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後期最值得關注的一件事，便是唐文宗終於在皇位上發動了對早已尾大不掉的宦官的反擊。關於唐文宗，歷史的評價是：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能。其實，要做好大唐王朝晚期的皇帝是很難的，唐文宗李昂就是這樣。
他是唐朝的第十五位皇帝，唐穆宗李恆的第二子，從大和元年至開成五年（即公元827年―840年），共在位十四年。他執政期間，朝廷官員和宵小宦豎爭鬥不斷，是唐朝社會走向沒落的轉型時期。由於反擊宦官失敗，唐文宗本人也被宦官架空形同傀儡，皇帝做得很辛苦，因此，年紀輕輕就抑鬱而死了。
唐文宗李昂，曾被封為江王，他是以唐穆宗次子、唐敬宗二弟的身份繼承皇位的，並不是正統的皇位繼承人選。而他為什麼能夠承繼大統呢？簡單地説，乃是錯綜複雜的宮廷矛盾鬥爭的結果。
宦官劉克明與蘇佐明等於寶曆二年（公元826年）十二月初八日殺死唐敬宗後，偽造遺旨，迎唐憲宗之子絳王李悟入宮為帝。這樣就惹惱了內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神策軍左右護軍中尉魏從簡、梁守謙，這四位被稱為“四貴”的實力派大宦官。王守澄等密謀動用所掌握的禁軍，將江王李涵迎入宮中，此舉得到了元老大臣裴度等朝廷官員的支持。精鋭的禁軍將劉克明與蘇佐明一夥全部誅殺，絳王李悟也死在亂軍之中。由於沒有先帝的遺囑，江王應當以什麼方式登基，王守澄搞不明白。他聽從了翰林學士韋處厚的主張：先以江王的名義宣告平定了宮廷的叛亂，然後百官再三上表勸他登基，再以太皇太后的名義頒佈冊文，下令指定他為繼承人（這是為了説明江王即位具有合法性），然後舉行冊立新君的大典。江王於寶曆二年十二月十日在紫宸殿外素服與百官相見，十二日正式在宣政殿即位，十三日正式“成服”，也就是扮上了皇帝的行頭，次日親政。江王李涵即位後改名為李昂，是為唐文宗，改年號為“大和”。
唐文宗在位期間的行為舉止，與唐敬宗相比，簡直是有天壤之別。與敬宗每月上朝二三次不同，文宗每逢單日就上朝，每次上朝時間都很長。凡軍國大事，從朝廷用人到國庫儲藏，從各地災情到水利興修，他無所不問。從大政方針到具體措施，他都詳細地與宰相大臣討論研究。他要求把各種節假日或者輟朝的時間儘量安排在雙日，以便不影響單日的上朝。
唐文宗不僅倡導節儉，革除奢靡之風，他自己也身體力行。即位之初，就下令出放宮女，減削教坊樂工，停止各地額外進獻和上貢奇珍異物，停廢五坊的鷂鷹玩物和遊獵之事。他的飲食從不鋪張，特別是遇到各地發生災荒的時候，他更是主動地減膳。他嚴禁臣下衣着豪華，有位駙馬戴了很貴重的頭巾，他提出批評。有位公主在參加宴會時穿的衣裙超過了規定，他就下令扣除駙馬兩個月的俸錢以示懲戒。有位官員穿着粗糙的桂管布做的衣服拜見皇上，唐文宗見他的衣衫就認定此人是個忠正廉潔的臣子。他自己也做了一件桂管布的衣服，文武百官紛紛效仿，致使桂管布的價格上漲很快。有一次他對臣下説：“我身上的衣服已經洗過三次了。”眾人都讚譽皇上節儉的美德，只有中書舍人柳公權認為：皇上君臨天下，應選賢任能，使天下太平，而穿洗過的衣服，只是生活末節而已。
唐文宗不在音樂歌舞和遊樂上花費時間，他在理政閒暇時，十分注意讀書。他曾對身邊的人説：“若不能甲夜（初更）親自處理政事，乙夜（二更）觀覽圖書，怎麼能夠做人間君主呢？”所以，他每當退朝處理完政事以後，就手不釋卷。他平時喜歡讀史書，尤喜讀《貞觀政要》，並對先祖太宗皇帝與諍臣魏徵仰慕不己。
難怪老臣裴度在看到新皇帝的這些舉措之後，激動得老淚縱橫地對人就説：天下可以太平了，天下可以太平了。
一個皇帝光靠約束自己是沒有用的，要遠離宵小，選用賢才能臣治國才是硬道理。可是，自唐德宗以來，宦官典掌禁軍已經成為制度，宦官勢力的膨脹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又由於唐文宗本身就是宦官擁立的，所以，宦官的權勢就更是不斷地擴大了。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三月，唐文宗下詔制舉，以賢良方正與直言極諫問策取士。進士出身的幽州昌平（今北京）劉蕡對策，直陳宦官專權的危害。認為天下傾覆、海內大亂、國家政治危機都是由於宦官的專權所導致的。他還論述了藩鎮擅兵、奸臣當道的危害，在當時引起了極大震動。由於唐文宗剛剛即位，羽翼未豐，他任用了其他的對策者，惟獨沒敢用劉蕡。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唐文宗任用宋申錫為宰相，要他秘密剷除宦官勢力，但因時機不成熟，計謀破產。後來，唐文宗又重用鄭注、李訓，並開始翦除宦官。鄭注以精通醫術得以進用，而李訓出身名門，以精通《周易》得以進用。鄭、李二人都善於揣度人心，思路敏捷，口才極佳，唐文宗把二人視為“奇才”。鄭注幾番死裏逃生都得益他的擅辯，他本來是因大宦官王守澄的推薦，治好了唐文宗的中風病而得到重用的。可到了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時，他卻建議唐文宗，剝奪了王守澄的實權並將他毒死。同時，李訓建議唐文宗，將擔任山南東道監軍曾殺死唐憲宗的陳弘志召回京城，並派人將其杖死於回京途中。翦除宦官的行動進行得異常順利，唐文宗似乎有點忘乎所以了。但隨後而來的，卻是震驚朝野的“甘露之變”。
本來，鄭注和李訓計劃在下葬王守澄的時候，要求所有宦官都為王守澄送殯，然後以所率親兵懷藏利斧將其全部砍殺。但李訓求功心切，決定搶先下手。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上朝，李訓指使手下官員奏稱，左金吾大廳後的石榴樹上天降甘露。李訓説這是祥兆，就帶領文武百官向唐文宗道賀。文宗命李訓率領百官去察看，李訓回來又説這不象真的甘露，文宗故意表示驚訝，命仇士良、魚志弘帶領眾宦官去復看。李訓事先已經在左金吾衙門埋伏了了親兵幾百人，當仇士良等宦官在李訓同黨禁衞軍將軍韓約的陪同下，走到左金吾門口時，韓約顯得神情很緊張，臉色都白了，這使仇士良產生了懷疑。這時，恰巧一陣風吹動了門邊的布幕，仇士良等見裏面埋伏了許多兵士，知道不妙，立即往回跑，返回大殿後，將文宗推入軟轎抬着就走，有皇帝就有話語權。李訓追上去，拉住轎子不放，被一個宦官當胸一拳，打倒在地，仇士良等便簇擁着轎子逃入宮內。宦官緩過神來之後，立即派兵關閉宮門，對宰相和朝廷官員痛下殺手。李訓見計謀敗露，便化裝逃出京城，一路假裝瘋癲逃進終南山的寺院。仇士良指揮禁軍大肆搜捕，並在終南山追殺了李訓。鄭注聞變，引兵退回風翔，也為監軍張仲清所殺。這就是史稱的“甘露之變”。
在“甘露之變”中，朝廷官員有上千人被殺。這次事變後，宦官更加盛氣凌人，對待皇帝也很不禮貌，常常出言不遜，唐文宗羞懼難當，從此也不再做聲。據説，只是在獨居無人的時候，唐文宗才會自言自語：“須殺此輩，令我君臣間隔。”他還留下了一首“輦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的詩，此詩正是這一淒涼無奈神情的寫照。
開成四年（公元839年），唐文宗在一次延英殿召對的間隙，退坐思政殿，悄悄地問當直學士周墀：“在你看來，朕是什麼樣的君主？”周墀再拜：“此事不是臣所能夠有資格評價的。不過天下都説陛下是堯舜一樣的君主。”唐文宗苦笑道：“朕的意思是，如果與周赧王、漢獻帝相比如何？”周墀惶駭跪奏：“陛下之德，周成王、周康王和漢文帝、漢景帝也難與相比，怎麼要自比那二位亡國君主呢？”文宗道：“周赧王、漢獻帝不過是受制於強臣，今朕受制於家奴，自以為遠遠比不上他們。”説罷，不免又一陣傷感。宦官對待皇帝尚且如此，宰相更是不在話下。天下大事從此都由宦官的北司決策，南衙宰相機構只是“行文書”而已。
似乎上天也不眷顧唐文宗，開成四年六月，久旱無雨，派往各處祈雨的使者卻沒有帶來多少值得鼓舞的消息。唐文宗一度對宰相表示，如果上天再這樣不下雨，他就將退居南內興慶宮，再另選賢明之主，自己不做這個皇帝了。開成五年的新年，唐文宗沒有接受羣臣的朝賀。正月初四，唐文宗病死在大明宮太和殿，抑鬱的皇帝，無奈地走完了他三十二歲的一生。
歷史對唐文宗留下了這樣的一句評價：有帝王之道，而無帝王之才。可見，用人是關鍵，皇帝也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當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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