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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錮之禍的本質
黨錮之禍是發生在東漢末年、宦官為了鎮壓反抗自己的士大夫而進行的禁錮活動，在黨錮之禍中，很多有識之士被強加莫須有的罪名，很多人還因此喪命，使得朝中再無可以獨當一面的良臣。深究黨錮之禍的本質，就是宦官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利而對士大夫進行的欺壓。
漢靈帝劇照
公元166年的時候，宦官執政，皇帝形同虛設，宦官和他們黨羽的勢力侵入到了民間百姓之中，大肆掠奪民間財產，引起了百姓和地方官員的極大不滿。當時朝廷內有陳蕃、李膺等有識之士，他們不懼宦官的蠻橫殘暴，猛烈抨擊宦官的行為，這使宦官極為憤怒，不斷在皇帝面前誹謗士大夫，將士大夫稱為“黨人”，對黨人進行了嚴厲的制裁。
東漢一共有兩次黨錮之禍，兩次黨錮之禍的本質是一樣的，只是第一次的結果遠沒有第二次那麼嚴重。第一次黨錮之禍因為有外戚的幫助士大夫沒有被趕盡殺絕，並在之後的日子裏又重新得到重用。而在第二次黨錮之禍中，靈帝聽從宦官的一面之詞，不僅下令殺了陳蕃，更是讓大將軍竇武無奈自殺，很多士大夫也被髮配到很遠的地方，甚至被追殺，而那些曾經幫助過士大夫的人也難逃一劫，與他們交好的人也受到了牽連，整個朝廷岌岌可危。
雖然兩次黨錮之禍的本質一樣，都是宦官對士大夫的欺壓，但他們造成的結果有所不同。第二次黨錮之禍為東漢埋下了禍患，加速了漢王朝的滅亡。
第一次黨錮之禍
東漢末年一共發生了兩次對整個中國有較大影響的黨錮之禍，第一次黨錮之禍發生於漢桓帝期間。桓帝在位時舉行過一次天下大赦，趙津等宦官趁着這個時候為非作歹，做了很多觸犯法律的事情，認為即將獲得大赦的自己可以逃脱懲罰，然而成瑨等官員並不吃這一套，雖然那個時候皇帝形同虛設，朝廷真正的掌權人是宦官和外戚，他們仍然不畏權貴依法懲治了趙津等人的黨羽。氣急敗壞的宦官立馬向桓帝報告並誣陷那些官員，桓帝相信了他們的話並處置了成瑨等人，這是引發第一次黨錮之禍的直接原因。
漢桓帝劇照
在宦官的挑撥下，不少敢於直諫的官員深受桓帝的冷落，但卻得到了民間的支持，認為宦官亂政要嚴加處理，然而此時的桓帝並不是自己説了算，在宦官當權的年代這些敢於直接説出宦官罪責的人都沒能逃過黨錮之禍，不少在獄中被殺。第一次黨錮之禍爆發於大赦之後，宦官因為士大夫處死了自己黨羽內的殺人犯，就被宦官污衊為“誹謗朝廷”，桓帝聽信他們的一面之詞直接逮捕並處置那些被宦官定為“黨人”的士大夫，有的宦官甚至直接無視法律對士大夫進行欺壓，不少士大夫要麼丟了官職，要麼直接被害死。
公元167年，竇皇后的父親出面替士大夫求情，桓帝終於取消了對士大夫的制裁，同時宦官們也擔心自己做的壞事被獄中的士大夫們抖落出來，紛紛提醒皇帝大赦的時候已到，於是那些被迫害已久的士大夫們終於被放了出來，但也無法再次做官了，至此，第一次黨錮之禍結束。
第二次黨錮之禍
第二次黨錮之禍發生在漢靈帝時期，在第一次黨錮之禍中被迫害的大臣陳蕃由於與竇太后的父親竇武交好被再次任命為太尉，當時靈帝年幼無法主持朝廷，竇武便與陳蕃、司徒胡廣一起執政，一些名士也再次受到重任，這讓百姓十分歡喜，卻讓宦官十分懊惱。
漢靈帝劇照
無法在朝廷上濫用職權的他們多次在竇太后面前誹謗忠臣並時常阿諛奉承竇太后，竇太后也在他們的慫恿之下胡亂干涉朝政，這為第二次黨錮之禍留下了很大的隱患。
陳蕃等有識之士認為宦官這樣干預朝政是不對的，在多次勸説竇太后無果後聯合起來準備除掉曹節等幾個大宦官，然而他們的計劃卻被宦官看到，宦官不僅挾持了竇太后，更是假傳指令追捕陳蕃等人。第二次黨錮之禍一觸即發。
在這次黨錮之禍中，陳蕃在尚書門遇害，竇武被誣陷成叛亂，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中無奈自殺，與竇武交好的馮述等人慘遭滅族，劉淑等人被迫自殺，李膺等士大夫被再次免去官職，後來又被宦官誣陷，被靈帝處死、追殺，幾乎所有與宦官對抗的有識之士都沒能逃過滅族的災禍，甚至他們的朋友、曾經收留過他們的人也被連累，與“黨人”有關的人被終身禁錮。第二次黨錮之禍影響巨大，牽連到很多無辜的人，也使得政治昏暗無比，政局動盪不堪，民不聊生。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王允殺死董卓才算結束，對陳蕃、竇武等人的平反，也在時隔22年後終於完成。
黨錮之禍評價
黨錮之禍發生在東漢末年，由宦官與士大夫之間的鬥爭引起，最終很多士大夫被迫害致死，他們的家人朋友也受到了牽連，整個東漢的政治從此動盪不堪，加速了東漢的滅亡。對於黨錮之禍評價，歷史上都是一邊倒的批判宦官，為士大夫的遭遇抱不平。
漢靈帝劇照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對黨錮之禍進行了評價，他將宦官稱為小人，對士大夫的遭遇深表同情，認為士大夫無法在朝廷中擔任要職，所以也沒有辦法去改變當時的政治情況，但由於他們反抗宦官，勇於向權貴提出挑戰，受到宦官的報復，最終自己獲罪，也讓親朋蒙受不白之冤，國家隨之而亡，這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後漢書》中也對黨錮之禍進行了評價，跟司馬遷不一樣的是，《後漢書》作者范曄在書中更多的對士大夫進行了讚美，讚揚了他們清廉的品格和麪對邪惡剛正不阿的態度，同時也對當時的政治情況進行了批判，認為正是由於當時朝廷內部的種種荒唐行為導致大批士大夫死於非命。
後人也進行了一些黨錮之禍評價，呂思勉對黨錮之禍發生的背景、過程和結果進行大量的分析後，認為年幼皇帝無法掌權給了宦官極大的機會去禁錮士大夫，而年長後的皇帝只聽信宦官一面之詞，整天只想聚斂奢侈，讓那些真正關心國家命運和百姓生活的有識之士和他們的親朋好友成為無辜的受害者，使得朝中再無忠良之人，這也就為將來漢朝滅亡埋下了禍根。
黨錮之禍的影響
黨錮之禍是指在東漢桓帝、靈帝時期，宦官為了欺壓與他們作對的士大夫給他們強加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最終使那些有識之士家破人亡的事件。東漢末年一共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第一次發生在桓帝在位時期，這一時期雖然陳蕃等名士被宦官誣陷被免去官職，但是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流血事件，影響並不是特別大。而在第二次黨錮之禍中，名士直接被迫害而亡，他們的家人、朋友也沒能逃脱滅族之禍。這兩次黨錮之禍直接使東漢政局動盪不堪，加速了東漢的滅亡，可見第二次黨錮之禍的影響實在巨大。
漢桓帝畫像
黨錮之禍的影響最大的就是對士大夫和與他們交好的人。忠臣陳蕃在黨錮之禍中被殺，大將軍竇武被迫自殺，而李膺等名士被髮配後仍然沒能逃過被追殺的命運，他們很多人或是死在了獄中，或是在半路被宦官的手下所殺害。黨錮之禍結束後，與他們相關的人也受到牽連，他們不能再做官，他們的家人朋友也不能做官，朝廷上再沒有有識之士説話的權利。
兩次黨錮之禍的影響對東漢改變最大的是朝廷上再沒有可以主持大局的名臣，一味聽信宦官的靈帝也不顧忠臣建議，這使得宦官更加為所欲為。他們大肆掠奪百姓的財產，最終引起民憤釀成黃巾之亂。黃巾之亂之後東漢的局勢更加緊張，戰爭一觸即發，最終東漢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