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27日，第五論壇政治學/公共管理學、國家關係學論壇，中外近30位發言交流，文明互鑑 來自中國社科網視頻截屏
【導讀】昨天（26日）上午9點，由中國社科院主辦的“學術中國·2022”國際高峯論壇在“變局中的文明：中國與世界”主題下拉開序幕。在一天半時間內，80位國內頂尖學者、30位國際知名學者、20位青年學者在開幕式和五個平行論壇中，從多學科、多維度、多層面揭示了中華文明的獨特貢獻和時代價值、思考人類文明發展趨勢，探討中華文明與世界各國文明的交流鑑、助推中華文明的復興和世界文明的發展。
“學術中國”國際高峯論壇又稱“百人論壇”，力邀國內外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頂尖學者，全方位展現“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使之成為繁榮中國學術、發展中國理論、傳播中國思想的重要平台，並將之打造成世界上有重要影響力的學術論壇品牌。
首屆“學術中國”國際高峯論壇於2021年10月14-15日舉辦，講堂不少嘉賓參與，講堂也予以隆重報道。今起陸續報道2022年學術中國上嘉賓觀點，以饗聽友、讀者。第一篇為香港中國學術研究院常務副副院長黃平觀點《説事講理論道，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敍事邏輯 》第二篇為外交學院原院長、山東大學講席教授秦亞青觀點《交互涵化中，中國知識貢獻為人類共同知識》（見文末鏈接）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現場視頻演講 來自會議截屏
我們現在一直在討論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個人認為，不僅僅是要成為物質意義上、制度意義上的強國，也要成為知識體系上的強國、思想上的強國，目前學術界在原創性知識和原創性思想上還必須努力。中國的社會科學知識是向西方學習或説“進口”而來，所以久而久之，社會科學理論界太容易受西方影響，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
弊端：歷史理解歐洲化、現實理解美國化、教授少創新
首先，對中國歷史的理解基本上還處於歐洲化狀態。
對於歷史的幾個階段論理解，主要來自歐洲，比如西方的羅馬帝國解體以後經歷了封建社會，但我們在秦始皇統一後就不是這樣。又比如對於資本主義萌芽，前幾年一直在爭論是否是在明清時發生，因為這個時段和西方的資本主義發展同步，但從中國的具體歷史發展來看，我個人覺得，不如説唐宋比明清更具有資本主義性質。
其次，對現實的理解出現美國化的趨勢，尤其是對改革開放的理解。
以往中國出國留學去歐洲的居多，改革開放後去美國的更多，我自己也是去美國留學，我們學了微觀領域的社會科學。我們用這些方法來研究中國，出現了美國化傾向，會假設發展經濟一定要自由化，政治轉型一定是政治民主化，實際上，這種歷史的單向發展其實是錯誤的。中國的經濟是要發展，政治也要發展，未必就是美國式的市場自由化，我們可以有自己的民族化方式。在這方面，知識界受美國的影響太嚴重。
第三，學者還是以從前的教授概念來定義自我。
西方的Professor，是職業的知識創造者，而我們作為知識的傳授者成分居多，傳授中國古典歷史，或者西方理論，創新少。總體上，我們的原創性的自覺意識還很不夠，這樣就容易成為西方知識的應用者，結果是西方知識解釋不了中國社會，也無法把中國的經驗和實踐提升為概念和理論。
所以在國際舞台上缺少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沒有“Soft Power”軟實力，,這不僅對學術研究有害，對政治也有害。近代以來很多國家也經歷了這樣一個西化過程，如果你的知識體系不能適合自己國家的實踐和經驗，僅套用西方的理論，實踐中往往會導致錯誤的方向。
一個例子就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他提到在中東要去宗教化。但這幾年伊朗新總統上任後不斷去世俗化接着再宗教化，我覺得他那樣做是依據國情出發，並非一點沒有道理。又如，一些激進的知識分子想把烏克蘭改造成像西方一樣的國家，我想還是很難。香港，很多人在知識上還沒有完全脱離殖民地狀態，因此產生了不少問題；台灣是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人卻想把它塑造成所謂的獨立的台灣民族主義。世界上不少地方發生過顏色革命，很多年輕人現在恨自己的民族。
改變：學者要注重創造性，去政治化、資本化、流量化
如何改變這些現狀，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
首先，應當允許學者、知識分子獨立創新知識。
我提出一個概念要依法治學。知識分子特別是有影響的知識分子話語權很大，因此説話必須具有責任意識，具有邊界意識，並且這些意識不需要通過政治方式來處理，而是用法律的方式來規範。任何國家的言論自由都不是絕對的言論自由，每個國家都有它的政治正確。所以，要用法律來規範學術工作，儘量減少政治干預。
其次，要學習西方的方法論。
近代以來，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主要是從自然科學而來的，社會科學家用這些方法論來觀察他們的社會和世界，解釋他們的歷史，觀察他們的實踐經驗，並提升為概念理論。這些嘗試已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我個人是不主張學習西方的概念理論，但強調可以學一些比較客觀的社會方法，重新來觀察我們的實踐經驗、我們的現實、我們的歷史。用這些科學的方法，基於我們的實踐經驗之上，來創新中國的社會科學理論。
第三，教學科研體制要改革。
第一要去官僚化，作為行政管理的官僚各國都必不可少。但行政體制不可主導學術活動。
第二，科研經費管理體制不能一味“尊老”，向老人傾斜。國家雖有尊老的傳統，但還應當多向年輕人傾斜，要鼓勵創新，當然老年人也是很重要，尤其在社會科學領域。但在數字媒體時代、在新科技時代，年輕人的思維非常活躍，歐美國家的學者都是在年輕的時就成為哲學家、思想家的。
第三，評審制度要改革。現在評審制度甚至比西方還西方，因為西方的評審制是多元化的，我們不知不覺把西方的這些評審制度加以官僚化，反而大大限制、甚至扼殺了學術創造活動。
最後一點特別要強調的，作為學者要接受自我認同。不少學者老抱怨好像政治控制了學術活動，我覺得學者中不少人太依附於政治，或太依附於資本，為資本説話，現在又過於依附於流量。作為一個專業的知識創造者一定要去三化——去政治化、去資本化、去流量化，沒有這樣的自我認同，再好的條件也是很難創造出原創的知識和新思想的。
（李念依據線上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核，原發言標題為《如何構建知識強國》）
文末鏈接：
秦亞青：交互涵化中，中國知識貢獻為人類共同知識 | 學術中國·2022-2
黃平：説事講理論道，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敍事邏輯 | 學術中國·2022-1
作者：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教授、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
編輯：李念
責任編輯：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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