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新政時間
慶曆新政時間在公元1041-1048年，這一時期北宋已經建國近百年，歷史的車軸來到了北宋中期，雖然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但是其中暗藏的危機卻越來越深，在一片太平盛世下，百姓生活日漸困苦，各地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社會貧富差距達到驚人的地步，導致各地農民起義不斷，北宋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危機。
宋仁宗
慶曆新政發生的時間也是北宋內憂外患最嚴重的時期，這一期間西北的党項族建立了西夏國，與北宋的關係徹底破裂，雙方爆發了激烈的戰爭，宋軍大敗，更加激化了國內的矛盾，北宋被迫承認了西夏的地位。而北方的遼國也趁機向北宋施壓，勒索了大量錢財，一時間北宋政權竟面臨存亡的危機，在這種背景下，以范仲淹、歐陽修為首的有識之士開始醞釀一場改革，這就是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發生的時間也是在北宋社會冗兵、冗政、冗費最嚴重的時期，由於在北宋立國初期採取恩蔭措施來解除地方節度使的兵權，導致到了北宋慶曆年間，官員越來越多，政府財政開支入不敷出，很多閒散人員無所事事，白白消耗社會資源，而廣大人民卻生活困苦，社會矛盾不斷加深，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這一切都預示著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已經迫在眉睫，而慶曆新政也就由此發生了。
慶曆新政的背景
慶曆新政的背景是相當複雜的，北宋宋仁宗慶歷年間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在表面上一片太平盛世下其實蘊藏著巨大的危機，而且這樣的危機已經威脅到北宋政權的統治根基，概括起來這些危機總體來說一是積貧積弱，二是內憂外患。正因為如此，以范仲淹、歐陽修為代表的一批有識之士提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歷史上稱為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的主導者宋仁宗
慶曆新政的背景之一就是積貧積弱，這是導致北宋中期社會危機重重的根本原因。北宋開國之初，吸取了唐末五代滅亡的教訓，用杯酒釋兵權解除了地方節度使的兵權，避免對中央政府產生威脅。但代價就是政府允許這些開國功臣的子孫以恩蔭的方式入朝為官，進入北宋中期的慶曆年間，這種恩蔭做官的人數越來越多，不僅導致正常科舉的官員沒有職位安排，而且導致大量的冗官，造成中央財政的極大困難。
慶曆新政的背景之二就是內憂外患，北宋社會的土地兼併現象很嚴重，而政府又不加以抑制，導致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普通老百姓的負擔很重，失去生活保障，因此各地不斷爆發農民起義，政府只好疲於應付。而且當時的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西夏、遼國不斷對北宋構成威脅，而北宋的幾場對外作戰都以失敗告終，最後都以貢獻大量歲幣了結，這就造成冗費現象。為了應對這樣的危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了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的導火線
慶曆新政的導火線是1038年党項人元昊建立西夏，要求北宋承認西夏的合法地位，至此北宋與西夏的關係徹底破裂，民族關係驟然緊張。雙方先後發生了三川口之戰和好水川之戰，但都以北宋的失敗告終。經歷了兩次打敗，北宋元氣大傷，而已經與北宋簽訂《澶淵之盟》的遼國此時也來趁火打劫，威脅北宋。北宋王朝疲於應付，只好向遼輸送了大量的歲幣，才解決此事。
慶曆新政的導火線好水川之戰
與西夏的兩次戰役失敗是慶曆新政的導火線，之後產生了一系列對北宋不利的連鎖反應，徹底激化了原本隱藏在太平盛世表面下的社會危機，一是積貧積弱，北宋建立以來就存在的積貧積弱現象日益加劇，社會貧富加劇，冗兵冗費冗員現象突出，財政入不敷出。二是內外交困，北宋慶曆年間的民族矛盾日益加劇，而國內的土地兼併現象也十分突出，廣大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稅負很重，由此各地的農民起義風起雲湧，而朝政只能派兵鎮壓，但效果不佳。
慶曆新政的導火線在於北宋與西夏作戰的慘敗，這直接衝擊了原本如一潭死水的朝局，以范仲淹、歐陽修為代表的一批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不斷上書要求改革，而面對慘淡的社會局面，宋仁宗也不得不面臨現實，於是啟用范仲淹等一批改革派著手製定各項改革措施，這些措施歷史上統稱為慶曆新政，由此慶曆新政的序幕才正式拉開。
歐陽修慶曆新政
歐陽修與慶曆新政的關係不如范仲淹那樣緊密，因為范仲淹是整個慶曆新政的主導者，是激進的改革派，而歐陽修在慶曆新政中算是參與者、推進者，他不是慶曆新政的中心人物，因為歐陽修當時的身份是諫官，而不是當權者。但是即便如此，當慶曆新政失敗後，保守派反攻清算，歐陽修依然遭到貶謫的命運，被驅逐出中央政府。
歐陽修
歐陽修是慶曆新政的最早倡導者，正是因為他親眼目睹北宋與西夏作戰的慘敗，導致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作為有改革決心的政治家，歐陽修深感憂慮，於是在西夏求和之際，歐陽修便首先上書提出改革，因為歐陽修當時身為文壇領袖，威望很大，他這一上書一石激起千層浪，很快就在沉悶的朝局上掀起巨大的波瀾，於是一場關於改革的呼聲也應聲而起。
歐陽修在慶曆新政實施過程中，他身為諫官，多次替范仲淹等改革派辯護，有力支援了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歐陽修雖然不算堅定的改革派，甚至對改革派的一些主張表示反對，但是看到慶曆新政的確給朝局帶來了清新的政治空氣，社會矛盾也有所緩和，也就沒有利用職務反對改革。不久慶曆新政在各種反對聲中失敗了，以范仲淹為首的一批改革派紛紛被罷官貶職，而歐陽修也受到牽連，被貶滁州。他雖不是慶曆新政的中心人物，但是也成為改革的犧牲者。
慶曆新政的影響
慶曆新政的影響一直在歷史上評價不高，因為人們一直認為慶曆新政只不過是對封建體制的微小改革，而且范仲淹提出的很多措施根本就沒有得到有效實施，有的中途而廢，有的只停留在詔書上，而且慶曆新政僅僅維持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匆匆結束，一大批改革派紛紛被貶職罷黜，全部被驅除出朝廷。慶曆新政就如曇花一現，很快就被人遺忘了。
慶曆新政的影響
雖然慶曆新政的影響一般，但是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比如抑制土地兼併，提拔有實幹精神的官員，限制恩蔭官員等，都給當時的北宋政壇帶來一股清風，一掃以往沉悶的政治氣氛。當時的有識之士紛紛奔走相告，寫文章慶賀，彷佛看到了改革的希望。雖然慶曆新政由於種種原因很快就失敗了，但是一場更猛烈更深刻的變革即將爆發，那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王安石變法。
慶曆新政的影響確實有限，因為在改革後，社會上土地兼併現象並沒有減少，各地的農民起義也沒有減少，廣大人民的生活也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國家的財政支出也沒有減少。但是慶曆新政畢竟給當時的有識之士以希望，認為可以透過變革來實現救國救民的抱負，所以慶曆新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人民的改革呼聲越來越強烈，這對後來的王安石變法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因此慶曆新政的影響還是比較廣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