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於取法
書法是一門傳統藝術。既然是傳統，我們就要講師承，講流派，講古人總結的法則。
楷書如何取法？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定論。有人主張以唐人為法，有人主張以魏晉為法，還有人主張將兩者結合起來。或者可以學習楷書先從唐人入手，然後再上溯到魏晉是最完善的取法途徑。
我們知道，楷書成型於魏晉，而鼎盛時期在唐。唐人不僅把前人的各種筆法都一一完善，而且風格也呈現多樣化。有人這樣總結，唐人楷書自始至終都貫穿着“法”的建立、“法”的成熟和“法”的擴張。嚴謹縝密的法度，把唐楷推向極致，達到了登峯造極的頂點。
取唐人之法，重點在筆法和字法的訓練。以筆法論，“唐人妙處，在不輕不重之間，重規疊矩，以風神出之”。這就需要我們在長期的臨池過程中將點畫之形態、用筆之方圓、行筆之提按等方面按照具體的書寫步驟準確地表達出來，使每一筆畫都能達到“筆筆所至，不失法度”、“隨心所欲不逾矩”的程度，並由此打下深厚的技法基礎。在這些方面，我們可選擇歐陽詢、顏真卿的範本為學習的基本法則。
第一是由六朝碑版入手，取其用筆的率意和結字的自然之趣；
第二是由六朝碑版再上溯到晉人，筆法取其神理，字法取其雅緻。
走完了這兩步，我們可以把唐人楷書與魏晉楷書進行糅合，取兩者之精華，融個人之性情，展個人之追求，確立個人之風格。
簡而言之，楷書的取法對每一個學習書法的人來講都是非常重要的，古人云“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可謂學書的至理名言。
二、關於變法
變，通常有變化、改變之含意。就書法而言，變是學習到一定階段的必然過程。前人説“變則通，不變則死”，已成為藝術家們共同遵循的一條藝術規律。我們不妨翻閲一下中國書法史，歷史上凡是開宗立派的書法大師，幾乎無一例外是在經歷了這一過程之後而卓然超羣的。
書聖王羲之，初學衞夫人，後學張芝、鍾繇等眾家，因博採眾長，變質樸為俊雅，流暢自然，開晉代書風。唐顏真卿，遠承“二王”餘緒，近取唐代褚遂良、張長史以及魏晉以來民間書法中的有益成分，以篆書之法寫楷書，終於熔鑄百家另開新面，使楷書之法為之一變、一新，成為繼王羲之之後的又一座高峯。
“寫字貴在能變，魏碑結體之妙，完全在於善變。我們試翻任何魏碑，把它裏面相同的字法拈出來比較，幾乎沒有一個姿態是相同的。”
沙孟海先生還説：
“學書死守一塊碑帖臨寫而不知變通，結果不是漆工，便是泥匠，有什麼價值呢？”
變法一定要有深厚的基礎。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這又如沙孟海先生所説：“書法的基礎越厚越好。”基礎積累得愈深，我們對於傳統的認識也就愈加深刻，變法的路子也會更加清晰、更加準確。
變法又是需要一定方法的。沙孟海先生説：
“學習書法應兼收碑帖之長處，既不能盲目崇拜，又不去一味抹煞。而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吸取其精華，揚棄其糟粕。”
變法還需有明確的方向。一個藝術家如果對自己的審美取向、表現形式、風格特徵沒有明晰的努力方向是不能成功的。晚唐柳公權最可貴處是在唐代書法鼎盛期過後創出“柳體”，他書法早年學“二王”，後參以北碑並間融虞世南、歐陽詢、薛稷、李北海、顏真卿等眾家之長，尤其是受歐陽詢、顏真卿的影響最深。他沒有在歐、顏這兩座高峯前拜倒不起，而是對歐、顏書體進行解體、改造和全新組合。習歐，他得其意態精密；取顏，他得其筋勁挺拔，最終以其“骨”而成為歷代學書者的楷模。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個藝術家風格的形成是經過不斷的變化而完成的，變法是一種突破，變法是一個自我個性的展現。
三、關於表現
歷史上，每個時期的書法都具有極強的時代特徵。如前人所説的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都是時代特徵的集中概括。而書法的時代特徵往往都具有很強的表現性。孫過庭講“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我們學習古人不能違背時代潮流，追求時代風尚不能流於庸俗。當今書法創作已進入到了以表現為主要目的的時期，楷書的創作也要順應時代的審美要求。那麼楷書創作應從哪些方面來表現呢？我個人認為，要立足於三個方面。
第一是筆法。古人認為“用筆千古不易”，書法的核心是筆法，沒有筆法，書法之藝術性將無從談起。但是我們又不能死守古法，時代需要我們不斷地豐富筆法。因此，我們可在傳統的基礎上，或多或少不嚴格恪守楷書的規矩法度，甚至可以大膽地將行書的某些寫法融入其中，使楷書的用筆有書寫性和節奏感。
楷書的用墨還要突出一個“活”字，墨用活了，字才有生氣，有神采。而做到這些，就需要我們在長期的創作實踐中去摸索和提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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