抗美援朝的痕跡已經很難看出，獎章在孩子們的擺弄中丟了，老照片也被塵封在抽屜深處，劉素謙説，“照片留給我沒有用，我還能活幾年啊，早晚給撕了。”
這段他們成為丈夫/妻子、父親/母親、爺爺/奶奶前的故事，能見證的人幾乎都不在了。
文藝兵任紅舉和戰友的照片裏，4個小孩堆着笑臉，嘴咧到耳根。那時他17歲，像個小猴子一樣好動。當時是在一個廟裏宣佈入朝名單，他跳上點名的人身後的條案，當聽到自己的名字，“興奮地幾乎癱在條几上”。
在鏡頭前，89歲的他像個孩子一樣揮舞着雙手，像是回到了17歲。觀眾形容，“少年感溢出屏幕”。
這是多數人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出國。一列火車從漆黑的隧道穿出，隧道外，雪瘋狂地落，堆滿山頭。
“是雪也是灰燼”，畫面上飄過彈幕。
一個美國兵曾在回憶錄裏描寫朝鮮戰場的兇險：“這裏層巒疊嶂，狂風怒吼，温度一直在下降，唯一可以預見的是，明天會比今天更冷，這不禁會讓你懷念昨天。”
1950年的朝鮮，冬天出奇地冷，嚴寒能凍裂偵察機的擋風玻璃，在士兵站崗時凍掉他們的耳朵和腳趾。10月，很多志願軍穿着單衣和膠鞋踏上異國他鄉的土地，開啓連續18天、一天100多公里的行軍。
一位老兵在接受宋坤儒的採訪時説，他們不怕餓、不怕打仗，就是想睡覺。曾經有一支隊伍困得在走路時都睡着了，全隊人摔下了懸崖。睡眠是奢侈品，在戰壕裏，睡覺也有講究。炮兵要在炮座旁邊挖一個洞，頭朝裏、腳朝外，方便隨時腳一蹬就上炮，“8秒鐘要打響炮”。
士兵們把年輕的身體全押在戰爭上。因為時間不夠，為了搶修橋樑，工兵灌一口酒就往水裏鑽，腿都泡爛了。不少人從入朝後就沒換過衣服，加厚的棉鞋一個排就一雙，誰站崗誰穿。
一位文藝兵舉着斷臂在鏡頭前講，有次朝鮮剛下過雪，大地一片白茫茫，為了隱蔽，隊長要求戰士們把大衣白裏子朝外舉起來。“我想要當手風琴演奏家，一隻手指頭都不能打斷。”他擔心自己的手，想把手護到胸前，在移動時，炮彈打下來，奪去了他的右手。
在防空洞裏躲避轟炸，或者一動不動趴在雪地上執行任務時，他們也會閒聊，“戰爭結束以後，我還存不存在？”
“好像是死之前要把他這一生做的最有意義、有價值的事，告訴一個陌生人。”
70多年後，年輕觀眾們走進電影院，就像是眼睜睜看着同齡人走上戰場。28歲的紅豆看到有一幕，眼淚“繃不住了”：一列火車拖着長煙從鴨綠江上駛過，一個年輕人坐在車頂，抱着槍，望向江面。
“如果是我，如果火車有窗户，我一定也想探出頭來。”
紅豆的姥爺也是抗美援朝老兵，88歲，話少。姥爺很少提戰場上的事，但電視裏有關抗美援朝時期的武器只出現兩三秒，姥爺也能知道是什麼型號。小時候她參加朗誦比賽，讀《誰是最可愛的人》，姥爺搖搖頭，“你這情感不夠”。
看完片子，她才意識到自己讀課文的感情是空白的，“我們的尊敬是抽象的，不是具體的。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們經歷了什麼。”
宋坤儒的闖入，讓老兵家屬們看到了老人隱藏起來的一面。宋坤儒採訪老兵薛英傑時，楊歐坐在顯示器旁，第一次見到姥爺流淚。
採訪是在療養院進行的，薛英傑在房間裏種了不少風信子，風一吹就一屋子香味兒。在楊歐眼裏，姥爺薛英傑是“老頑童”，“心裏沒有痛苦”。他喜歡坐火車，喜歡養花和各種小動物，總是笑眯眯的，生氣不超過10分鐘。
關於戰場，薛英傑只講有趣的事，比如轟炸過後河裏漂的全是大魚，他們組團下河撈，拿去和朝鮮村民換吃的。或者講自己在戰場上第一次喝伏特加，喝得太猛，暈了好幾天。“感覺他不像一個當兵的，他就像一箇中國農民跑到了朝鮮，然後去跟人家農民聊天。”
全家人都知道薛英傑喜歡全國各地跑，下車才給家裏説。他們家在邯鄲，但老爺子喜歡去東北，還偷偷在東北買了一所房子。家人知道後，覺得他是胡鬧，強迫着他賣了。直到看到宋坤儒的採訪，才知道老爺子是去看望戰友的家屬。
那是他關係最好的戰友，死在他懷裏，被他親手埋在朝鮮的河道里。那天他們吵架，戰友一屁股把薛英傑拱到裏面，坐到了最外面。那原來是薛英傑的位置，結果天上一梭子彈下來，“他替我捱了槍”。
戰友曾經對薛英傑説，如果薛英傑死了，他會給薛英傑家裏寫信，給他立個石碑，用棺材埋了。薛英傑打破了他的幻象，“辦不到的事情別瞎冒泡，在朝鮮你找不到一塊完整的石頭。別説棺材了，最多兩個麻袋一頭套一個，找塊木頭，平的那面，鋼筆寫一寫，立到墳前。”
沒想到一語成讖，戰友的屍體就是裹着麻袋埋的。直到現在，他還一直惦記着戰友的遺骸，“我給這活着呢，晃晃蕩蕩的，可我戰友還在那兒啊！”胸前勳章跟着老人身體顫動，撞得叮噹響。
在影片裏，薛英傑的眼睛從始至終都濕漉漉的。説到自己救治過的傷員他流淚，説到他在烈士陵園找不到戰友的名字，他也流淚。而前幾年自己女兒中風，他沒掉一滴眼淚。
楊歐在採訪結束後要來了視頻，坐在電腦前哭了好久。當她打電話給母親，才發現母親對姥爺在鏡頭前説的事兒一無所知。
宋坤儒給每位老兵的家人送了一個硬盤，裏面是訪談這些老兵的完整視頻。
説出來，對活着的人也是種解脱，薛英傑説，“我不願意想過去，一想我控制不了”。不少老兵在宋坤儒走後，“心底的盒子被打開了”，連着一週血壓升高，睡不着覺。
宋坤儒內疚，不敢再去，但總有老人惦記着，打電話過來，説上次哪個地方講得不對，要再講一遍。他跑過去，結果老人又是從6歲開始講，兩三個小時，還是相同的內容。
採訪結束第二天，薛英傑坐着電動輪椅，穿着宋坤儒給他買的新衣服，雄赳赳氣昂昂地從療養院跑出去，交警擔心他迷路，老爺子一臉興奮地告訴交警，自己被採訪了，想去照相館拍張照。之後幾天，薛英傑總是忘記宋坤儒來過，每天都以為今天是採訪。
薛英傑去年4月去世，那張照相館拍的照片就是薛英傑的遺照。
宋坤儒也是把老兵們的話當作遺言來聽，很少提問，多是傾聽，“那種感覺，好像是死之前要把他這一生做的最有意義、有價值的事，告訴一個陌生人。”
“從朝鮮回來，每天都是賺的”
宋坤儒在四川榮軍院採訪，看着傷殘老兵一人一個輪椅，圍在大榕樹下聊天、吵嘴，腦子裏冒出疑問，“他們在戰場上不害怕嗎？”
“不能想，一想腿都邁不動。”他們對死亡的恐懼體現在生理上。一位老兵講自己第一次碰上炸彈，跳下車的時候發現腿軟了，“還是要往前走”。戰場上新發的衣服、罐頭，他們馬上就用，留不到第二天。
戰場上，他們靠概率活着。一位老兵接連因為上廁所、繫鞋帶，連續躲過了致命襲擊，一個連只剩他一個人。
“活着幹，死了算”，一位老兵牙齒都掉光，手不受控制地抖，但講起自己十多歲在朝鮮，每天晚上拿刀潛入朝鮮的鐘毛谷，眼裏放光。他們知道國家7斤糧食才造一顆子彈，捨不得費子彈，直接拿刀。
宋坤儒坐在老人對面，雞皮疙瘩起了一身。“我一琢磨，我們的十多歲要不早戀，要不忙着考試，而這幫人沒青春期啊！”
青春的躁動也會從炮火縫隙裏冒出來：他們比賽捉蝨子，打鵪鶉，靠報菜名打“精神牙祭”。有些老兵現在還留着在朝鮮收集的小硬幣、飛機碎片，以及朝鮮少女包傷口時用的手絹。
他們還會起鬨戰友念家信，最受歡迎的是戀愛方面的信，“張三的家書，李四和王五都一起享受。”任紅舉在回憶錄中寫，一次過河，女兵的白襯衣濕了，任紅舉年紀小，負責扭過頭給她們遞雨衣。此後男女兵不得不睡一個山洞時，都讓他睡中間。他自嘲“成了文工隊性別戰場的‘三八線’”。
宋坤儒在拍攝中感受到，年輕的他們也有夢想，但“荷爾蒙在戰爭中釋放、消耗殆盡，被更大的恐懼稀釋了。”
“我採訪的大部分老兵當時都是15到24歲之間，正是價值觀形成的時候。”宋坤儒接觸了這麼多老兵，發現他們身上有着相似的平靜和豁達，“他們覺得從朝鮮回來每天都是賺的”。宋坤儒形容戰場是“更高級的鍛鍊”，當脱下軍裝，放下槍，生活裏的苦都不算苦。
醫生薛英傑的妻子是個“資本家的小姐”，在文革期間他被牽連，住在牛棚裏，要做手術的時候才被大喇叭喊去醫院，但他從沒抱怨過。後來他被排擠去婦產科，因為膽大心細，成為最早一批做剖腹產手術的醫生。宋坤儒記得他自豪的樣子，“煤炭醫院附近很多40多歲的孩子都是我接生的”。
那種不知疲倦是戰場訓練出來的。在戰地醫院，薛英傑曾經累到手術刀紮腳上都沒感覺。血漿不夠，都是自己給傷員輸血，管子嘟嚕嘟嚕響，薛英傑輸血輸到自己“腦袋大，走路打轉”。
89歲的周有春是孤兒，參軍前在上海的鐘錶店當學徒，當時他鼓動工會147個人參軍，只有3個人活着回來，一個胳膊沒了，一個腿沒了，他是最完整的一個。
老人在鏡頭前説起這件事，嘴角顫抖得厲害，“我是在替戰友活着”。從軍隊退休後，他就沒閒過。拿了兩個大專學位，哲學和無線電；學了三門外語，英語、德語和法語。他去涉外酒店掃過地、刷了6年馬桶，在冰棍廠管過庫房，在外貿公司的門衞室收發過信件。
現在他有糖尿病、冠心病，五節腰椎壞了三節，身體裏有6根釘子和一塊鋼板，還因為腎癌摘掉了一個腎。但他很高興自己耳朵不聾，思維也清晰，“我已經很幸運嘍”。
一位看完影片的90後在豆瓣裏寫下長長的影評。她的爺爺也是抗美援朝老兵，她想起奶奶説，爺爺臨終前説，他不想死。
“誰不想活着？”她只聽過爺爺零星的戰場回憶。爺爺一輩子不爭不搶，平時不小心破皮流血像沒事一樣。看完電影，她跑遍全國的抗美援朝紀念館，希望“證明他存在的痕跡”，在展板上看到爺爺參與過的戰役，她忍不住流淚，“沒有戰爭他會更長壽吧，那我寧願要一個普普通通的爺爺。”
“他要敢來，那我還幹他！”
在改革開放時期長大的宋坤儒曾經覺得，“保家衞國”這個詞離他很遙遠，甚至有些“空洞”。
“但當真正接觸到這些’土得掉渣’的老人的時候，你就會發現世界上存在一種真實，真實到讓你覺得虛假。就像你在西藏絢爛的陽光下，山像是P出來的，因為陽光把所有的暗部都勾沒了，所有的線條無比鋭利。”他説。
在拍攝劉素謙時，劉素謙突然什麼也記不起來，但仍能一個音不跑地唱出“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她的戰友碰巧是下一個接受採訪，兩人多年沒見，兩隻皺巴巴的手攥在一起。就算不是一個軍的戰友，在拍攝間隙，老人們碰到一起，總會就誰的部隊更英勇開玩笑，臨走前還會互相敬禮。
這些鏡頭外的情感，宋坤儒無法全部裝進影片。每當鏡頭轉向手舞足蹈的任紅舉，畫面就變得生動，因為他把故事講得“特熱鬧”，講逃命的經歷還不忘開玩笑，“但其實你仔細去聽每一個故事，你都會感覺到他熱鬧背後的悲傷。”他記得每一個犧牲戰友的名字，把犧牲場景描述得像照片一樣清晰，但鏡頭一合，停止講述，老人就垂下頭，耷拉下臉。
老兵周有春常説，“時代變了”。他在涉外酒店工作時，美國人給的小費最多，但他從來不收。
他們在用自己的方式記住過去的時代。93歲的農民孫德山自己建了一個抗美援朝紀念館。他從10多年前就開始籌備，靠種地、賣廢品攢錢，把退伍補助都花在佈置展館上。
這個在自家院子裏建的紀念館，擺着地圖、老物件和老照片。燈光、紅毯一應俱全，抗美援朝時期的10名元帥、57名上將、177名中將、1360名少校的照片排列整齊，只不過他們背後是發黴的牆壁，頭頂是破舊的塑料布。
孫德山節儉，時常去集市上淘沒人要的舊相框，寧願少吃一頓飯，也要多洗兩張照片。家裏人都反對，村裏人喊他“孫瘋子”，他也不吱聲。在宋坤儒眼裏，孫德山有點像現代的堂吉訶德。
這兩年，他終於被媒體看到，被送了20多面錦旗，家裏厚厚一摞來自天南海北的報紙，都是關於他的報道。他上了央視的舞台，陳凱歌推着他的輪椅迎接觀眾的掌聲，他黝黑皺縮的臉上笑出一朵花。但是他的屋子現在下雨還會漏水，展館的照片常常被水澆濕。每月退伍補助2000多元，勉強夠生活。
孫德山從沒想過，離開戰場後的生活應該是什麼樣。上戰場前，母親剛去世。1955年，他坐着和出發時一樣的悶罐車，悄無聲息地回來，直到穿過國境線、有城市的燈光漏進來，才覺得“見着亮嘍”。
他揹着200斤高粱米回到村裏，生了8個孩子。他先是在火車站工作，火車站減員後回到生產隊，主動幹最重最累的活。現在去城裏辦事，還給六七十歲的老太太讓座，而他已經93歲了。
他也哀嘆過自己的境遇。小兒子27歲死於白血病，他埋怨自己是災星，“朝鮮當時打細菌戰，是不是我把細菌帶回來了？”不過，在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採訪時，很快他就恢復了爽朗的語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了不起啊！”
電影上映後，孫德山收到的信最多。每當他出現，視頻網站上的彈幕就接力傳遞展館的位置，飛過一句句承諾，“我一定會去看看”。
宋坤儒好奇，如果中國老兵再碰見美國老兵，70多年後他們會對彼此説什麼。他真的找到了一位參加過朝鮮戰爭的美國老兵，那位老兵説，如果現在碰到中國志願軍，他會擁抱對方，感嘆在上帝的庇佑下我們都還活着。
他拿同樣的問題問中國老兵，得到了更簡短的答案，“他要敢來，那我還幹他！”
宋坤儒在蒐集資料時發現，現有的抗美援朝題材紀錄片大多是“宏大敍事”，從世界格局講到東亞格局，從戰役到戰術，“講個體故事的特別少”。
由於從沒拍過紀錄片，他也想過把素材給其他專業的紀錄片團隊，但宋坤儒和同事擔心，那份面對面訴説的情感會打折扣，“對我們來説，他們不僅是素材，（他們）身上工具性弱了，人味兒多了。”
最終，沒有時間線、沒有旁白，他把“還原聽老兵講故事的現場感”作為目標，不考慮戰功、軍銜，儘可能多地把老兵們都放進來。
“每個人的青春都有一場仗要打”
在籌備影片過程中，宋坤儒最大的堅持是，一定要上院線。有朋友建議直接放上視頻網站，風險低，但宋坤儒不能忍受這些老兵的講述，被一個鍵隨時暫停，“他們需要在一個安靜的環境裏被聆聽”。
為了拉投資，他開始四處借錢，“賠錢就賣身唄，以後拍片子找我當導演，我打折，什麼劇本我都拍。”作為國內唯一一部公映的抗美援朝紀錄片，《1950他們正年輕》頂着極大的壓力：龍標一直拿不到，趕不上2020年抗美援朝70週年，不斷有投資人因擔心票房撤資。
他也不是沒想過放棄，把這些素材壓箱底，10年之後見天日，“但這些老人不都還活着的嗎？如果10年之後，這些人全都沒了，如果他們看不到片子，我覺得對不起他們。”
他記得，得知薛英傑去世時，他正在電影院給影片調色，做上映前的準備。電話剛掛，巨大的屏幕上正巧出現薛英傑的鏡頭。“哭的特別厲害”，宋坤儒答應過薛英傑，要帶着片子，開車去邯鄲放給他看。這個承諾再也沒法實現了。
宋坤儒知道，自己在和時間賽跑。有些老人再見面時，和之前像是兩個人。
第一次採訪周繼成，宋坤儒記得這位外號“小黃牛”的老人腰板很直，一口“川普”洪亮有勁，眼神像鷹。去年12月宋坤儒在央視舞台上再見他時，老人縮得很小，在台上睡着了。宋坤儒抱着他，“像抱着一隻蝦米”。今年1月份，周繼成去世，遺願是“不收禮，不收花圈，不開追悼會”。
上映前，宋坤儒心裏也打鼓，他們沒有《金剛川》的特效場面和明星光環，主演就是“一羣老頭老太太”，會有人來看嗎？
他曾經把片子給身邊不同年齡段的朋友看，一些80後評價沒有戰爭場面、時間結構混亂，他們對抗美援朝的背景和經過有一定了解，覺得片子講得不夠清晰。而90後、00後挺喜歡，他們能跟着老兵的訴説進入他們的情感世界。
這正是宋坤儒的目的。他只留下最具有情感衝擊的段落，梳理出最短的邏輯鏈條，力求沒有歷史基礎也能快速理解，“像是剪了一個長版的短視頻”。他希望年輕人看完片子，能真正對抗美援朝的歷史產生興趣，繼續深入瞭解更專業的資料。
去年9月3日，影片上映。然而票房一開始不怎麼理想，很多院線因為疫情不開放，線下路演也被取消。宋坤儒把票房的錢全部捐給了幫扶志願軍老兵的公益組織，祈禱片子能在院線至少撐一個星期。
沒想到，片子扛過了第一個七天、第二個七天，扛到了10月底。自願幫忙宣傳的年輕“自來水”觀眾起了關鍵作用。他們通過微博找到了片方，拉了個民間“宣發羣”，羣裏有學生、創業者、作家等，大多都是90後和00後，通過各種渠道拉人去看電影。
當時邯鄲有個和老兵家屬一起看電影的活動，一個姑娘想參加，買了票，找了個跑腿小哥幫她取票。結果跑腿小哥不僅把電影看完了，還跟老兵家屬合了影，那天沒再跑單，叫了他的朋友接着看。
這些年輕觀眾對抗美援朝的認識大多停留在歷史課本，看完影片後，有人去看1000多頁的《抗美援朝戰爭史》、有人向大家推薦b站上的科普視頻。“自來水”羣裏，還有瀋陽的朋友去看望孫德山，還在羣裏視頻連線。周晶看到，大屏幕上的老兵突然出現在手機裏，面龐更加蒼老，“就像自家的小老頭給你打視頻電話”。
周晶也是羣裏的一員，那時她剛大學畢業，想出國，但雅思考試被疫情延誤，工作也找不到，每天閒在家裏，對未來充滿迷茫。她不敢打開朋友圈，晚上焦慮到合不上眼。
她無意間刷到宋坤儒給觀眾寫的信，被導演的真誠感動，就去看了影片。看到上個世紀年輕人的活法，她感覺焦慮被撫平了一些。
微博大V愛國熊貓是個80後，他直言以前他總是憤世嫉俗，現在他明白，這個時代誘惑太多，不是誰都能把一件事做到極致。
在他看來，像《1950他們正年輕》這樣的影片或許能重塑年輕人的信念感，“這種代入感不是喊口號能喊出來的。文字是隔着一層紗，但影像是一個人直接坐在你面前。”
宋坤儒希望這部影片，能把老兵們年輕時面對困難的勇氣傳遞下去，“每個人的青春都有一場仗要打，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的一生都在和自己的生命軌跡做鬥爭。”
最終，影片票房1088.2萬元，是《長津湖》系列的幾十分之一，但在豆瓣上的評分高達8.9。有人評論，《1950》裏沒有“瞬間逆轉”“孤膽英雄”，而是真實呈現了“人”本身在戰爭下的狀態。
年輕的“自來水”也希望更多人關注老兵的生活，“而不只是嘴皮子上的尊敬”。今年1月份，周繼成去世，周晶發了悼念的朋友圈，有看過影片的朋友在下面評論，周晶很欣慰，“至少有人記住他們了”。
一位成都的老兵家屬，在成都每一個排片的影院都買了兩張票，一張是自己的，一張是父親的。
宋坤儒原先想去13個城市路演，每一站都要請老兵到現場，“電影只是一個載體，我們的目的是讓更多人認識這些老兵，甚至讓更多人挖掘身邊老人的故事，不管是作為集體記憶，還是家族記憶，都值得我們瞭解。”
在尋訪老兵的過程中，他逐漸厭倦在商業廣告裏自我重複，開始主動接一些國家形象片，“油膩中年男人的社會責任感吧”。老兵的故事讓他對更宏大的命題產生興趣，“中國人到底是什麼樣子？這個古老民族的獨特性究竟在哪？”
他相信這部影片“意義不僅在當下”，“我們像火柴，短暫地亮一下，很快會燃燒乾淨，但我相信會有人接力。”
一位年輕的B站網友在影片下寫評論，“我剛剛從電影院回來，外面下着大雨，我一路唱着歌，汽笛喧囂，雨聲很大，我就放聲地唱。真的不知道臉上是雨還是淚了。
我那個很小很小的電影院，只坐了很少很少的幾個人，從第一排到最後一排，一排一個人，在中央，像一道歷史明滅傳承的線。
我坐在最後一排，看見前面的人們每次抬手拭淚。我是哭得最多的一個，前面大哥偷偷轉頭給我遞紙。所有人，坐到電影結束。當燈光亮起，一位老者呼地就起立了。他大聲唱，唱得我渾身震悚。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無一人離開，我們開始合唱這首我們的歌。星星點點的幾人，卻讓我覺得，我們唱出了黃河吞天之氣勢。在大雨中沖天一喊，告慰先人。
我大聲唱着，唱着這是我們英雄的祖國。”
197653，是抗美援朝犧牲烈士的數量。影片票房達到這個數字的那天，位於全國各地的年輕觀眾打開手機定位，來了一張覆蓋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合照。橘黃色的熒光小點匯聚在一起，每個箭頭都指向朝鮮半島，把身體和靈魂安放在那裏的老兵，永遠年輕。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焦晶嫺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