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徐魯青，編輯：黃月，頭圖來自：Unsplash
5月24日，美國共享住宿平台Airbnb（愛彼迎）宣佈，將暫停在中國大陸的所有房源和體驗，僅保留出境遊業務。這一消息迅速登上微博熱搜榜首，許多Airbnb的老用户都紛紛表達了遺憾與不捨之情。2016年，Airbnb正式進入中國內地市場，加之美團、小豬等眾多本土民宿平台迅速發展，民宿如今已成了越來越多中國人的出行住宿選擇。人們通過民宿平台認識有趣的房東，收穫“本地人”的旅行建議，甚至成為朋友。
僅僅在40多年前，中國社會還高度限制人口流動，“旅遊”被批判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1978年，50個上海人坐一輛公共汽車，悄悄去往蘇州遊玩，在當時他們沒人敢説是外出旅遊，而是“散散心”。那時，人們的出行住宿需要公家介紹信，旅店更談不上有什麼多樣選擇，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趙煥焱曾在採訪中提到改革開放初期的旅店數量：“1978年我國飯店137家，15539間客房，其中絕大多數是國有賓館和招待所。”
如今，人口流動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從此地到彼地的過程中，人們也有了更多的住宿選擇。回望四十年來的中國出行住宿故事，我們或許能從中窺見背後意味深長的時代變遷。
招待所時代：介紹信、門禁與“不正當男女關係”
80年代初，人們需要公家介紹信才能入住招待所，要是沒有介紹信，不僅無法住宿，甚至可能被當成“盲流”拘留遣返。招待所的規矩很多，開飯、打水、鎖門等都有時間限制，有的進出門也要出示證明。
有人曾回憶80年代進京的過程：在北京站出站台口，有塊“北京市旅店介紹處”的招牌，出差的人都在此排隊，手拿介紹信給工作人員檢驗。具體住哪家招待所也無法自主選擇，工作人員檢驗後會遞出一張單子，上面寫着招待所名字。只有拿着介紹信和這張單子，你才能到指定的地方住宿。
對公家介紹信的硬性要求，也意味着普通進城農民很難有機會住進招待所。作家高曉聲在1980年發表小説《陳奐生上城》，講述了農民陳奐生住縣城招待所的故事。進城做買賣的陳奐生，因為身體不適昏倒在車站，縣委書記路過發現了他，將他安排在縣招待所休息。
那是陳奐生45年人生裏第一次住招待所，甦醒後他環顧四周，“原來這房裏的一切，都新堂堂、亮澄澄，平頂（天花板）白得耀眼，四周的牆，用青漆漆了一人高，再往上就刷刷白，地板暗紅閃光，照出人影子來……再看牀上，墊的是花牀單，蓋的是新被子，雪白的被底，嶄新的綢面，呱呱叫三層新。”在高級招待所裏，陳奐生坐立不安，“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別是腳）不大幹淨，生怕弄髒了被子……”“又眷顧着那兩張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輕輕捺了捺，知道里邊有彈簧，卻不敢坐，怕壓癟了彈不飽。”
招待所之夜花費了陳奐生五元，這對普通農民來説實在價格不菲，但他最後還是老老實實掏了錢，一邊心想：“他昨晚上在百貨店看中的帽子，實實在在是二元五一頂，為什麼睡一夜要出兩頂帽錢呢？連沈萬山都要住窮的；他一個農業社員，去年工分單價七角，因一夜做七天還要倒貼一角，這不是開了大玩笑！”但等他喪氣地回村後，卻因為坐過縣長的車，還住過5元一晚的招待所，大隊幹部對他的態度友好多了，村裏的人也都高看他一眼，“他僅僅花了五塊錢就買到了精神的滿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貨。”
電影《陳奐生上城》裏，脱了鞋怕弄髒招待所的陳奐生。（圖片來源：豆瓣）
到了90年代，越來越多的賓館建了起來，對經濟狀況較好的人羣來説，招待所相形之下成了次一等的住宿選擇。金宇澄的小説《繁花》中講述了滬生、阿寶、俞小姐等一行人從上海到蘇州遊玩一事。去到蘇州發現，當地朋友安排的住宿簡陋，“基本像招待所”，俞小姐受不了，吵着要回上海，最後才妥協搬去了當地最好的蘇州大飯店。
“基本像招待所”的環境是什麼樣呢？剩下沒搬走的四人夜裏想散散步，卻發現大門上了鎖，在大廳喊服務員，“招呼許久，總枱邊門掀開一條縫，裏面是女聲，講一口蘇白，吵點啥家，成更半夜。陶陶説，我要出去。服務員説，吵得弗得了。陶陶説，開門呀，我要出去。女人説，此地有規定嘅，除非天火燒，半夜三更，禁止進出。”看到服務員不肯放行，一行人繼續嚷嚷許久，最後，“門縫裏慢悠悠軋出一段蘇州説書，帶三分侯莉君《英台哭靈》長腔説，要開門，可以嘅，出去之嘛，弗許再回轉來哉，阿好。”等都同意了，服務員才“靜了一靜，一串鑰匙響，一個蓬頭女人，拖了鞋爿出來，開了門。”
最後，幾人在外逛到深夜，終覺累了想回房休息，卻發現招待所大門早已層層上鎖，進去比出來還難。他們只好在外坐了一整夜，熬到天亮才得以進門。
當年的旅舍不僅有門禁，還會清查所謂的“不正當男女關係”。賈樟柯的電影《站台》裏便出現了這樣一幕：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夏天，在外演出的張軍和鍾萍在小旅館開了一個房間，被突襲的警察抓住，逼問之下，張軍承認和鍾萍只是男女朋友，沒有領結婚證。他們差點被當流氓罪處理，最後在其他同事調解之下，警察才終於讓步，但一行人的演出活動也隨之終止，只好收拾行李回汾陽。
直到2000年，《華聲報》還刊載過一則社會新聞：一對華裔美國夫婦到北京探親，因為沒有結婚證，被賓館禁止同住一個房間。記者採訪了當時在國際飯店工作的胡偉，據他回憶，夫妻不準同房的規矩產生於80年代，那時上級單位經常叮囑飯店經理：“不要出事，尤其不要出醜事。”“醜事”即指“不正當男女關係”。
胡偉説，那時飯店每天都會派專人，把入住客人的登記表（內有年齡、身份、幾人什麼關係住一房等）送到公安局審查。警察也會隔三差五地到飯店搞突襲。“有一天晚上，他（胡偉）曾把一個香港客從温柔鄉里大聲喝起。不僅讓對方繳了罰款，而且‘還讓他在公安局裏痛哭流涕地表示要痛改前非’。”
在那時，各大賓館都會懸掛入住須知，其中一條便是：男女同房，必須出示結婚證。《華聲報》此文的記者評論：“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這絕對是天經地義、順理成章的：男女同房而居，自然得是夫妻，自然就要看看結婚證。拿不出來才臉紅呢。”這位記者也描述了2000年初期人們慢慢轉變的觀念：“中國不少飯店經營者今天的真實看法是：男女之事，不管夫妻也罷，情侶也罷，露水鴛鴦也罷，都是個人隱私。而對飯店來説，第一位的是客源。”
電影《站台》中的小招待所（圖片來源：豆瓣）
港台地區及外國旅客：從國賓館到指定酒店，申請程序不可少
改革開放前，能夠進入中國的外國人往往是國家層面往來的的官員與專家。外賓來華後，衣食住行主要安排在為數不多的迎賓館（國賓館），比如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上海的西郊賓館等。然而，隨着1961年後中蘇關係破裂以及“文革”到來，前來中國的外賓人數一度減少。
儘管入境自由行的旅客在改革開放之前很少見，但有一批來自中國香港地區的揹包客在層層審批後曾經入境旅行。“觀察者網”曾挖掘到當年“揹包客棧”論壇上一位名為Waising Lau的香港遊客的遊記，記錄了他在1973~1983年間5次遊歷中國內地的故事。他回憶，那時中國內地之外的旅客住宿要先到當地派出所報户口，派出所在旅客的介紹書上蓋章。
“那年代裏，港客在中國內地每個地方，回鄉介紹書副頁上要在派出所或住宿賓館代為蓋印，日期不能夠中斷或欠缺，在火車上過夜也要保留車票，留待過海關需要時驗證。曾有朋友在深圳過關時欠一日沒蓋印，要他實時返回原地派出所蓋印，遲了幾天才回到香港。”在1976年的廣東肇慶之行中，Lau住宿在普通中國人住的旅店：“租金每日費用極廉宜，房間設有單/雙人牀/上下格牀等選擇，面積狹窄設備簡陋，牀褥帔鋪頗算清潔，天花吊了盞25瓦特燈泡，令房間光線不足。每張牀都設有蚊帳，公眾衞生間就設在房外。 ”
在1978年的廣州之旅中，Lau住宿的招待所條件明顯比兩年前好了很多，與之相應的是時代氛圍的慢慢鬆動：“1978年在廣州某招待所住宿，房間設置舊款式鐵造碌架牀，木質窗框有木柵欄，一張舊式木材書枱，放了二瓶當時最佳回香港手信‘金獎白蘭地’。在左面是來探訪的廣州朋友，看她穿着當時最時髦少女衣裳，不再是深色上衣，戴有手錶面帶笑容，大家談天説地整夜呢！政治革命話題已厭惡，只想知道外面世界怎麼樣。”
改革開放後，外國人進入中國“自由行”慢慢成為可能。1986年，美國作家保羅·索魯從倫敦出發，搭乘火車來到中國。他的遊記《在中國大地上》曾提到當年住宿的一段經歷，那時外國人來華需要住指定酒店，價格與中國人差異很大：“由於事先已有所安排，並且只有指定的酒店才能接待外國人，我住進了燕翔飯店，房費是每晚160元。小彭去了他説的中國旅館，那地方沒有正式名稱，但有門牌號碼，一晚上只要三塊錢。這不是什麼新鮮事。無論是餐館或商店，還是博物館門票和展覽入場券，或者公交車、出租車、飛機和火車，他們奉行的都是雙重標準，對於中國人和老外是分開定價的。”
然而，中國人和“老外”的區別似乎並非按國籍區分，索魯寫：“海外華人則屬於另外一類，一個自出生起就生活在波士頓的華裔美國人，就算不會説普通話，也不會被當作是外國人。商務人員和官方訪客又是另一類，可以享受某些特權。”
意大利攝影師老安（Andrea Cavazzuti）的中國之行似乎比保羅·索魯享受了更大的自由度。老安在1981年到中國留學學習漢語，他曾經以研究杜甫草堂的名義，用復旦開的介紹信坐火車到成都，再偷偷溜去了昆明、南寧和海口。“到了三亞海邊唯一的高級招待所，不讓住，讓我們回去，其實沒法回去，所以在外頭磨蹭到天黑。”後來，他找到了朋友住的海邊平房，讓他藏一夜，“半夜三更，一個警察握着手電筒進來了，得意洋洋地説我們跑不了，不能住那。我們確實跑不了，那時候哪也去不了，我們是既成事實了。後來警察叫醒前台，前台叫醒客房部，給我們收拾了一間漂亮的平房。”
有些時候，老安住進中國普通的招待所，並沒有驚動警察。他在《南方人物週刊》的採訪中提到，那時候人們的隱私意識很弱，招待所的房門都沒辦法上鎖，到點了，服務員就會進來打掃衞生。“有一回老安繼續裝睡，被服務員緊緊地裹在被窩裏面。他毫無所謂，不覺得被驚擾，除了爬出來稍費點勁，反而覺得是在過着有組織的集體生活，心裏很温暖。”
到了2001年，美國作家何偉獨自駕車從北京出發，沿着長城到甘肅與青海等地，他的《尋路中國》記錄了這段旅行。那時外國人自駕遊還很少，作為記者，按規定他需要提前報備，但他跳過了這一程序。為避免警察注意，何偉在出發前準備了一頂帳篷，在日落後使用帳篷，天一亮就動身出發。
一天午夜，他突然感到帳篷被照亮，驚嚇裏一下坐起身，“我摸索着拉開帳篷的門簾，往外看了看，才意識到是一輪圓月升上了地平線。”“那一刻，我靜靜地坐着，等着我的恐懼平復下來，聽到的，只有風聲，以及自己碰碰的心跳聲。”
如果需要在小鎮上停留，何偉就會盡量選專門接待大貨車的旅館，因為那裏沒有向警察上報的登記表。太久不能洗澡，他就在街上找個理髮店洗洗頭解決問題。到了陝西榆林，何偉還是去了當地的賓館住宿，剛開好房間，警察就找上了門。“我向他道了歉，並告訴他，今後我一定提前申請。‘我明天就走，你看行不？’我問他。他那似笑非笑的臉繃得更緊了。‘恐怕你現在就得離開，’他説。‘我能吃了午飯再走嗎？’‘抱歉，’他回答道，‘馬上離開。’”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1-1
“開放是什麼？”：穿拖鞋進國際賓館，住宿選擇多樣化
1978年，中國的入境遊客數量達到180多萬，超過了前二十年的總和；到了第二年，這一數字激增到420萬，而國內有接待資質的賓館卻遠遠不足。1979年廣交會期間發生了住宿“爆棚”、來華商人們對旅舍條件不滿的情況，政府逐漸重視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賓館。80年代初期，一批國際飯店在北上廣等大城市建立了起來。
這些國際飯店僱傭了一批外國專家做設計與管理參考，條件優越。有報道曾提到，《紐約時報》記者夏偉（Orville Schell）在1983年是這樣描述北京建國飯店的：“壁毯覆蓋了每一面牆，客房內是成套的窗簾、牀單，上面印着的植物圖案讓你聯想到的不是中國，可能是遙遠的格陵蘭島……特大號的牀是美國進口的，彩色電視機、獨立空調、撥號電話和有着金色鏈條的美式吊燈，推開移門走到陽台上，你能看到飯店花園中水池裏噴泉的波光粼粼……似乎中國已被甩在了身後，你進入的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夏偉注意到，在當時，能進入國際飯店的只有外籍人士和官員，大部分普通人都被隔絕在外。“私家車司機站在噴泉旁等待着小費，一旁站着的是普通百姓，他們透過落地窗向內凝望着明亮的大堂。”建國飯店的創始人陳宣遠那時向夏偉坦言：“如果我讓打開大門，數千人會湧進這裏只為了喝一杯茶，然後就會四處閒坐，吹着免費的空調打發掉一整天的時間。這樣沒辦法做出一個一流的國際飯店。”
第一個打破特權規則的國際飯店是廣州的白天鵝賓館。1983年建成時，它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作的五星級賓館，許多外賓來華都會入住此處。1986年，廣州轟動一時的新聞是英國女王訪華，入住白天鵝賓館。時事評論員陳揚當時寫到：“託女王之福，廣州人第一次見到了嶄新的勞斯萊斯，記憶中好像共有三輛。英女王到訪當天，我也跑到人民北馬路邊拍照片了，底片至今還在。哇，好威風！車怎麼漂亮自不用説，司機頭戴大蓋帽，手戴白手套，這些在國門剛剛打開之際看來是多麼地新鮮多麼地震撼！”
白天鵝建成後，投資人霍英東主張賓館應與國際接軌，對全部市民開放，但幾乎遭到了一致反對。酒店副總經理彭樹挺説：“我們都想不通。‘四門大開’，階級敵人就很容易搞破壞了，既擔心客人安全又擔心設備損壞。”最後白天鵝還是對所有顧客開放了，前面兩週洗手間的衞生紙和小香皂耗費巨大，之後慢慢恢復了正常。此後廣州市民即便只是穿着T恤拖鞋，也能進入國際賓館喝茶，其他地方的賓館也隨之逐步向普通人開放。霍英東的那句“都説改革開放好，開放是什麼？一看白天鵝便知”，流傳一時。
90年代之後，旅行與流動成為了中國社會的常態，人們逐漸不再需要介紹信入住招待所，跨省流動也不必層層申報，情侶更不用面對隨時破門查房的警察。1998年，廣東省旅遊局將“青年旅舍”這一概念引入國內，到2017年，全國的青旅已經增加到三百多家，一方面降低了旅行成本，也讓互不相識的人共同分享旅行體驗。
2008年，Airbnb在美國創立，其構想的住宿模式改變了全球酒店產業。從此，我們能短租自己的閒置房間，旅行住宿也不必再依賴賓館與酒店，而是能自由選擇興趣相投的個人房東，入住有本地特色的房屋。幾十年後，當我們回望霍英東當年所問的“開放是什麼”，或許會意識到它有一個更復雜的答案。
參考資料:
1. https://finance.sina.com.cn/chanjing/cyxw/2019-09-11/doc-iicezueu5152341.shtml第一財經 《旅遊酒店業七十年：從外交事業變為經濟增長新引擎》
2. https://zhuanlan.zhihu.com/p/34778429 知乎 《【轉載】改革開放前怎樣出差住旅店 》
3. https://www.guancha.cn/life/2014_08_25_225520.shtml?web 觀察者網 《香港揹包客鏡頭下的中國70年代（一）——廣東》
4. https://www.nfpeople.com/article/11140 南方人物週刊 《老安，一個意大利人在中國的四十年》
5. http://news.sina.com.cn/china/2000-08-04/114379.html 華聲報 《夫妻在中國住飯店要出示結婚證？》
6. https://mp.weixin.qq.com/s/Fed4-LOUFbzkKJCFdy83jQ 好奇心日報 《30年前的國際飯店們，是如何在中國開啓了一場建築和社會的雙重實驗？》
7. https://news.ifeng.com/a/20150716/44181992_0.shtml 鳳凰新聞 《影響中國歷史的一家賓館又開業了》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徐魯青，編輯：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