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認為，成渝兩地文化的新繁榮新發展，一方面要吸引人才，另一方面也要挖掘曾經的文化優勢和大眾需要。
專家小檔
李怡，1966年生於重慶，1984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2003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曾先後擔任西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2017年9月起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兼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還擔任四川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院長。
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期間，曾擔任西南師範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學術委員、學位委員，文學院院長助理、西南師範大學文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副主任、詩學文獻典藏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現代詩歌、魯迅及中國現代文藝思潮研究，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郭沫若研究會常務理事，海峽兩岸梁實秋研究會副會長。
出版學術專著《中國現代文學的巴蜀視野》、《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大西南文化與新時期詩歌》、《閲讀現代——論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等。先後入選教育部新世紀人才支持計劃、2005年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獲獎者，享受國務院特殊政府津貼。
文化地域性
巴蜀人都有必利天下的氣魄
封面新聞：你曾説過，“當我們放棄對地域的真實體驗，我們就放棄了獨立的思想，放棄了思想，也必然會放棄自己的語言，在這個時候，你對世界的真實理解也就無從談起”，作為一個在成渝兩地都生活過很長時間的人，成渝文化給你具體的生活層面上的感受是什麼樣的呢？有什麼差異和不同嗎？
李怡：成渝兩地的文化是重慶直轄以後的一種新的概念，其主要的含義和指向在我看來和原來巴蜀文化都是一致的，指的都是以大的過去的四川盆地為疆界的這樣一種歷史文化。在大西南文化當中，可以説它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成都從古老的年代開始，在整個中國，它都有深厚的農耕文明以及相關手工業發展的基礎。在傳統文化背景下，它屬於那個時代的商品經濟很發達的地區，所謂“揚一益二”。成都儘管身在內陸，但其城市文明的發展是不亞於沿海的。這使得成都以商業為基礎的市民文化顯得比較發達，相關發展起來的休閒文化也比較突出，文人化氣息有時比較重。
而重慶處於交通要道，長江航線發達，是四川向外交通的一個重要起點，那麼它發展起來的是相應的碼頭文化。這個碼頭文化與成都相較起，是比較粗獷而奔放的。這是它們風格的不一樣，但今天來看，兩者是各有所長的。比如我們常説成都的茶館文化，其實和歐洲街頭的咖啡文化很相似。兩者應該看到各自的優點，重慶的勤奮、拼搏，成都的規則秩序和從容。
封面新聞：所以歷史上“出蜀入蜀”的知識分子身上都有這兩種氣質。
李怡：沒錯。我們研究文化的人，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認知，往往要從不同區域、局部的文化認知開始。這種認知是非常切實重要的。所以説在這個意義上，為了認識中國文化，挖掘中國文化，除了要閲讀和研究那些影響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典籍之外，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就是要展開對各個區域各個地方的文化的研究。
地域性，形成人的思想、性格，以及面對這個世界的基本態度。一個地方的具體的情形、歷史、族羣的特點，包括語言的特點，都是影響人的思維方式的重要因素。巴蜀文化也不例外。
比如郭沫若的狂放，巴金的真率，都非常具有巴蜀人的精神特質，跟巴蜀文化有着很深的淵源。也可以説，他們也是因為有了這些精神特質，才給人留下了獨特的印象。巴蜀人必利天下的氣魄，敢於創新、反叛而奔放的姿態，最後構成了像郭沫若這樣的性格特徵。那麼巴金呢，我覺得他的真率之外還有一種青春的氣質。所以説巴金的創作以《家》為代表，在當時首先是打動了無數想追求個人自由的中國青年的心。在巴金身邊生活過的人，都從巴金身上感受到了這樣的氣質。一直到老年的時候，據説巴金説話還很容易激動，就像他年輕時一樣。這種青春的氣質也是巴蜀文化的一個特點。
方言再認識
從四川話與新詩看文化覺醒
封面新聞：西南官話作為很重要的一個方言分支，本身也有很強的文化印記，它跟文學的具體聯繫是如何的？
李怡：方言對於一個新的文學的發展，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西方文學的歷史上，中世紀時期是統一運用的拉丁語；文藝復興的時代，恰恰就是各個民族自身文化覺醒的時代，而文化的覺醒，其實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對自身語言的發現過程。所以説，方言就意味着自我的一層體現，是自我的語言的發現，本質是自我的認知方式，是對自己獨特的社會人生感受的發泄。而任何文學的創新，歸根結底就是發現一種新的人生態度和新的人生觀念，這一切最終也體現在方言中。
實際上，我們看現代新詩的發展，也是對於這個白話語言的一個發現的過程。五四初期，倡導白話文學的同時，就有一個對方言加以整理和發現的過程。當時的中國還開展有一個方言收集運動，是一個再認識的過程。
我們成渝兩地的方言，它本身作為西南官話，也是北方語系裏的一部分，所以它的交際功能是比較強的。不同於中國的某些地方的語言，脱離本地相互交流上就會出現困難，四川話在這方面具有先天優勢。另外它還連接了各個區域的一些個性和特徵，本身就是一種活的語言。
今天有人研究郭沫若的詩歌，特別是一些對樂山話比較熟悉的學者，他們已經寫出了這樣的論文，研究郭沫若詩歌裏存在的樂山話因素，其實這個就是四川方言。這就説明在五四時期，隨着我們思想的解放，我們對語言的使用也獲得瞭解放。方言的進入極大豐富了現代詩歌的語言本身。
封面新聞：這些都説明新詩的發展並不只是在沿海的發達城市，遠在我們西部內陸的川渝同樣有一批，而且有一大批的詩人在做這樣的工作。
李怡：對，這也能説明曾經在我們的成渝地區也有過非常繁榮的新文學的創作姿態。我覺得隨着今天新的國家戰略的展開，特別是隨着成渝雙城經濟圈的建設，事實上已有大批的文化人已經活躍在成渝兩地的文化市場上，也活躍在我們的文學藝術創作領域裏。比如現在我們成都和重慶的文學雜誌，包括我們的《當代文壇》，包括《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評論》，以及《科幻世界》等等，都在全國具有了相當的知名度。
尤其是依託《科幻世界》，成都每年都會舉行很多大型的科幻活動。加上重慶一直以來也很重視高精尖科技的發展，成渝文化已逐漸成為科技、科幻文化重鎮。（記者 劉付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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