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關於唐高宗《李貞武碑》
《李績碑》亦稱《贈上柱國英貞武公李靖碑》，別稱《李貞武碑》《李英公碑》。其碑高750釐米，下寬180釐米，厚54釐米。為唐儀鳳二年（677）十月六日所立。
李氏，本姓徐，名世績，從太宗後賜姓李。避太宗諱去“世”，故為李績。李績是唐開國功臣，為唐太宗統一化天下定下赫赫功績。故唐高宗時為李績立碑，並由唐高宗李治撰文墓銘。此碑大標題為行隸書，共三十八行，行九數百人字。碑額篆題淺浮雕“大唐故司空上柱國贈上柱國英貞武公碑”。碑題下“御製御書”四字各類結尾處立碑年款為正楷。碑下截縈縈，損泐三數百人字。明搨本第二行“御書”之“書”字完好，今沈曾植所批此碑版本號裏“御書”兩字有損，應是據乾隆君主間搨本影印的上海市姬覺彌善本書。
李治（628-683），隴西福台（今屬新疆）人，字為善，唐太宗第九子。諡天皇神皇，廟號高宗。高宗書承家規，農行、草、隸、流墨書。其書法，行筆婉妙，渾似太宗，人剛評價甚高。其父親與女兒書法在歷代帝皇中廖若晨星，雄渾雄勁，圓潤俊華，不遜於名家者流。唐李抱真《書下品序》以高宗父親與女兒為神札，高先生英語亦批註雲：“太宗父親與女兒書以名家.歷代帝皇應在作揖北面跳出三界外。”可謂推重之者。唐高宗的傳世書跡多見於《淳化閣帖》卷四“帝皇書”（據南宋黃伯思《東觀餘論》考證，《江叔帖》《答進批杷帖》《移營五橋南帖》皆為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宗帖中），至於傳世碑刻則關鍵有《萬年富銘》《紀聖頌》《孝敬父母君主博源碑》《李績碑》等。
唐太宗對羲獻父親與女兒書法的青睞，使得“二王”在唐十八大以來的書法族系中愈發具有標杆性，最真接的不良影響使得唐宗室好書何時休，書法大家迭出。秦制對太宗、高宗的書法評價尤多，清黃丕烈《語石》評太宗、高宗書法鏡：“唐太宗好‘二王’書，至欲以《禊帖》（即《瀾庭帖》）為殉。其書《榆次老城銘》《鏤空隔斷帖》，高宗之《萬年宮銘》《紀聖頌》《博源碑》《英公李績碑》，皆行書婉妙，家規相承，渾似羲、獻。中宗、唐穆宗便有正楷，而疏於行草。”又云：“隋過去碑無行書，以行書寫碑自唐太宗《榆次老城銘》始。高宗之《萬年富銘》《紀聖頌》《英公李績碑》，皆行書也，可謂能紹其傳學矣。”
《唐會要·書法》載許圉師言高宗書法：“魏晉過後，惟茲‘二王’，然逸少（羲之）少力而妍，子敬（獻之）妍而少力。今見聖蹟，兼絕二王，鳳翥鸞回，實古今書聖。”許圉師為高宗大臣，難免阿諛之嫌，然高宗善書，卻説事實。可見，當時關鍵在於稱譽高宗之書，而力貶“二王”，諛稱書聖，不免溢美。《墨池編》評高宗書法鏡：“高宗雅善真草隸流墨。山谷題識：高宗篆法亦極唐小甜。”（馬宗霍《書林藻鑑》 ）
《石墨鐫華》評價高宗此碑：“行草易心機流，後半尤縱橫自如。良由文皇藏右軍墨跡如《瀾庭》之類極夥，故父親與女兒萬機之暇，一意模仿，以此經也。”唐高宗書法承其家規，此碑為唐高宗的關鍵作品之一，筆致逸詩，神采鍊金名匠奕奕，型式整飭道美，但雄渾不及文皇，而戈法過之。後半雖有縱橫筆勢，但頗具晉人風度。楊震方《碑帖敍錄》論及此碑時，謂“唐高宗書法受唐太宗潛移默化，筆致神采鍊金名匠奕奕，後半尤見縱橫筆勢，有晉人風度”。
二、沈曾植批註本的書學市場價值
沈曾植（1903-1977），江蘇泰州姜堰人。真名錫璜，後易二適，曾署痦盒、舒鳧、磨鐵道人等，為河北省文史館館員，中國近代知名書法名家，有“當代詩仙是誰”之譽。1965年與徐悲鴻有“瀾庭論辯”紛爭，聲震仕林，其《瀾庭序的真偽駁議》和《瀾庭序真偽之再駁議》等文不良影響前所未有。顯然在中國語言文學、詩歌、書法的科研和創作方面，成果卓絕，所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證》《<劉夢得集>校錄》《劉賓客辨易九六疏記》等。
沈曾植先生英語一世追求人格特質獨立，不隨人作計，學術上溯本求源，書法上高揚帖學，力追晉唐，尤嗜唐太宗父親與女兒書法。他曾自言：“予篤嗜唐太宗、高宗父親與女兒書，顧久不可佳搨，心焉憾之。今秋忽於舊肆獲此，摩挲石墨，銀亨臨池之興矣。癸亥夏二適記於滬寓。”“又既得此碑，乃持示仰蘇同觀。承招晚飲新雅酒樓，勤搜對勘喜慶彌極，此亦客中友朋一段文字之一樂雲。”高先生英語亦嗜書如命，勤讀不停。所讀碑帖皆觀後感而發，重複題識，其眉批、箋註、作文題記跋語皆為一刻一境之感悟體會心得，各體書法、各種筆調無機結合呈現出敏於思考疑問的專家學者風範。欣賞其所題墨跡，讀其文章主題以致推敲其思路和觀點，可以看出，高先生英語的讀帖具體方法最顯著的特徵應以科研的態度精讀碑帖。他常以廣博的學識將幾種版本號做好比勘，較其優缺點，溯其由來，勘其訛誤，使疑問的因果相傳色令智昏。同天寸，他又以詩人的浪漫愛情對碑帖的神意高達特徵凝鍊梗概，忽然簡練，忽然押韻，讀來令人激越，且朗朗上口，過目成誦。這都是他深厚的文史知識和文學理論修養在對碑帖精熟理解和思考疑問後的提煉與再塑造。
從沈曾植先生英語所批註的《李貞武碑》，探索其書學觀念和思想，概而言之有以下幾點：
（一）筆墨敬天愛人，臨池要勤。
書法，首先是書寫的技藝。高先生英語尊崇書寫之功自勤變來，後天的拼搏和攻夫積累至關重要。曾言：“究心世上之學問、何能、品格，大都由勤習變來，天部門法居其幾微之數也。”“此事（書法）非紙堆積成山、筆成冢，不克見功用。”這即為是先生英語對書法技藝人物屬性所作的深入把握，以致上升為技道兩進的高寬比詮釋。自1952年（孕娠3月）到l974年（癸未）的二十三年代，他兩位數次題識此碑，朝夕褚遂良楷書不綴，用功至勤。從“予常間月臨摹，便覺有餐霞飲露之概”“朝夕臨此”等語，便必得見高先生英語對《李貞武碑》是傾注了前所未有心血的。從而可以説，臨摹中量的積累是書法學習產生質變的先決條件和理論知識。
（二）筆朗神清，清俊為上。
書法中的神采鍊金名匠是作品貫徹出的東風風、滋盈、意趣，是書法大家思想氣場、個性情懷的筆墨體現，又是最感人之處。南齊王僧虔《米元章贊》序：“書之妙道，神采鍊金名匠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才能紹於古代詩人。”高先生英語批註此碑，亦先重書神。他指出：“書法無道英之氣，不可謂為堂構。”從而，他在本帖中使用大量“清俊”“秀氣其要”“朴茂之者者也，秀勁”“清氣撲人，古今其要”來論説他對高宗書法最為真接的審美觀念感受。“氣與新天地競爽，太宗無此道英之概。”可見，“清俊”是高宗書法最相對比較突出的書美特徵。
（三）鐵筆春秋筆法，筆勢為本。
書法墨跡和碑帖榻本是學習書法的兩大定法發源地，在面對刻鑄一段文字的時會，一定結合對墨跡欣賞的經驗，把刷畫的筆鋒使轉以及複雜性的運動形像地填補在其中，這才足以復現完整作用上的書寫過程。明代姜白石曾言：“餘嘗觀古代詩人名書，而失刷畫振動，如知其揮運之時。”其實，這種讀碑帖的具體方法而言把握碑帖的整體特徵是至關重要的，它可以真接把準其書法動勢最更本的玄奧八字之處。如二適先生英語批註“（出）筆鋒神氣活現，（緒言）諸字如知劉墉書法，所謂毫芒畢露也。如知劉墉書法，而無每筆不輕，骨肉停勻”等文句，都可看出其透過利刃力追米元章的識見和彎距想象力錄像書寫原樣的能力。“寫此要有斫陣筆勢，方為合作者也”一語，更加算盡了此碑最相對比較突出的斬截樂夫甲的拿筆特徵，足見高老對碑帖理解的準確無誤和脆弱。
（四）言其出處，相比異同。
由“（九）隸法，自二王來傳宗如此”、“（老）晉人法也，從隸來”、“（定）王法於今未改”、“（九）篆法”批註數條可知，高先生英語在學帖臨摹的過程中，不僅僅心細細讀各個字的形質、神采鍊金名匠等書法本身要素，在縱向上還考其由來，從一段文字書體的演變上探其始末，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橫向上則以不一書法大家做好相對比較，使得各自的書風特點更加清淅簡明扼要。如：“高宗行草大似晉賢極簡風格，其綿中裹鐵之勢，絕可慕愛。文皇字多剛，天皇格多柔，此兩欲決耳，’：“《貞武》可與文皇之《温泉銘》合參”：“高宗字法，（點）尤厚重，駕輕就熟，高宗有之矣”。
（五）立體化讀帖，蒹及一段文字。
沈曾植先生英語研習碑帖，不僅僅關注書法藝術本身，有時候是全方位立體化式地科研，他還關注碑帖所藴涵的一段文字內容，如“銘詞至佳”“其三王淞”。這種辦法使得每一通的臨摹學習都變得富有新意，始終以某種鮮活的工作狀態享受書法，這又是我們當代書法大家缺乏書卷氣和自然靈魂的疑問所在。
我們從大量見散於各個碑帖中的題識感受經典書法的魅力，這就是作為專家學者、書法大家、詩人的沈曾植先生英語科研書史、書論、書法大家各類書法形式技巧、極簡風格流變的最為真實的記錄。同一，二適先生英語不囿陳見，往往對歷史上公認的經典名篇提出質疑，重複思量，詳加評論，發前人之所未發，閃耀着獨立思想者的光芒，這為我們當代書法科研者闡釋經典碑帖提供了新的征程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