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泉置漢簡
《中國書法報》272期
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保存最為完整、出土物最多的一處漢魏驛置機構。懸泉置遺址出土的兩漢簡牘，是繼20世紀30年代和70年代兩批居延漢簡之後的又一重大發現。經過整理考釋，現已編號簡牘有17900多枚，有明確紀年者2100多枚，佔全部簡文的11.6%。最早紀年簡為武帝元鼎六年，最晚為東漢安帝永初元年，主要反映這218年及其前後的有關史實。這批簡牘或可補史籍之闕載，或可正史載之訛誤，對於研究兩漢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交通、郵驛、民族、文化、習俗等至為重要。基於此，本報特刊發張德芳、宋耀偉、李逸峯、李庶民、趙學清、段佳寧、楊天才、任小平等人文章，並配發懸泉漢簡高清圖版，以期為讀者全方位、多視角呈現懸泉漢簡的精彩世界。
壹
懸泉置漢簡的歷史與學術價值
1990 至 1992 年在甘肅河西走廊發掘的懸泉置遺址，出土漢簡 23000餘枚，其他各類遺物6000 餘件以及各類陶器殘片3萬餘件。就出土漢簡而言，這是繼斯坦因1907年 、1914年兩次中亞考察在敦煌漢塞發現的敦煌漢簡，20世紀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發現居延漢簡之後，又一次重大發現。懸泉置漢簡與出自邊塞烽隧的敦煌和居延漢簡不同的是，懸泉置是當時一座官方郵驛接待機構，坐落在絲綢之路中西大道必經之地，遺留下來的簡牘文書主要屬於絲綢之路上東西交往的記錄，這對於研究兩漢時期西北邊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特別是郵驛交通、民族社會，中原與西域、中亞、西亞、南亞和地中海沿岸古代國家的關係，以及絲綢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至為重要。下面擇其要者概括敍述：
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發現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是兩漢絲路繁榮的重要標誌。
懸泉漢簡對西域的記載，是研究兩漢與西域關係的實時記錄和原始檔案。
懸泉漢簡中關於中亞各國和西亞、南亞的記載，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歷史根據。
懸泉漢簡中關於佛教東來和儒家經典等漢文化的西傳，是東西文化交流的典型反映。
選自《中國書法報》第272期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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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絲路風華——懸泉置漢簡的發現
遺址地點及自然環境
懸泉置遺址位於甘肅河西走廊瓜州與敦煌兩縣市交界處瓜敦公路南側1.5千米的戈壁灘上，東去瓜州縣城60千米，西距敦煌市區64千米；北緯95°20′，東經40°20′；現屬敦煌市五墩鄉。
遺址地處三危山餘脈火焰山北坡山前沖積台地上，海拔1700米左右；北臨西沙窩鹽鹼灘，與疏勒河和漢長城烽燧線遙遙相望。遺址周圍為高低不平的礫石戈壁沙丘地帶，屬温帶乾旱氣候，多風少雨，夏熱冬寒。現周圍無居民，站在遺址向北眺望，可以望見遠處斷續連綿的漢塞烽燧和千年流淌的疏勒河。東西縱深地帶是遼闊的走廊腹地，自古就是絲綢之路的重要孔道，中西交通的必經之地。
懸泉置遺址
漢代對該地的文獻記載已無從查找，但唐代以後關於懸泉的記載則不絕於書。《元和郡縣圖志》載：“懸泉水，在縣東一百三十里，出龍勒山腹，漢將李廣伐大宛還，士眾渴乏，引佩刀刺山，飛泉湧出，即此也。水有靈，車馬大至則出多，小至則出少。”另敦煌遺書P2005號《沙州都督府圖經》和P2691號《沙州城土境》也都有關於“懸泉水”“懸泉驛”“懸泉鎮”“懸泉鄉”的記載。清人稱此為“貳師廟”，今人謂之“吊吊水”“甜水井”。
懸泉置遺址
發現及發掘經過
1987年秋，時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漢簡研究室副主任的何雙全一直在敦煌機場進行考古發掘工作。
9月的一天，參加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的敦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給何雙全打電話，説他們在距離敦煌60多公里的甜水井附近的火焰山南邊戈壁灘發現一處遺址，但不能確定時代，請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志前去鑑別。何雙全聞聽不敢耽擱，抓緊處理完手頭的工作後，與考古研究所所長嶽邦湖等人前去尋找。由於敦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匆忙中沒有做標記，僅憑記憶在茫茫戈壁中要想找到一處遺址無異於大海撈針，前兩次尋找無功而返，直到第三次才終於找到了遺址，並撿到了8枚漢簡。根據當時的界定，凡發現漢簡的地方，都有重大的考古價值，這一處遺址因此被列為當年敦煌第二次文物普查的重大發現。
懸泉置遺址發掘現場
1989年10月，敦煌博物館的同志發現遺址有被盜挖的痕跡，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向國家文物局打報告，請求對遺址進行搶救性發掘。
1990年5月，國家文物局批覆同意。
1990年10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搶救性發掘，經過3年的田野工作於1992年底發掘完畢。該遺址是一處漢晉郵驛機構，包括主體建築、灰區、馬廄及附屬建築，總佔地面積22500平方米，發掘時採用5米×5米和10米×10米兩種布方方法，開探方141個，清理的遺蹟有：
清掃懸泉置遺址發掘現場的積雪
塢院，坐西向東，呈50米×50米正方形院落。牆基寬1.5米至2米，殘高0.8米，用0.48米×0.28米×0.2米土坯砌築，外抹草拌泥，塗白色。東北與西南牆角處各築角樓一座，正方形，基底7米×7米，殘高1米，築法與塢牆同。塢院內靠塢牆處均有房屋建築，共27間，靠東牆南端2間，靠南牆3間保存不好；靠西牆10間有長方形和正方形兩種規格，長方形面積較大，如F6為4米×8米；正方形面積較小，如F9為3米×3米；靠北牆、靠東牆房子較多，共12間，有的面積較大，如F26為4米×9米，而且出土了抄寫在F26室內牆壁上的西漢平帝元始五年五月頒佈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東門外南側有一組建築，從遺蹟推測應有房屋5間，保存較好的僅2間，估計為門衞戍守住所。
懸泉置遺址復原圖
馬廄，在塢院南牆外依牆搭建。由東西兩部分構成。靠東一組前後2間，前間為11米×11米；後間為11米×6米。靠西為一大通間，與西南角樓相連，東西長28米，南北寬14.5米，牆基寬0.5米，殘高1米，用土坯砌築。廄內殘留部分木樁，堅硬的馬糞土層最厚處達0.5米。馬糞上層上部有0.5米厚草木灰均勻堆積。
灰坑，遺址內有灰坑10餘個，形狀不一，無分佈規律，但均在同一層位上，即魏晉時代遺存之下。根據灰坑中出土的西漢晚期漢簡，推測這些灰坑可能形成於東漢初期。
此外，塢院西牆外和東門口及北側均有灰區堆積，其中西牆外最豐富，東門口次之，北側則較簡單。漢簡等文物大都出自西牆外的灰區堆積中。
懸泉置遺址出土漆紗
出土遺物
出土遺物主要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具、文具及簡紙文書四大類，總計達7萬餘件。
生產工具主要為鐵器，共230餘件，有犁、臿、鏵、削、鐮、鏟、刀等。都為用後丟棄之物。此外還有加工糧食的石磨。
懸泉置遺址出土麻紙、封檢、毛筆
生活用具主要有竹木漆器、草編器、皮革、絲綢製品和毛麻織品等，共6000餘件。漆木器主要為耳杯、盤、筷、匕、勺、梳篦等；草編器多為牀蓆和門簾；絲織品多為衣服碎片，有絹、帛、綢、繒等；皮革和麻布類製品主要有鞋襪、鞋墊等。此外還出土灰陶片3萬餘片，主要器物為罐、盆、甑、甕等。
懸泉置遺址出土麻紙
文具類主要有筆和紙。出土毛筆4支，其中2支保存完好，均屬用後遺棄。出土麻紙460餘件，按顏色可分為黑、褐、黃、白4 種；紙上有字者多為後兩種；從質地看，主要由麻織物和絲織物製成。
懸泉置遺址出土硯台
簡紙文書類4種：
簡牘，共出土兩漢簡牘3.5萬餘枚，其中有字者2.3萬餘枚。主要出土於西牆外和東門外的灰區堆積中。簡牘以木質為主，竹質極少。按形制可分為簡、牘、觚、兩行、封檢、削衣等6種。簡牘文字的字體有正規的隸書、草書和半隸半草的草隸體。還有習字者所書的小篆和楷體字。簡牘文書大多數編繩已朽，多已散亂。有比較完整的冊子50餘個。編冊完整者多為細繩編聯，分兩道和三道兩種。有先編後書者，也有先書後編者。每冊所編簡牘視內容而定，有3枚一編者，有5至8枚一編者，亦有10餘枚一編者。有數枚單簡編聯成冊者，有數枚兩行編聯成冊者，也有簡和牘混編成冊者，還有單簡與兩行混編成冊者。這批簡牘按內容可分為詔書、律令、科品、檄記、爰書、簿籍、符傳、歷譜、術數、醫方以及一些古籍殘篇。
懸泉置遺址出土簡牘
帛書10件。均為私人信件。出土時一般摺疊成小方塊，受潮後墨跡相互浸洇，但內容尚可釋讀。
紙文書，共出土有字殘紙10件。其中漢紙9晉紙1件。
元與子方帛書信札
懸泉置致中公夫人書
牆壁題記，出自F26、F27房內，因最初寫在室內牆壁上，後因牆壁坍塌而成碎塊，出土大小不等的殘塊203塊。大部分為長期塗抹多次書寫的多層牆壁墨書，少部分為一次書寫。經整理復原，F26:6比較完整，長222釐米、寬48釐米。用黑寬線勾出邊框，中間用紅色分隔號分欄，然後書寫文字，共101行。題為《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
《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
除上述四類外，還出土封泥、印章、錢幣、車馬器殘件、帶鈎以及大麥、粟、糜、豆、苜蓿、大蒜、核桃、胡桃、杏核等農作物和馬、牛、羊、雞、狗、兔、駱駝等家畜骨骼。
選自《中國書法報》第272期第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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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懸泉置漢簡書寫形態探析
筆形數量特徵
字體的演變是在書寫中完成的，在演變過程中，筆形數量的變化是字體演變的一個重要特徵。據統計，在懸泉置漢簡 260個字樣中，共有 1779 個筆形，平均每個字樣的筆形數量為 6.84 個。其中，橫向筆形的數量佔據優勢，共有 643 個橫向筆形，佔全部筆形的 36.14%。其次，斜向筆形 508個，佔 28.56%。而縱向筆形與轉折筆形的數 量 相 當 ，分 別 是 319 個 和 309 個 ，佔17.93%和 17.37%。橫向筆形與斜向筆形在數量上的優勢地位，是隸書在體勢上以橫扁態勢為主的關鍵原因之一。
橫向筆形書寫
從數據分析可以看到，懸泉置漢簡作為隸書簡，在全部 643 個橫向筆形中，可辨識筆形的起筆方式仍以逆鋒起筆為主，共251 個，佔比 39.04%。順鋒起筆包括順鋒直入與順鋒斜切筆形，斜切筆形共有 118 個，佔比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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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向筆形書寫
在本文所選 260 個字樣中，縱向筆形的數量為 319 個，佔比 17.93%。首先考察縱向筆形的起筆情況，分析縱向筆形中的所有可辨識筆形可知，順鋒起筆的數量為 96 個，而逆鋒起筆的數量為 95個。相對於橫向筆形而言，縱向筆形中順鋒起筆的比例與逆鋒起筆的比例基本相當，説明字體演變過程中，不同筆形演變的速度不盡相同。
……
斜向筆形書寫
在508個斜向筆形中，可辨識筆形中的順鋒起筆數量為312個，佔比達61.42%，而逆鋒起筆的數量為104個，佔比為20.47%。可見，斜向筆形的書寫中，逆鋒起筆書寫已經弱化，而順鋒書寫更能提高書寫效率，同時也可以説明字體演變中，不同筆形演變速度的差異性。
……
本文通過對敦煌懸泉置漢簡 260 個字樣的筆形數量、起筆順逆方式、收筆出鋒與否、轉折筆形書寫狀態以及筆畫間連筆映帶關係等參數進行統計分析，發現懸泉置漢簡的書寫，以橫向筆形比例最高，斜向筆形次之，以此突出了隸書橫扁態勢的字形樣貌；從用筆方式來看，橫向筆形起筆逆鋒為主，縱向筆形順逆相當，而斜向筆形則以起筆順鋒佔更高比例，説明不同筆形之間的書寫狀態不盡相同；行筆中，橫向筆形與斜向筆形波磔書寫明顯，呈現波動筆勢，斜向筆形與縱向筆形中，重筆書寫帶有調整書寫節奏、加強書寫效果的作用；連筆映帶書寫已經出現，打破了隸書原有的筆畫格局，對行草書的演變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選自《中國書法報》第272期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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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懸泉置漢簡書法説略
懸泉置漢簡字體有小篆、隸書、草隸、草書和楷書。其中以隸書為主，其書法已經擺脱了篆書以及秦簡的影響，很多書寫已經是非常成熟的隸書，然而由於是墨跡，與碑碣隸書不同，簡牘書法的用筆、結體更顯輕鬆快意，天真質樸，更能體會書寫中的筆墨技法與情感，有些特徵表現出向草隸發展的趨勢。正草之變造成字體演變，正書在實用書寫過程中的求快求易出現了簡、連、省、變的草化，解構了正體字的繁冗，形成簡易的字體並逐漸形成體系，形成的新字體是為了交流通行的需要，整合約定俗成的文字符號，統一規範而成的，這種“草—正—草—正”的字體嬗變過程，到形成方正的楷書為止。
懸泉置遺址出土《傳車亶轝簿》簡
就懸泉置漢簡書法而言，其中頗具代表性的西漢成帝劉驁陽朔二年的《傳車亶轝簿》，此冊現存殘編十簡，內容為六乘亶轝即氈輿的狀況，文字是已經成熟的隸書。除了“轝”等字因橫畫多、“傳”因末筆的誇張書寫使得字呈長方形外，其餘百餘字都是呈橫扁之勢，“方勁古拙，如龜如鱉”。特別是長橫、捺畫的誇張，雁尾的濃重等更能突出體現隸書的特徵，甚至有些字如“弟”“傳”“乘”“用”“敞”已見楷書、行書筆法端倪。《傳車亶轝簿》橫畫平行排疊，中宮凝聚，重心稍高，軸線垂正，體貌端嚴莊重，又因筆畫錯落有致，故靜中寓動，整肅中見活潑。用筆嫺熟老練，逆鋒、側鋒起筆見靈動，行筆從容，提按平動，錯綜變化；收筆輕鬆而含蓄，間以一拓直下或重捺雁尾，強化線形對比，使整體視覺愉悦。轉折處方圓間用，方而柔韌，圓而勁挺。墨色清晰潔淨，點線的粘結點多鬆動，更見用筆灑脱，落落大方。這是懸泉置簡書的主要特徵。
選自《中國書法報》第272期第5、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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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略論懸泉置漢簡的語言文字學價值
漢代是古文字向今文字發展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的漢字上承小篆以及秦隸，下啓今隸乃至楷書，漢簡是研究漢字形體發展演變的重要材料。懸泉漢簡的出土與整理，無疑為漢字形體發展演變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懸泉置漢簡有明確紀年的最早是漢武帝元鼎六年，最晚至東漢安帝永初元年，這一時期也是隸書發展趨於成熟的時期。簡文的主要內容是記載懸泉置的日常工作，有相對正式的行政公文，也有非正式的記錄簿。簡文呈現的字體複雜多樣，其中以隸書為主，草書為輔，且有帶明顯篆意的字。懸泉置漢簡時間跨度長達兩百年左右，其中的漢字形體留存着大量的從篆書到隸書甚至楷書的演變軌跡。
篆書
王寧在《漢字字體研究的新突破——重讀啓功先生〈古代字體論稿〉》一文中指出：“小篆是古文字的末代，隸書是今文字的開端，但它們交接的時代並不是很短的時間，而有一個較長的過渡帶……篆書與隸書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並行，隸書的初期尚含篆意，直至東漢碑刻隸書，尚有一些部件仍是篆體部件。”懸泉漢簡非一時一人所寫，且處於字體演變的過渡時期，隸書並未完全成熟，異體字也大量存在，有的字既有篆書的寫法，也有隸書的寫法，還有處於過渡階段的半篆半隸的寫法，也有不少字形，雖已經不具備篆書的典型形態，但仍保留有較為明顯的篆意。
隸書
懸泉置漢簡中隸書從古隸向八分演變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體態特徵趨於扁平，甚至出現趨向於楷書的方正體態，如“泉”“置”等字，字形扁平規整；二是具備八分體波磔的特點，用筆有明顯的頓挫意味，向右下方的斜筆已經有明顯的捺腳，收尾處略微上挑，如“光”“夫”等字，撇畫也有這種筆法，如“刀”字，另外橫畫出現微波起伏之勢，有明顯的粗細變化，起筆頓仰，收尾上挑，如“立”“要”等字。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懸泉置漢簡中出現豎筆的有意拉長，一般位於簡的末尾以及段落中間，字形整體細長，露鋒收尾，如“年”“行”等字，呈現出不拘一格的藝術特徵。
草書
草書作為一種輔助性字體，基於快速書寫的要求，在懸泉置漢簡中的使用頻率僅次於隸書。懸泉置漢簡中的草書是隸書簡化的變異字體，是帶有隸書筆意的“章草”，屬於草書發展的初創階段。下表所選字形的草書特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一是連筆，如 “恐”字的構件“心”連為一筆，屬於筆畫間緊相連接的實連，“印”字屬於構件之間遊絲的虛連；二是筆畫構件的省簡，如“有” “裏”字省略橫筆，“當”字省略構件“口”；三是構件字形的輪廓化，如“足”字的下部分只保留輪廓，“事”字保留了字形的整體輪廓，而對於筆畫線條不加以細緻書寫；四是構件的符號化，使用特定成系統的簡單符號，代替相對複雜的構件，如“吾”“言”的構件“口”用三點代替。這種簡化符號的固定使用，一方面極大地提高了書寫速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後世認讀的難度，需要系統的學習和記憶才能掌握。
簡化字
現行簡化字部分來源於經過楷化的草書簡化字，在懸泉置漢簡中就已經出現了現代簡化字的草書字體。懸泉置漢簡中的草書簡化字主要分為兩類：一是整字簡化， 如“麥”“來”“樂”等字，與現行簡化字寫法相同；二是偏旁構件的簡化，簡化字偏旁中的“訁”，就是草書中簡化符號的延續使用，再如“時”字的構件“寺”已經簡化成“寸”。懸泉漢簡中漢字簡化現象比較突出，一方面是快速書寫要求下草書使用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表明在當時書寫簡化形體已經成為一種趨勢。
選自《中國書法報》第272期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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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懸泉置漢簡及其當代意義
懸泉置漢簡對當代書法的價值與啓示意義，筆者認為主要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懸泉漢簡作為中國書法發展中的一個很關鍵的鏈條，是研究我國漢代歷史最珍貴的資料之一，同時也是研究兩漢書體演變的第一手資料。懸泉置漢簡驗證了依據於傳世石刻資料的傳統書法史觀中以八分隸書形成於東漢桓靈之際的錯誤判斷。如《懸泉置·陽朔二年車亶轝簿》的“傳”“年”“車”的長橫畫，末端上挑出鋒，似有八分體波磔的傾向，但其實線條末端的出鋒只是一個普通長橫畫在重按之後因勢出鋒的自然形態。另外如“朔”“嗇”“第”“傅”等字的掠畫出挑，“傅”字點畫的出鋒，都是由重按之後自然彈出。這些充分説明在西漢初期，波磔的筆法已得到廣泛的運用。到西漢文帝初期的波磔之勢明顯，結字已完全扁平，誇張的筆畫姿態翩翩，説明分書的筆法已基本形成。這對於我們認識漢代由古隸而八分的發展軌跡具有重要意義，把八分書的成熟期由過去人們公認的東漢晚期提前到了西漢中期，從中看出古隸向漢隸轉化的劇變和成熟過程，對研究我國古代書法發展史，有着不可估量的貢獻。
二是懸泉置漢簡對於研究漢代草書的形成與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懸泉置漢簡有明確層位和準確紀年簡牘共存關係的西漢宣帝至哀帝時期。據現有資料可認定懸泉置遺址時代上限始於西漢武帝太始三年，歷經西漢、東漢，下限可至魏晉時期，前後延續近400 年之久。如果將1991年出土的懸泉置麻紙墨跡與鍾繇的《薦季直表》作比照，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一脈相承的用筆和結體。這種墨跡的用筆，雖然還保留有隸書的形態，但已經是早期楷書的面貌了。這充分説明，懸泉置漢簡中既有明顯的隸化和楷化的痕跡，也有明顯的草化痕跡，而且各書體的演變並非直線前進，而是在相互交織中得以發展的。由此可以知道，在漢代以敦煌為中心的西北地區，正是楷、行、草書的發源地之一。
三是懸泉漢簡對當代書法創作具有很深的學術價值。竹書簡牘狹而長，縑帛紙張寬而大，兩者的“語調”各有不同。陳振濂認為，當代漢簡書法創作重視去發掘這個“縱行”的空間意識，以各種字形大小和書風雄秀不同而錯綜其間，既為探索書法的章法變化尋找更豐富的藝術語彙，又能將不同的用筆法交替呈現出來，比起目前書法作品習慣於單一的橫成行縱成列的一般書寫，自然更見活力而不雜亂，紛紜而有秩序。另外，懸泉置出土的紙書《元致子方書》是中國保存最完整、字數最多的私人信件，是迄今為止國內發現的最早紙張，這一發現把我國紙張發明的時間向前推了近一個世紀。《元致子方書》的書法價值在於，從書寫墨跡上是對2000多年前的古代書法的一種補充。
四是懸泉漢簡將成為當代書家創作的動力源泉。書法創作本質上就是將時代精神和書家審美貫注到對經典的分解與綜合之中。一部書法史就是一部書法風格創作史，而風格史的建立除了書家的主體精神之外，更為重要的是將新的筆墨語言注入於傳統的再演繹。隨着當代書家創作取法觀念的變化，創作中融入簡牘筆意和情趣，使筆法、字法、墨法、章法表現更加豐富。當代草書漢簡融合創作模式的實踐，拓展和豐富了草書創作，使懸泉漢簡的審美內涵與當代書家審美產生良好的契合與互動，也為當代書法創作延展了廣闊空間。
選自《中國書法報》第272期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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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懸泉置木簡的書法與社會功用簡議
一枚永光五年 漢元帝劉奭時期的木簡記載：“永光五年五月甲辰朔已已，將田車師已校尉長樂兼行戊校尉事，右部司馬丞，行……”，“長樂”可能為寫簡人行文之用名。敦煌郡轄敦煌縣高昌裏。但戊己校尉受敦煌郡轄管。簡文中的“車師”即吐魯番，長樂兼戊校尉與已校尉二職帶領兵卒在新疆吐魯番地區屯田。簡中透露了敦煌郡當時的轄管區域已延伸到新疆吐魯番地區，當時的政府職能從簡中便可得睹一二。
“戊己校尉”名稱來源於西漢禁衞軍的將領職銜“校尉”。其地位僅次於將軍和郡守，最後發展成為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督撫事務的軍政長官。如《李柏文書》中提到的戊己校尉趙貞在高昌叛亂，西域長史李柏討伐不果而前涼王張駿終擒趙貞的史實。從中可見，西域長史亦可管轄戊己校尉，但“戊己”原出於漢代信奉五行方位的學説，在天干“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之中均有正位，唯“戊、已”無正位，只能處於“寄治”狀態，這正與新建“校尉”的狀況不謀而合 ，由於邊疆地域多為“ 寄居治理”，故名“戊己校尉”。戊己校尉下轄2000 人，邊遠地區人員也可能不足 2000 人，但其待遇與西域都護、郡太守相同，下轄司馬、侯、均秩比六百石。以上可窺懸泉簡的另一社會功用，即對吏治之情況的記錄。當然還有其他的社會功用，現不一一敍述。
選自《中國書法報》第272期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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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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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