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隨筆，雖然不拘長短，卻需要有足夠的見識、學問、才情；作者將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念妙筆寫來，或闡主張抒情感，或笞時弊斥奸佞，或犀利諷刺，或温婉囑告。正因如此，隨筆成為眾人喜愛的一種文體，無論報紙雜誌還是網絡新媒體，多有刊登，讀來既方便快捷，又怡情獲益。究其淵源，它們都來自漢魏以降的筆記體。《容齋隨筆》是洪邁的讀書筆記，稱為“隨筆”，原是他“謙言隨筆錄之”的意思。
洪邁（1123-1202），字景廬（一作景盧），號容齋，別號野處，諡號文敏，南宋饒州鄱陽（今江西鄱陽）人。其父洪皓為北宋末年進士，南宋渡江初年，以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出使金國，被金扣留十五年，在金大敗後得以南歸。洪皓著有《鄱陽集》、《松漠紀聞》等，後因斥責秦檜與金勾結而被貶謫致死。其長兄洪适、次兄洪遵同為紹興十二年（1142）考中博學鴻詞科進士，分別官至丞相、執政，長兄洪适著有《盤洲集》、《隸釋》等，次兄洪遵著有《翰苑羣書》等。三年後，洪邁亦考中博學鴻詞科進士，初為地方轉運司屬官，後歷任館職、郡守，官至翰林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贈光祿大夫。洪邁勤奮治學、著述甚豐，原有著作數十種，可惜大多散佚，現存者除《容齋隨筆》外，尚有志怪小説《夷堅志》二百餘卷、《野處類稿》二卷、所編《萬首唐人絕句》一百卷。
五十餘萬言的《容齋隨筆》乃是洪邁十八年的讀書筆記，撰寫過程持續了四十餘年，可稱其代表作，也是迄今為止眾人矚目、評價極高的一部大書。明人李瀚稱洪邁“聚天下之書而遍閲之，搜悉異聞，考核經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雖詩詞、文翰、歷讖、卜醫，鈎纂不遺，從而評之。參訂品藻，論議雌黃，或加以辯證，或系以贊繇，天下事為，寓以正理，殆將畢載”；明末的馬元調稱此書“考據精確，議論高簡，讀書作文之法盡於是矣”；清初，洪邁的後人洪璟者説：“先文敏公容齋先生《隨筆》一書，與沈存中《夢溪筆談》、王伯厚《困學紀聞》等，先後並重於世。其書自經史典故、諸子百家之言，以及詩詞文翰、醫卜星曆之類，無不畢載，而多所辨證。”不必多引，僅從上面所引的三段文字就可以看出全書的內容、風格、體例和價值。見解來自洪邁的蹉跎閲歷和博覽羣書，辨析來自他的視野、悟性、胸襟和膽魄，難怪此書一經問世，就在南宋朝野引發強烈反響，以至於那位還算開明且胸中頗有文墨的孝宗皇帝，也被刊刻的《容齋隨筆》吸引，稱其議論精當，並囑咐洪邁繼續寫下去。
先説此書的涉獵之廣、用心其精和洪邁慎讀慎解之風。且以《禹治水》為例：“《禹貢》敍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為次，考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荊；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敍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説予得之魏幾道。”
從父親洪皓到洪邁三兄弟，皆以心繫天下、救助生民為己任，洪邁讀《禹貢》這部書寫大禹治水的著作時自然格外認真。為理清禹治水的順序，他邊讀邊對地圖，發覺順序不對，“豫居九州中，與袞、徐接境，何以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他繼續翻書詢問，後從魏幾道處得知原來大禹治水的路線是按陰陽五行確立的，這就和《尚書·洪範》所説的序列相符，和鯀亂列五行相去甚遠了。在大力倡導讀書之風的今天，洪邁考證地讀、比較地讀，終於讀出真知灼見的實踐和效果，不啻是教我們如何讀書的指南。
洪邁又將目光投向大海。且看書中之《四海一也》：“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雲北海，南至於交、廣，則雲南海，東漸吳、越，則雲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書·西域傳》所云昌蒲海，疑亦渟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雲。”
洪邁從我國版圖的地勢高低和陸地的東西南北方向考察，斷定我們面臨的大海只是一個，其之所以稱為東海、北海、南海，是因大海所靠陸地的位置、方向而得名的，由於版圖西向皆為陸地，也就沒有西海之稱。依此推斷，《詩》、《書》、《禮》等經書所記載的四海乃是連類而云。《漢書·西域傳》所説的昌蒲海，我懷疑不過是一片大澤罷了。至於班超派甘英出使條支所遇的大海，大概就是南海的西側了。洪邁讀書不僅求懂、求通，還要推斷、論證，問個究竟，他甚至敢於挑戰先賢、懷疑經典、修正經典，將經典所載之四海修正為三海。他的這般論證已成結論，直到今天還被我們沿用並視做定論和常識，這體現了讀書與寫作的價值。
他不僅觀大事、辨大象，一些日常所見的習慣和現象，也經常會入其筆端。如《隨筆》卷四之《噴嚏》：“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噀唾祝雲‘有人説我’，婦人尤甚。予案《終風》詩：‘窹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雲：‘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雲“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
直至今日，凡是打噴嚏的人還會説“有人唸叨我”或“有人罵我”。從上文看，這在八百年前就已成為風氣，並引起洪邁的興趣，他查閲古籍，證實“此風自古以來有之”。看來一個民族的習俗傳承或曰文化傳承，總是源遠流長的，無論美好還是流俗抑或亦美亦俗。可貴的是，洪邁對任何現象都要溯本求源問個究竟，這才是做學問的精神。
作為端明殿大學士，洪邁的志向雖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主業不在為詩，但作為古時的讀書人，詩詞修養是不可或缺的。從書中所見，他的詩詞修養不僅深厚，而且興味盎然、見地高妙，對詩人的身世和詩詞的原委也多有考證。如他在卷二《古行宮詩》中説，人們都知道白樂天所寫的《長恨歌》、《上陽人》感人肺腑，其實論“道開元間宮禁事”的，元微之的《連昌宮詞》“最為深切矣”，特別是他在《行宮》中的絕句“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説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在卷三《李太白》中，世人都説李白是在當塗的採石因醉酒泛舟江上，“見月影俯而”撈取，遂淹死水中，所以採石有捉月台。查對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説：“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經過這番考證，洪邁考證出李白是因染病而死的，世間那些傳説並不可信。
最為難能可貴的是，洪邁對一些名詩、名句反覆推敲，為得一字之妙進行精微地考查和比較。如卷八之《詩詞改字》：“王荊公絕句雲：‘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萬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雲‘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圏去而改為入，旋考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向巨原雲：‘元不伐家有魯直所書東坡《念奴嬌》，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為浪聲沉，周郎赤壁為孫吳赤壁，亂石穿空為崩雲，驚濤拍岸為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夢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幾相對照自可看出，古時的詩人即使名氣、成就再大，為一字之妙，不知會推敲來斟酌去捻斷幾根鬚，其詩作才能流傳至今，令人嘖嘖稱奇！因想到近些年來，在弘揚民族傳統文化之風時，不少人都熱衷於寫古體詩詞、寫書法，這的確可喜可感，但書法離不開詩韻，詩詞除了講求韻律對仗之外，更注重底藴、魂魄與字詞的傳神，並非白開水、順口溜、只要韻腳差不多的就算是古體詩。
讀《容齋隨筆》可見，洪邁雖無意做詩人騷客，但絕對是一位詩詞修養深厚的鑑賞家、詩評家，且目光超拔、品位卓然。因此無論是對風、雅、頌，還是對漢魏六朝、唐宋詩詞大家之作，他在書中皆有考證比較、褒貶分析，使人耳目一新、獲益多多。
畢竟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士大夫，洪邁最看中的學問還是歷史和政治，他時常直斥弊端、直陳己見，一可見其情懷，二可見其膽魄。如卷七（十七則）《田租輕重》：“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雲：‘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粱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如今就大不一樣了，農民每交納一石糧的税，義倉説因為運輸和儲存有耗損，你們還要再加一斗二升，官倉也明確規定要多收六成，這中間根據税糧的粗細，再分若干等，有的甚至分為七八等，管理糧倉的人手拿刮平尺又輕重不同，量二石糧再多拿二三鬥也是常有的事，至於水路運糧的運費、租賦以外的頭子錢、買賣交易的附加費等，加起來足有七八百錢，以中間價來計算，再加上租船費，又需五斗糧，收一石糧加上税就幾乎要交三石糧了……洪邁引古喻今：“董仲舒為武帝言：‘民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謂一歲之中，失其資產三十及二十倍也，又云：‘或耕豪民之田，見税十五。’言下户貧民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目為‘主客分’雲。”
洪邁這位八百年前的封建王朝官員，能夠如此細心地體察民情，為農民的賦税之重算細賬，足見其愛民、恤民的民本思想。更令人敬服的是，為證實自己的觀點，他還從戰國時李悝為魏文侯所設的賦税制度，引至董仲舒上奏漢武帝的話“民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最後還大膽地説：“今吾鄉俗正如此。”
洪邁在《續筆》卷四《宣和冗官》中還指斥權奸蔡京當政時官員的冗濫現象。從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宣和年間），兩選朝奉大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大夫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員，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員，小使臣二萬三千七百餘員，選人一萬六千五百餘員。從其後所説“吏員猥冗，差注不行”之語，即可看出洪邁的焦慮之心，這些官僚不但太多，而且太濫。在《三筆》卷七《宗室補官》中，他還將筆觸指向皇族：“壽皇聖帝登極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人數多少，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殿試；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試，即補承信郎。由是入仕者過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紹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數計。”
為百姓生存、為官場冗濫、為皇族特權，洪邁敢於秉筆直書，力陳己見，足見其憂國憂民之心！不知他的這些看法是否曾抄成奏摺上奏朝廷，皇帝御覽後又作何批覆？但能寫在讀書筆記中而且被當朝皇帝讀過，也足見其學問和勇氣，他真正做到了“以天下之憂為憂，以生民之樂為樂”。
《容齋隨筆》的確是一部魅力無窮、曠古不衰的大書，它不光使人擴眼界、增學問，而且能夠滌胸襟、啓心智，教人如何讀書、如何思考、如何做人、如何面對世間萬物。（李碩儒）
來源：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