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環球》雜誌】；
文／李成日
根據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提出的產業發展“雁形模式”，經濟學界曾認為東亞國家形成了以日本為雁頭、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和香港地區）為雁身、中國大陸和東盟國家為雁尾的雁形發展形態，即日本先發展某一產業，當產業成熟後轉移至亞洲四小龍，發展成熟後又轉移到“雁尾”國家發展，而處於前列的國家則通過轉移實現產業升級。
時至今日，雁形模式中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態勢已發生了巨大變化，東亞產業鏈也因此不斷重構，日企、韓企針對產業鏈佈局所做出的調整值得注意，而中日韓三國，也可以從這種產業鏈的調整中尋求新的合作方式，重塑東亞經濟發展模式。
“雁型模式”之變
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韓國主要從日本進口原材料、零部件以及製造機械，經過組裝和加工以後向美國市場出口，迅速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被稱為“漢江奇蹟”。韓國長期以來積極學習和模仿日本的發展模式，採取了政府主導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
1966~1978年，韓國進口額中從日本進口大約佔到40%。韓國三星集團創始人李秉哲每年年初訪問日本，跟夏普、新日鐵、伊藤忠商社等日本大企業的總裁進行交流，該公司管理層70%都會講日語。
進入90年代以後，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大幅減少了海外投資。1992年，韓國從海外引進技術中美國超過了日本，而同時期日本也開始把投資重心從韓國轉到中國和東盟地區。
1997年，以亞洲金融危機為契機，韓國政府開始投入培育國內原材料及零部件的製造產業。2000年韓國製定了《關於培育原材料、零部件領域企業的特別措施法》，之後韓國企業在半導體存儲器、液晶裝置等領域裏逐步佔據了世界領先地位，尤其是三星、SK等成為世界著名的電子產品製造商。
後來，韓國一躍成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二十國集團（G20）的成員國，日韓之間的經濟差距顯著縮小。1970年韓國的GDP大約是日本的三十分之一，到2018年已縮小為五分之一。2018年韓國人均國民收入為3.06萬美元，接近於日本的80%，尤其是在半導體等領域韓國已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2019年7月以來，日本對重要半導體原材料出口韓國實施管制、日韓兩國從貿易“白色清單”中互刪對方、韓國聲稱拒絕續簽《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等，使兩國“互虐”步步升級，陷入自1965年建交以來最低谷。2020年7月9日，韓國總統文在寅視察半導體巨頭SK海力士利川工廠時強調，“韓國必須轉禍為福，走上不同於日本的道路。”由此，日韓之間由以單方面依賴關係為主的“雁型模式”逐步轉變為“對等”合作關係，產業技術競爭多於合作。
在華韓企迴歸難
1992年中韓建交以來，韓國對華出口額一直在增加。目前，中國是韓國的最大貿易伙伴，韓中貿易額超過韓美、韓日貿易額之和。
對長期以來採取出口主導發展戰略的韓國來講，快速增長的對華貿易提高了韓國對華依存度。韓國企業對華投資從構築出口導向型生產基地，向獲得中國內需的方向轉變。與此同時，韓國企業開始面臨中國本土企業的激烈競爭。最近幾年，幾乎所有的韓國主力產業在中國市場上都面臨強有力的競爭對手。現代汽車、三星電子等在中國市場上陷入“苦戰”。
2013年12月，韓國政府公佈《關於支援海外投資企業迴歸國內的法律》，試圖改變國內製造業空洞化現象，促進創造國內就業機會。2018年以來，受到中美經貿摩擦影響，一些向美國市場出口的韓國企業從中國轉移到其他國家，但主要仍是競爭力較差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到2020年8月也只有80家公司被認定為支援對象。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韓國經濟可能出現負增長。在韓國國內出現了“安美經中”（安全問題上依賴美國，經濟問題上跟中國保持密切關係）用語，説明韓國對華經濟依存度的深刻性。2019年，韓國對華出口佔其對外出口總額的25.1%，同期日本對華出口佔其對外出口總額的19.1%；日本的對華出口額佔日本GDP的2.6%，而韓國對華出口額佔韓國GDP的8.3%。
韓國對華出口商品中半導體最多，出口額約佔27.4%，其次是平板顯示器及傳感器佔6.7%，石油產品佔5.6%等。從結構來看，半導體優勢很明顯，而且中間產品和製造設備也佔有很高比重。從2013年到2019年的出口額來看，減少最明顯的是平板顯示器。但這並不是中國市場縮小的結果，而是因為供應能力擴大的中國產品逐步替代了韓國產品。
從在華韓資企業的銷售對象來看，包括美國市場在內第三國市場的比重從2000年開始大幅下降，2018年只佔6.7%。大約從10年前開始，韓國企業已開始調整中國據點的定位，在華韓企的銷售對象中韓國市場的比重逐步上升。雖然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但仍然比韓國國內低廉，而且運輸距離近，可以降低物流費用，所以中國作為面向韓國內需的生產據點，吸引力越來越大。
根據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2020年5月進行的問卷調查，在關於“全球供應鏈重構應對方案”這一問題的回答中，選擇“迴歸本國”的韓國企業只有3%。雖然韓國政府於2020年2月發表了《關於緩解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企業困難及出口支援的方案》，之後在6月又發佈了《鼓勵迴歸企業的綜合方案》，但現行的政府補貼和獎勵措施並不充分，加上韓國昂貴的勞動力價格和各種規制，致使韓國企業很難迴歸本國或轉移到其他國家。例如，2019年1月，韓國KOMELON公司宣佈在越南新建工廠，將生產線移出中國。2020年3月，該公司宣佈考慮到越南基礎設施較差，很難確保製造成本競爭力，所以中斷了轉移計劃。
“中國產業鏈”的想象空間
最近幾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收益在持續增加，2019年達到2.3兆日元（約1557億元人民幣），佔日本在全世界投資收益的16.1%。從製造業來看，從中國市場獲得的收益佔日本在全世界投資收益的24.4%。日本企業在中國市場的投資收益率為16.7%，遠遠高於北美、歐洲以及東盟等其他主要投資對象。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的《海外當地法人2020年第二季度調查》，海外當地法人的全世界銷售額為2024億美元，與前一年度同期相比減少了32.2%。但在華日資企業的銷售額增加了2.8%，主要原因是面向中國市場的銷售額大幅增加。中國市場是海外日資企業唯一恢復增長的國家。
在人工智能、物聯網、5G、大數據等新產業技術革命浪潮推動下，中國市場的魅力以及發展空間是無限的。中國正在引領世界電子商務市場，而且今後將繼續引領世界消費市場。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國際大循環轉變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擴大內需，全面擴大開放，高質量發展是大勢所趨。目前，中國是新冠肺炎疫情中經濟恢復最快的國家，也是主要國家中經濟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高素質的產業隊伍以及日益改善的營商環境，仍然是歐美以及日韓等企業投資的青睞之地。隨着繼續擴大內需和龐大中等收入羣增加，眾多日企、韓企也將留守中國，逐步融入到“中國產業鏈”之中。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
來源：2020年12月9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