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説不清那份喜歡從何而來，但那些年，山川湖海真實地滋養過她的人生。她在雪山上看過日落，在荒野看過彩虹，在路邊看過禿鷲啃咬犛牛屍體，陽光下的寺廟通體金光，貢嘎山頂變成粉色，無人山區待久了，世界安靜得彷彿只屬於她自己。
11月29日，付小方踏上川藏線，途徑雅拉山口。新京報記者 馬延君 攝
文丨新京報記者 馬延君
編輯丨胡杰
校對丨陳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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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億年的地殼構造運動碰撞、擠壓出一片片高原與山巒，鮮有人類生存的高海拔地帶，積雪鋪天蓋地，一眼望不到邊際。荒野時而沉默，時而暴躁，與其相伴44年的付小方深諳它的脾性，她在野外得到過山川的饋贈，也領教過自然的威嚴。
資源的獲取，往往依賴地質工作者與自然的博弈。1977年，因一場電影與地質結緣的付小方，先後來到四川地礦局攀西地質大隊、四川省地質調查院，加入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
在川西高原尋找礦產，深入汶川地震災區調研，勘探亞洲第一鋰礦甲基卡，和無數地質工作者一樣，她所經歷的每個項目都是一場未知冒險。
中國地質調查局4名工作人員在哀牢山中遇難的消息牽動着人們的心絃。而悲傷背後，仍有一羣人正在茫茫荒野中，在浪漫與孤寂中，與高原、雪山，生死相伴。
一直走到路的盡頭
沿着全長5476千米的川藏公路進藏，需要翻越10餘座海拔超過4000米的大山，穿過長達13459米的新二郎山隧道，跨過金沙江、怒江、瀾滄江三條大江，路上多險彎，路面多暗冰，即便是最有經驗的司機，跑在川藏線上，也要渾身繃緊了弦。
平原、高山、峽谷、河流、冰川、草原、森林、湖泊，隨着海拔高低起伏，路邊景緻不斷變幻，車輛在山脊上疾馳，遠處雲朵纏繞雪山腰間，行至開闊處，蔚藍色天空低低地壓下來，宛若一匹觸手可及的綢緞。
11月29日早上9點，山間霧氣還未散盡，63歲的付小方穿着粉色衝鋒衣，靠在越野車後座，半個身子向前微躬，出神地盯着車窗外，不時掏出手機拍下路邊閃過的岩石與山體。
11月29日，付小方在前往折多山的路上拍下沿途地貌。新京報記者 馬延君 攝
2013年退休後，付小方被四川省地質調查院返聘為首席專家。此次踏上川藏線，為的是到海拔4298米的折多山上檢查地質項目進度，以及在雅江縣苦樂村為當地人檢測水質。
她已經數不清自己在這條路上往返了多少次，路的一端是她的家鄉成都，另一端連接着她的工作地點——川西高原、青藏高原。
川西高原與青藏高原一直是地質研究的重點區域，幾乎每一位在西南工作的地質工作者都有一段關於進藏之路的回憶。路是在不斷變化的，在付小方的記憶裏，通往高原的路原本還要更加艱險。
上世紀90年代，軍綠色的解放牌越野車衝上高原，付小方和同事擠在露天車廂裏，腳邊是數個碩大的行李包，塞滿了地質勘探的儀器、圖紙與樣品，路途顛簸，車一抖，人和行李包被顛得左搖右晃。
那是地質工作蓬勃發展的時期，國家需要偏遠地區更詳盡的土地調查圖，需要大量能源助力發展，三十多歲的付小方和同事在露天車廂中一路唱着歌，走遍了高原、山區，在少有人跡的地方留下了一個個測量、勘探標記。
山間多是土路，一趟走下來，每個人從頭到腳都是灰突突的，“簡直分不清誰是誰”。工作途中，付小方和同事遇到過狼和熊，遇到過持槍的土匪，更危險時，還有車輛翻入雪地，半個車身掛在懸崖邊的經歷。
高原缺氧、山路難走，讓付小方練就了騎馬的本領。舊照片中，個頭小小的付小方騎在馬背上，揹着大包，昂着頭，一臉驕傲神情。
“藏區的馬沒見過雨傘雨衣，雨傘撐開‘砰’的一聲，都可以讓馬受驚，雨水打在雨衣上‘沙沙’的聲音也讓它害怕。”付小方曾因此被馬甩下，“當時被摔得老遠，掉在地上還傷了頭”。
早年間，野外勘探沒有住宿地點，常常只能睡在越野車和帳篷裏，遇到下雨，就在帳篷裏撐着傘，身上蓋着毛巾吸水。高原上蔬菜水果匱乏，方便麪、壓縮餅乾一吃就是幾十天，每次勘探結束，隊員們從山上下來，個個臉頰黑紅，嘴角帶着深深淺淺的皸裂和潰瘍。
“腿上摔的、劃的口子密密麻麻，幹這行之後，我再沒穿過裙子”。曾經的艱苦經歷在付小方身上留下不少傷疤，她卻沒把這事兒放在心上，講起過往她總是帶着笑聲，語速極快，掩飾不住地興奮，“有一次兩個車胎同時爆了”，雙手一拍，“啪!來了個雙響炮!”
三十年過去，如今，進藏之路已無當年波折，越野車駛進穿山隧道，車速慢下來，橘黃色燈光映進車裏，給野外作業必備的羽絨衣、棉帽、圍巾籠罩上一層温暖光暈。
地質人的浪漫與孤寂
下午2點，海拔4298米的折多山上，十幾名施工與科研人員紛紛圍着鑽機忙碌，即將進入12月，岩層將被凍得更加堅硬，再不抓緊施工，恐怕要等到來年的春暖時節。
北大地質學博士孫麗靜戴着動物造型棉帽，捧着卡通水杯，縮成一小團，正蹲在雪地裏清點樣本。
11月29日，付小方與孫麗靜在折多山上查看地質樣本。新京報記者 馬延君 攝
幾十盒圓柱體岩石樣本被塑料布蓋住，每取出一段岩石，她和同事就要進行初步標記，待稍晚運回實驗室進一步分析。為此，她已經在山上守了近一個月。
山上的一切和年輕女孩的面容都極不相稱，工地裏的雪摻着塵土，走起來磕磕絆絆，灰黃色棉布搭起的簡易帳篷裏，一盞燈泡搖搖欲墜，取暖設備只有一個煤爐，純淨水是從山下運來的，要節省着用，就連衞生間也只是塑料布圍出的一小塊空地。
談及選擇地質工作的原因，孫麗靜沒有思索，小圓臉上帶着笑，只給出了一個簡單的答案，“就是喜歡嘛”。
許多年前，付小方也曾給出過一模一樣的理由。
17歲時，在部隊大院裏看到電影《年青的一代》，地質隊員不畏艱險，在青海高原上為國家尋找礦產的故事，讓她對地質工作心生嚮往。
19歲時，付小方加入攀西地質大隊，前往攀枝花從事巖礦鑑定、選礦試驗等工作，他們勘探的礦石將被用來鍛造鋼鐵，那是當時急需的資源。當時正在開展攀枝花鋼鐵大會戰，軍人出身，曾參加過淮海戰役、解放大涼山的父母理解女兒的熱情，沒有阻攔。
地質隊少見女生，第一次隨隊野外調查時，付小方和男隊員同住一個帳篷，她不好意思躺在男隊員中間睡覺，在帳篷外磨磨蹭蹭，領隊看出她的窘迫，用行李隔出一個空間，才有了她休息的地方。
但付小方知道，“工作起來，就不能分男女”，每次野外調查回來，地質隊員都要背幾十公斤重的石頭樣品，男人背多少，她也背多少，最多時，她一個人背了25公斤的石頭，而她當時的體重只有40公斤。工作一段時間後，付小方考入成都地質學院(現成都理工大學)地質調查專業。
1987年畢業時，已經成家，剛有了孩子的付小方本可以到税務局工作，但她左思右想，還是申請加入了四川省地質調查院，“沒辦法，我就是喜歡嘛”。
來到四川省地質調查院後，付小方想進入院裏的高原研究室，又怕自己帶着一歲多的兒子，會被研究室的人當成“累贅”，試探地提出了申請。沒想到時任研究室主任侯立瑋二話沒説答應了她的申請，“可以啊，很歡迎”。
“老同志的心態還是更開放、包容一些，一切以工作能力為先。”為了侯老師接納自己的信任，四十多年來，付小方沒有因為家庭、孩子請過一次假。兩個月後，項目組上高原，付小方將兒子放到託兒所，收拾行李隨隊出發，一走就是幾個月。
她説不清那份喜歡從何而來，但那些年，山川湖海真實地滋養過她的人生。她在雪山上看過日落，在荒野看過彩虹，在路邊看過禿鷲啃咬犛牛屍體，陽光下的寺廟通體金光，貢嘎山頂變成粉色，無人山區待久了，世界安靜得彷彿只屬於她自己。
只是浪漫背後也有數不盡的孤寂，“我從沒聽過搞地質的前輩過多提及自己的孩子和家庭”，付小方説。
只有在日記裏，她才敢釋放自己的脆弱。“上高原的日子又到了，心裏有些興奮，可昨晚戈戈哭着不要我走，心裏又不放心兒子。早上，車開出城好久了心裏還犯難。”
她在山裏給兒子寫信寄託思念，“戈戈你好，媽媽在很遠的大山裏工作，很想你，有時就把你的照片拿出來看看。這裏山很高，天很藍，雲很白，站在山頂上，手都能摸到天似的，以後有機會一定帶你來看看大自然的風光。”
而在一次任務途中，付小方的丈夫因腦動脈瘤陷入昏迷，馬上要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做手術，需要她簽字。可那時她剛抵達300公里外的高原，又趕上二郎山暴雨塌方，怎麼也出不去。等待道路開通的日子，為了不耽誤進度，付小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山上發了瘋般，狂奔着完成了所有工作。
大家都在喊她，“你跑什麼，不要命了?”她不敢告訴隊友實情，第一次感覺“撐不下去了，每天晚上都在房間裏蒙着頭哭”。道路開通之時，付小方跟隨康定公安局的領路警車，第一時間衝出大山，直奔300公里外的醫院。
所幸最終手術順利，付小方這才卸了勁，癱坐在椅子上。
儘管當時情況兇險，但丈夫和家人沒有一句責備，“但凡有人説句重話，我都沒辦法堅持”。再提起往事，付小方的丈夫也只是笑笑，“她要工作嘛，都莫得辦法”。
雪山上的鋰礦
結束折多山行程，11月30日一早，付小方和同事又驅車趕往了一百公里外的雅江縣苦樂村。當地即將開建水廠，邀請付小方來做水質檢測。
11月30日，付小方在雅江縣苦樂村做取水樣的準備工作。新京報記者 馬延君 攝
從村口到水源地尾端有近三公里山路，走在苦樂村旁的原始森林中，付小方腳步極快，她總是習慣性地抬頭望望，沿途古樹枝葉繁茂，一陣尋覓後，她指指樹葉縫隙中透出來的雪山，“那裏就是甲基卡”，她在那裏往返了整整八年。
甲基卡位於青藏高原東部，貢嘎雪山腳下，平均海拔4600米，空氣稀薄，常年落雪，又是雷擊區，上世紀70年代曾有多位地質隊員因地滾雷長眠此地。但那裏有着最豐富的稀有金屬——鋰。
2011年，國土資源部下達任務，要在全國範圍內摸清稀有資源儲量，2012年，付小方所在的四川省地質調查院接下了在甲基卡尋找鋰礦的任務。
2012年10月，地調院副總工程師付小方帶領團隊兵分三路，運用地質、物探、化探三種找礦方式，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發現了兩條鋰礦化脈，為後續工作打下了基礎。
第二年，團隊再次前往甲基卡，5月中旬積雪剛剛融化，放眼望去四周一片荒蕪，那一瞬間，付小方突然有些心慌，到了最關鍵也是難度最大的確定下鑽位置的時刻了。
高原上不可預見的因素太多，融雪在路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水坑，沼澤地裏也蓄滿了水，走路都困難，工作進度慢了下來。土壤採樣有幾公里的作業線，正是挖蟲草的季節，請不到背樣品的民工，只能靠年輕的隊員多背一些。
各組對講機不時傳來有人掉進水坑的消息，一位地質隊員掉進被雪覆蓋的沼澤水坑裏，為了趕工期，不願意回到30多公里外的駐地修整，硬是拖着半身泥在風雪中跑了一整天。有的隊員腳底凍傷復發，只能在鞋裏墊上厚厚的海綿，一瘸一拐地走在山路上。
儘管每個人都拼盡全力，但能否真正找到鋰礦還是個未知數。此前甲基卡找礦、勘查工作不斷，但由於環境惡劣，開展工作難度太大，也一直沒有實質性突破。那段時間，付小方每天的日記裏都寫滿了擔憂，“哪裏才是我們的突破點，我心裏真的沒有底”。
家中擺放着付小方在甲基卡的留影。新京報記者 馬延君 攝
直到2013年6月28日，一個雨後初晴的早上，付小方掐着指頭倒計時，經過前期勘探，團隊佈置的先導孔即將開鑽，過去近一年的努力能否有結果，將在此刻揭曉，每個人都提着一口氣盯着鑽機。
“開鑽”，隨着一聲令下，鑽機的轟鳴聲響徹高原。當施工到7米深的圍巖時，隊員唐屹突然大叫起來：“見礦了!見礦了!”所有人都跟着大叫起來，第一管鋰輝石礦芯出現了，付小方接過礦芯，像抱孩子一樣，手止不住地抖。
又經過三年的努力，2016年5月3日，經中國地調局專家審定，付小方團隊承擔的項目新增氧化鋰資源量共計88.55萬噸，為國家新興能源提供了資源保障。
直至2018年，甲基卡外圍新增氧化鋰資源量共計114.31萬噸，居亞洲首位，而這在將來會帶動萬億元的鋰電上下游產業。
幾代地質人的努力
11月28日晚上，前往折多山的前一天晚上，付小方參加了一場大學同學聚會。十多位地質人聚在一起，剛剛發生的哀牢山森林調查員遇難事件成了繞不過的話題。幾番討論，未知原因，一位同學感慨道：“我們今天能坐在這裏，都是福大命大的人。”
事情發生後，很多年輕的地質同行在朋友圈分享《勘探隊員之歌》以表哀思，“我們滿懷無限的希望，為祖國尋找富饒的礦藏”，付小方見了輕輕嘆了口氣，她理解年輕人的心思，“如今地質工作者的努力被看見的太少了。”
付小方入行之初就聽遍了第一代地質人的事蹟。“很多老同志在野外勘探時遇到暴風雪、迷路，乾糧耗盡倒在路上。找到他們時，身上還揹着幾十公斤重的樣品”。
她見過那一代地質人的執着與付出，“很多老同志身體其他地方都特別好，就是因為年輕時跑得太狠，腿腳不行了，不得不坐上輪椅。”而她的前輩八十多歲時仍堅持親自帶着學生到甲基卡上講課，最後體力不支，暈倒在路邊。
11月29日，付小方再次踏上川藏線。新京報記者 馬延君 攝
她也瞭解更年輕一代地質人的努力。在甲基卡時，隊員郝雪峯接到妻子電話，女兒肺炎發高燒，情況嚴重，可郝雪峯趕不回去，什麼忙也幫不上，只能在隊伍後面悄悄抹眼淚，付小方看到了也跟着一陣心酸。
同事唐屹從研究生時期便跟着她在甲基卡上奔波，她眼看着戴着黑框眼鏡，文質彬彬的小夥子每天揹着幾十斤樣品，在山間摸爬滾打，皮膚曬得黝黑，腳常常被泡得發漲，還在給自己打氣，“越是這樣越是需要堅持”。
“以他們的科研能力，完全可以去做更賺錢的事。但沒辦法，選了這條路，就是選擇了奉獻和孤獨。”付小方只能盡力為年輕人籌劃未來的發展，取水樣回來的路上，她連問了幾遍，“孫麗靜畢業後會去哪裏?”
回程路上，她特意去找孫麗靜，山上暫時還無法施工，她想順路帶女孩去康定市區，讓她在低海拔的地方好好休息幾日。
女孩又戴着動物造型的棉帽出現了，笑着説道：“算了，下去會醉氧，一連幾天都想睡覺，回來又要重新適應高反，不如就在這繼續寫論文，等着開工那天。”付小方彷彿看到年輕時的自己，也無奈地跟着笑。
四天的高原之行結束，抵達成都已是正午，那是冬季裏難得的晴朗天，街邊公園三三兩兩曬太陽的老人。奔波幾日，付小方臉上毫無疲態，一手從後備箱裏拎出兩桶水樣，樣品需在48小時內完成檢測，她頂着陽光，腳步輕快地走向了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