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原名佐藤富子，生於日本仙台，是名門之後，更是基督教徒。教會學堂畢業後，在東京京橋區聖路加醫院做護士。如果沒有遇到郭沫若，她會和日本普通女子一樣相夫教子，然後在歲月中幸福地老去。但宿命的是，她遇到了郭沫若。
這時郭沫若24歲，佐藤富子22歲，都是正當青春好年華。
在岡山讀書的郭沫若來聖路加醫院探訪病友，不料見到了佐藤富子，頓時驚為天人，一見鍾情，早忘了家中還有包辦的髮妻張瓊華。
回到岡山後的短短几個月中，在相隔千里的東京與岡山之間，兩人書信往來40多次，最多的時候一週有5封信。
郭沫若本是情聖兼詩聖，情發於心，心動為詩，遂以情書對富子轟炸。富子羞澀温婉，哪經得起這種攻勢，左支右絀中，早已芳心暗許。
只是，富子的家庭怎能接受一個非基督教徒，何況郭沫若經濟上不能獨立，前途渺茫。但富子鐵了心，不惜破門，和父母家族斷絕關係，只為和情郎朝朝暮暮。
1916年9月26日，佐藤富子在給郭沫若的回信中寫道：“哥哥，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愛別人了，我這個肉體，我這個靈魂，除你而外是不許為任何人所有的。”
同年底，佐藤富子辭去了醫院的工作，頂着家族的壓力，不惜與家庭斷絕關係，到岡山和郭沫若同居了。郭沫若給她取了箇中國名字：郭安娜。
1918年郭沫若升入九洲帝國大學，富子為使丈夫學業有成，獨自承擔全部家務，洗衣做飯，忙裏忙外，他們幾經搬家並且要支付昂貴的房租。為了生計，郭沫若拼命寫作譯書，沒有桌椅用皮箱代替，沒有硯台用磨平的磚頭代替…… 這樣清貧的日子，沒有父母的親情關照，沒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安娜含辛茹苦地堅持着，為郭沫若哺育了四兒一女。
1923年，郭沫若醫科大學畢業，攜妻子回到上海。
在上海，郭沫若以賣文為生，生活拮据。這還不算什麼，最尷尬的莫過於安娜的身份。郭沫若不願離婚傷害張瓊華，也不願回老家妻妾成羣傷害安娜，只得寓居上海以委曲求全。
郭沫若後來回憶道：“我的日本老婆自從回到上海以後，她便很少有開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象的‘幸福’完全背馳。”
1927年，郭沫若和女學生兼部下安琳相識相戀。
據郭沫若自己寫的文章回憶，安娜當時對郭沫若與安琳之間的關係瞭如指掌。安娜平靜地問起此事，郭沫若坦率承認愛安琳。並説：“惟其愛才不結婚。”
安娜望着熟睡的孩子説：“是我阻擋了你們，如果沒有這幾個孩子，我會成全你們的。”
後來，郭沫若和安娜一同去了日本，這段婚外情無疾而終。夫妻分別乘船回到日本後，郭沫若與安娜共同度過了較為安定的10年生活。
從1916年到1937年，郭沫若與安娜共同生活了21年。21年中相親相愛，卻終未能白頭偕老。
旅日十年，安娜本以為可以賞櫻花以終老，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揭開了抗日戰爭的序幕。7月24日夜，在朋友的周密安排下，郭沫若離開家，他甚至沒有告別，穿着居家服，直接登上了回國的輪船。
郭沫若秘密回國的消息傳開後，安娜被日本軍方拘留，受到非人的折磨。“敵人的妻子”、“賣國賊”，讓安娜被監禁過三次，安娜後來回憶説：“他們緊緊的揪住我的頭髮，把我掀翻在地，又狠命地把頭觸地，發出嘭嘭的沉悶的聲響，我的頭疼得像要炸裂開來了，繼而又昏沉沉的，什麼都不知道了……”
雖然生活艱苦，曾有不少人想高價收購郭沫若的手稿，她一一拒絕了。她種地、種菜，一天獨自奔走數十里賣貨，安娜不僅讓五個孩子有飯吃，還讓他們接受了高等教育。
安娜説：“每當我痛苦時，我被毒打時，我就會祈禱聖母，祈禱早日見郭沫若，有這個念頭陪伴，一切都可以挺過去！”
後來，安娜以探訪妹妹妹夫為由，帶着子女先到台灣，於1948年8月初輾轉來到香港。看到在香港《華商報》的副刊《茶亭》連載郭沫若的《抗戰回憶錄》，安娜無意中得知郭沫若活着的消息，喜極而泣，遂千里迢迢，攜子到中國尋夫，卻不無尷尬地發現，自己的丈夫郭沫若早已成為他人夫，而且子女成羣，對她只有無奈和敷衍。
1949年，在周的安排下，安娜正式加入中國國籍，她保存的郭沫若手稿全部獻給國家，五個孩子全部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安娜和長子住在大連。
後來，安娜的生活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管理照顧，享受副部長級待遇。
1978年春，郭沫若病危，安娜以85歲的高齡去北京探望，但只在病房待了片刻就出來了，安娜説：“他不願意談!”
滄海桑田，曾經親密無間的愛人終無話可説。這是郭沫若和安娜最後一次見面。
1994年8月15日，安娜逝世，享年101歲。她神態安祥，枕旁兀自擺放着郭沫若寫給她的一百多封情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