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捲新加坡的“縮陽”病
“不要害怕Koro！”1967年11月7日，新加坡的《海峽時報》在頭條大聲疾呼。在那之前幾天，一種奇特的現象席捲了整個新加坡。有數千名男子認為自己患了“縮陽”病，他們極端焦慮，認為自己的陰莖正在萎縮，並相信自己最終會因此死去。
羣體性癔症很快蔓延開來。男人們拼命想保住自己的生殖器，用手上的一切東西把它給紮起來——橡皮筋、晾衣夾和繩子都用上了。當地的無恥庸醫也趁機發財，開始推薦各種注射劑和傳統療法。
街頭謠傳，男性陰莖突然萎縮是因為他們吃了某些東西。當地人的懷疑集中到了豬肉上，在這之前新加坡政府曾強制農場給豬接種豬瘟疫苗。民間傳言，吃了打過豬瘟疫苗的豬肉，就會染上Koro病。流言之下，豬肉銷量一落千丈。
公共衞生官員努力闢謠以遏止癔症的爆發，解釋説癔症的原因只是“心理恐懼”，但他們的努力並不奏效，後來仍有超過500人到公立醫院去求診。
你可能想象不到，對失去陰莖的恐懼有多普遍。它在東南亞就相當常見，甚至有了一個名字叫“koro”——其源頭可能是爪哇語中代表“烏龜”的詞，表示烏龜把頭縮進龜殼的樣子。
Koro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最近的一次爆發時間比你想象的更近——2015年的印度東部，當時癔症感染了57人，甚至包括8名婦女，她們的癔症表現是害怕自己的乳頭往身體裏退縮。
Koro被認為是一種“文化依存綜合徵”，也就是隻在某些社會出現的精神疾病。過去幾十年中，像這樣“無法翻譯”的失調只被當成一種奇觀來研究，它們似乎只存在於世界上的某些角落，那裏的民眾愚昧無知，才會臆想出種種怪病。
而另一方面，源自西方的精神疾病卻被視為普遍現象——每一種疾病都是“貨真價實”的，都可以在美國精神病學的聖經《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的神聖書頁中找到。
但到了今天，科學家們越來越意識到，真相併非如此。
韓國已婚婦女，會得“憤恨親族病”
在海地中部的高原地區，人們常常會生“reflechi twòp”病，意思是“想得太多病”，患者沉湎於自己的心事，最後連家門都出不了。
在韓國，有一種叫“Hwa-byung”的心病，大致可以翻譯成“憤恨親族病”，它的病因是看見不公道的事情之後壓抑自己的不忿情緒，最後身體上產生“體內感到灼熱”等症狀。和惱人的家庭成員交往是一個主要的致病因素，離婚以及和姻親產生衝突時，正是這種疾病的高發期。
在不瞭解情況的人看來，這些精神疾病或許顯得古怪，甚至像是胡編亂造，但其實它們卻是嚴肅正經的精神健康問題，影響着數量相當龐大的人羣。
據估計，韓國每年約有1萬人受到Hwa-byung的困擾，病人大部分是年長的已婚婦女。有研究顯示，這種疾病會在大腦中留下明顯的痕跡。2009年，腦部掃描顯示患者的一個腦區的活動減少，該腦區的功能包括控制情緒和衝動。這個發現很説得通，因為Hwa-byung本身就是一種與憤怒有關的心理障礙。
文化依存綜合徵可以造成極大的傷害。Koro發作的情景對患者來説非常真切，那些男性會竭力阻止生殖器縮小，並在這個過程中把生殖器弄傷。“想得太多病”患者自殺的念頭比常人高出八倍，“憤恨親族病”也關聯着情緒苦惱、社會孤立、精神低落和抑鬱、身體疼痛、自尊低下以及不幸福感。
值得思考的是，一些無法翻譯的疾病在近年來消失了，另一些卻傳播到了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這些病是從哪裏來的？是什麼決定了它們在哪裏出現？這些問題的答案已經困擾了人類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幾十年，關於它們的最新發現，則能幫助我們理解精神疾病的源頭。
“神經衰弱”，其實是西方舶來病
在各種文化依存疾病中，有一種病的發展歷史最叫人意外，它就是所謂的“神經衰弱”。這種疾病如今主要出現在中國和東南亞，但它的源頭卻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殖民時期。
神經衰弱當年的名字叫“neurasthenia”。美國神經病學家喬治·米勒·比爾德推廣了這個概念，將其描述為一種“神經系統耗竭”的狀態。彼爾德認為，神經系統有一定的“健康能量”，如果這種能量被耗盡或者過度使用，人就會陷入神經衰弱的狀態。在那個時代，工業革命造成了日常生活的劇變，而比爾德相信，這種包含了頭痛、疲倦、焦慮等症狀的綜合徵，正是這種劇變的結果。
哲學家凱文·阿霍曾研究過神經衰弱的歷史。他説：“當普魯斯特這樣的名小説家被確診之後，神經衰弱就變得大受歡迎了。那幾乎是當年的時髦病，象徵着敏感和智力上的創造性——它成為了一個人文化修養的標誌。”
神經衰弱於是在全世界的歐洲殖民地上蔓延開來，那些蓄小鬍子的外派軍官和他們的妻子熱衷於患病，彷彿這是給他們的思鄉之情加上了一個標籤。根據1913年的一份調查，神經衰弱成為了駐印度、斯里蘭卡、中國和日本的白人殖民者中最常見的疾病。
但隨着時間流逝，神經衰弱漸漸在西方失去了魅力，因為它開始和更為嚴重的精神問題聯繫在了一起。到了今天，西方人已經完全把它忘記了。但世界其他地方的情況卻正好相反：因為不會使人聯想起精神病態的恥辱，“神經衰弱”的診斷到今天仍在使用。
在亞洲的某些地方，人們比起抑鬱症更容易説自己患有神經衰弱。80年代，“神經衰弱”的診斷在中國極其常見。和“神經衰弱”相關的症狀包括，情緒不好、睡眠不好、長期疲倦、慢性疼痛。2018年，在對中國廣州的一組隨機抽樣的成年人開展的一項研究中，有15.4%自認為有神經衰弱，而自稱患抑鬱症的只有5.3%。
而近些年來，神經衰弱在亞洲也在慢慢消失。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巴克內爾大學的心理人類學家艾倫·特蘭説：“當我2008年第一次訪問越南胡志明市的一家精神病院時，幾乎每個病人都説自己有神經衰弱。但是當我10年之後再去回訪，樣本里只有一個人還在這麼説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文化不同，給疾病貼的標籤也不同
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人類的所有成員都會患上範圍有限、內容近似的精神疾病。比如我們都會感到焦慮和抑鬱，只是我們談論和理解這些感受的方式，會隨着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場所而變化。
這種猜想的一個重要證據在於，那些文化依存疾病可以在同一個人羣中流行和消退，且其進退是如此迅速。這説明這些疾病不是由比如遺傳這樣的因素驅動的，因為遺傳變化往往會跨越幾百上千年，不會在短短几十年內發生。
“神經衰弱”這個病十年間在越南快速消退，更可能是因為“焦慮”這個概念的風行，而焦慮同樣是從海外輸入的一個概念。也許在現實中出現的精神疾病始終是同一種，只是描述這種疾病的概念被新的概念所取代了。
順着這條思路，醫學歷史學家愛德華·肖特提出，每個社會都有自身的“症狀儲備”，當我們感到精神出現問題時，就會在無意識中從“症狀儲備”裏找出一堆症狀對號入座。
比如在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哀傷的婦女可能會説她感覺頭暈，而一個當代英國人可能會説她感到焦慮或抑鬱，相同處境的一箇中國人則可能説自己胃疼。這個例子中的三人可能有着完全相同的體驗——也許她們都覺得暈眩、焦慮、或是身體疼痛，但是她們各自注意到的症狀卻並不相同，具體是什麼症狀，取決於在她們各自的社會中什麼被認為是“正常”的。
在英國有一種過時的疾病叫“歇斯底里”，從前大家認為發病的主要是婦女，症狀包含昏厥、情緒爆發和精神緊張。這種疾病在20世紀初退出了主流話語。但是肖特認為，它並沒有真的消失，只是我們對症狀的關注發生了演變。如今，同樣的精神現象藏到在了其他診斷的後面，比如抑鬱症。
有一個越來越被廣泛接受的概念：表達痛苦的慣用語，意思是每個文化、每個時代都有一套公認現成的表達情緒痛苦的方式。在某個社會里，你可能通過酗酒來表達痛苦；而在另一個社會里，你或許會説自己中了巫術，抑或是診斷自己得了Koro或抑鬱症。
比如在伊斯蘭世界，大眾普遍相信人可能被“精靈”附身。精靈有好有壞，還有的不好不壞，人們常常將出格的行為怪到它們頭上。英國精神科會診醫師沙扎達·納瓦茲表示：“我的許多病人都堅信這個説法。”
納瓦茲解釋説，搬出精靈來闡明疾病在伊斯蘭文化中特別有用，因為西方式的精神疾病往往使人感到恥辱。有人在倫敦東部某區的一家精神衞生機構調查了30名孟加拉裔患者，結果發現他們雖然被診斷出了各種問題、包括精神分裂症和雙相情感障礙，但他們的家人往往覺得他們的病因是精靈附體。
可是，文化依存疾病真的僅僅是“給同樣的病貼不同的標籤”嗎？
還有一種猜測認為，我們生活的社會真的能夠塑造我們的疾病。
痛在腦中，還是痛在身上？
研究發現，世界各地的人們感受內心痛苦的方式有一道隱性的分界線。在如今的歐美，它往往發生在人的大腦中，悲傷、憤怒或者焦慮是主要的症狀。但在其他許多地方，比如在中國、埃塞俄比亞和智利等國，內心痛苦主要表現在身體上。中國有許多“提心吊膽”、“膽破心驚”、“心膽俱裂”、“肝腸寸斷”、“感人肺腑”之類的詞語，都與內臟的感覺有關。
這就影響到了對痛苦的感受與描述。例如，DSM的最新版本上把驚恐發作描述成“一種突然升起的強烈恐懼或強烈不適”。然而在柬埔寨難民中間，驚恐發作的症狀卻往往集中在頸部。許多西方之外的精神疾病，比如koro和Hwa-byung，也都有對身體症狀的感知。相比之下，包含疼痛症狀的精神疾病在西方社會不但相當罕見，而且往往伴隨着觀點分歧。有的科學家認為，慢性疲勞綜合徵和纖維肌痛症應該歸入這個類別，但對此現在仍有爭議。
實際上，我們在很早之前就知道人的信念會影響其感受、甚至生理活動。一個例子就是“巫毒死亡”，即由恐懼導致的突然死亡。1845年出版的《新西蘭及其土著居民》記錄了一個著名案例：一名毛利女子吃了些水果，然後才知道水果來自禁忌的地區。她對別人説自己會因為這個褻瀆之舉被酋長的靈魂殺死，第二天，她真的死了。
我們還不確定一個人是否真能把自己“嚇死”。但有力證據已經表明，我們的想法和感受確能對身體產生實實在在的衝擊，例如，當一個病人認為某種藥物肯定會產生副作用時，它就真的會產生副作用，這叫做“反安慰劑效應”。
心理人類學專家邦尼·凱澤説，“我認為有這樣的情況：給體驗賦予的意義，反過來改變了這種體驗的生理狀況。”她舉了一種疾病“kyol goeu”作為例子，它的字面意思是“風太多了”，這是一種神秘的昏厥病，在美國的柬埔寨難民中間相當常見。
在柬埔寨，人們普遍相信人的體內滿是管道，裏面流動着一種風一樣的物質，如果這些管道堵塞、導致“風”過量淤積，就會使人永久失去一條肢體的功能、甚至死亡。有一項研究發現，美國一家精神病機構的100名高棉病人裏，36%曾發作過“風淤積”病。
“風淤積”的病程往往較為緩慢，起先是一種渾身不適的感覺。接下來的某一天，病人會在起身時感覺暈眩，然後出現類似恐慌的症狀，最後跌倒在地上，無法移動或是説話，直到家屬採取了恰當的急救措施才能緩解。
凱澤指出，大多數人在頭暈之後都會自行恢復。可如果有人把頭暈看作是kyol goeu發作的前奏，他們就會極度恐慌，心想：“天吶，要出大事了！”
患者賦予暈眩感的意義改變了一切。“基本上，他們身體的真實感覺會變得非常不同。”凱澤説道，“在我看來，這不是同一種病在不同的地方有了不同的名稱——這種病在有的地方根本就不存在。這種體驗的生物學機制是受到文化影響的。”
凱澤認為，現實中的許多精神疾病可能同時存在兩種情況，一是不同的人對於同樣的生理體驗會做不同的解釋，二是存在一條正反饋迴路，使文化觀念得以塑造疾病的表現。
隨着我們對文化依存疾病了解的加深，有些心理學家開始懷疑，某些西方式的精神健康問題是否也能歸入這個類別。雖然有些精神障礙似乎是普遍的——精神分裂症就在每個國家都有，發病率也相對穩定——但是還有些疾病卻並非如此。
比如和西方相比，暴食症在東方文化中的發病率只有一半，而經前綜合徵在中國大陸、香港和印度也少見得多。甚至有人提出了一個不乏爭議的主張，説抑鬱症是英語世界發明出來的一種病，它衍生於“人要時刻快樂才是正常狀態”的默認觀念，而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在現在這個時代，我們的生活方式顯然影響了折磨我們的精神疾病。研究醫學史的阿霍表示：“我們把這些西方的精神疾病説成是普世疾病，忽視了它們只在特定的社會和歷史條件下出現，這實在是一種巨大的傲慢。”作為證據，他指出注意缺陷障礙是直到1980年才被加進DSM的，“現在的孩子顯然比以前更難集中注意力，因為他們時刻都接收到各種感官刺激，他們的生活中也出現了許多塊屏幕。與其説我們剛剛發現了某種獨立存在的實際疾病，不如説技術正在塑造兒童的智力、情緒和行為生活。”
無論發病原因是什麼，在一個遷徙越來越頻繁的世界裏，有的專家擔心，精神健康從業者沒有識別出那些與特定文化有關的疾病。麥吉爾大學的心理學家羅素明表示：“在東亞文化中，用來表達苦惱和症狀的詞彙和語言是相當不同的。”因此當東亞人移居到歐美等地時，醫生往往並不清楚怎麼去幫助他們。
“比如在許多西方社會里，我們把抑鬱和焦慮看作化學物質的一種失衡。因此我們會到醫生那裏尋求幫助，用藥物來治這些病。可是在東亞，這更多地被看作一種社會的、心靈的、或家庭的問題。患者可能會尋求開解心靈，或設法解決掉家庭矛盾。”羅素明説。
羅素明認為，要幫助一名患者，瞭解其背景經歷相當重要——要了解他們故鄉的那些文化範式，還有他們在移居過程中可能體驗到的力量和特權的喪失，因為這些往往會導致精神健康問題。“我認為還必須放棄那些關於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的所謂‘正確’知識，不能死抱着它們不放，也不能把DSM-5看作是理解和識別精神疾病的唯一手段。”她説。
同樣，指望同一套療法能對每個人起作用也是不切實際的。羅素明主張，雖然藥物能幫上許多人，但是那些懷有特定文化信念的人們，或許更能接受心理治療之類的方法。
當今這個時代，幾乎所有事物的多樣性都遭到了巨大損失，從物種到語言莫不如此，我們可能還隨時會喪失精神疾病的多樣性。在《像我們美國人一樣瘋》這本書裏，作者伊森·沃特斯描述了過去幾十年中精神疾病慢慢“美國化”處理的過程——我們硬是把五花八門的情緒體驗和心理體驗塞進幾隻固定的盒子裏，給它們貼上“焦慮”和“抑鬱”的標籤，由此“把世人發瘋的方式都説成是一樣的”。
在這個過程裏，我們不僅有可能弄錯正確的診斷、放棄合適的療法，還可能失去理解精神疾病最初如何產生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