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雖然傳記不是寫作歷史的唯一手段，但希特勒這個人在“橫行霸道”的第三帝國的歷史上確實發揮了重要的、常常是決定性的作用。如果對“希特勒因素”沒有一個客觀的評價，任何試圖全面理解第三帝國現象的努力都不可能獲得成功。
希特勒的獨裁統治是20世紀的一個典型現象，它以一種極端的方式體現出一個現代國家的所有訴求，體現出國家的壓迫和暴力達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程度，體現出國家以前所未見的方式操縱媒體以實現控制和動員民眾的目的，體現出國際關係中史無前例的犬儒主義，體現出極端民族主義的極度危險性，體現出種族至上理論的極大破壞力以及錯誤利用現代技術和“社會動力”推行種族主義的最終結果。尤為重要的是，它點亮了至今仍在閃閃發光的警報燈塔：它向世人展示一個現代的、發達的、有文化的社會為何能夠急速陷入一場意識形態戰爭，為何能以令人難以想象的野蠻手段東征西伐，為何能用曠古未見的兇殘方式進行一場大屠殺。希特勒的獨裁統治最終導致現代文明的毀滅——它在現代社會內部引發了一場核爆炸。
從某種意義上說，由他的名字支配的這個世紀帶有明顯的戰爭和種族滅絕（希特勒的標記）特徵。我們應該認真考察，在一個現代的、文化發達的、技術先進的高度官僚主義國家究竟發生了——事實上必然會發生——什麼事。在希特勒成為政府首腦僅僅幾年之後，位於歐洲心臟的這個發達國家就走上一條最終導致種族滅絕戰爭的不歸之路。這場戰爭不僅使德國和歐洲被一道鐵幕隔成兩半，物質上受到毀滅性打擊，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也破碎得四分五裂。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需要深入分析。一個肩負民族復興、種族純潔意識形態使命的領導集團，一個極為信賴它的領導人因而按照這個領導人指引的目標前進的社會，一個訓練有素、有能力制定並熱衷於執行政策——無論這些政策有多麼不人道——的官僚政治機構，這三者合起來就構成了我們進行進一步分析的出發點。儘管如此，我們仍要詳細考察這個社會為什麼能夠以及如何被希特勒煽動起來。
如果我們僅僅分析希特勒這個人物，而不去深入考察給德國和整個歐洲造成這場災難的社會原因，那就把事情簡單化了。雖然希特勒統治德國的時間是1933年到1945年，但他的毫無人性的哲學思想在他擔任帝國總理前早已廣為人知。儘管希特勒從道義上要為在他的專制統治下所發生的一切負主要責任，但個人化的解釋並不能說明所有事實。可以說希特勒為詮釋卡爾·馬克思的一個著名論斷提供了一個典型例證。馬克思認為：“人創造了歷史，但是在特定的條件下。”這種“特定的條件”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德國的命運？偶然性歷史事件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當時統治德國的那個怪人的行為和動機究竟產生了多大影響？這些問題都有待於深入探索研究，簡單的回答是不可行的。
自從20世紀20年代希特勒進入公眾視野之後，人們對他的看法往往大相徑庭甚至截然對立。例如，有人認為希特勒不過是一個“毫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者”，他的腦子裡只有一種想法，那就是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權力，進一步擴充套件德國的疆域；他只想打著種族主義的幌子擴大自己的統治權力。與此相反，有人卻認為希特勒在有計劃、有預謀地推進一項意識形態變革。這些人把希特勒看作一名政治騙子，認為他不僅矇騙了德國人民，把他們引入一種無秩序狀態，而且把自己“妖魔化”，把自己裝扮成一個神鬼莫測、能決定德國命運的人物。阿爾貝特·施佩爾就是持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施佩爾是希特勒的建築師，納粹德國戰時的軍工部長，也是第三帝國上層最接近希特勒的人物之一。戰爭剛一結束，施佩爾就把希特勒描述成一個“魔鬼”，“一個人類歷史罕見的無法理解的人物”，他的“人品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命運”。這種觀點是危險的，它把1933年至1945年在德國發生的一切神秘化，把造成德國和歐洲的大災難的原因歸結為一個魔鬼般人物的專橫的狂想。它認為這場災難起源於一個特殊人物的行為，它把複雜的歷史過程簡化為希特勒意志的體現。
《希特勒傳》，[英]伊恩·克肖著，史鑑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另一種看法與上述觀點截然相反，它徹底否認個人的重要作用，認為希特勒只不過是一個資本主義代言人，是一個代表大企業及其領袖利益的無足輕重的人。這些大企業領袖像操縱一具木偶一樣控制著希特勒。
還有一種觀點把希特勒簡單地描繪成一個“精神病人”，一個“胡言亂語的瘋子”。這種觀點實在是過於膚淺，它根本回答不了這樣的問題：一個多元化的複雜社會為什麼會追隨一個精神錯亂者、一個變態狂走向深淵？
有一些比較深刻的觀點質疑希特勒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主宰第三帝國：從某些方面看，他是不是一個“軟弱的獨裁者”？他是否能夠不受限制地行駛一切權力？納粹政權是否建立在一個變化莫測的權力結構基礎之上？希特勒作為這個政權無可取代的支柱享有不可否認的聲望並受到偶像般的崇拜，但他本質上是否只是一個善於抓住機會而沒有任何綱領、計劃或設想的宣傳鼓動家？
對希特勒的種種不同看法絕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學術爭論，它的影響極為廣泛而深遠。當希特勒作為與列寧、斯大林相對立的人物站上歷史舞臺時，一種對布林什維克恐怖和階級屠殺近乎病態的恐懼促使他犯下了種族滅絕的滔天大罪。希特勒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邪惡的人，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是，當人們的研究目光從希特勒犯下的反人類罪轉移到他對德國社會的改造時，情況就有所不同。此時的希特勒關心社會流動性，努力改善工人住房，熱衷於工業現代化和社會福利制度，極力掃除過去的反動特權。總而言之，無論方法多麼簡單除暴，希特勒想要建設一個更好、更現代、階級鴻溝更小的德國社會。儘管此時的希特勒瘋狂屠殺猶太人，不自量力地爭奪世界霸權，但作為一個“政治家”，他的思想和行動比現在的政治家更為理性。從這個角度看，希特勒雖然是一個邪惡之人，但他熱心於德國社會發展，或者說至少他的意圖是積極的。
這樣的解釋並不是對其表示歉意。我們將希特勒熱衷於社會改革的一面描述出來是為了解釋為什麼他在社會出現危機時他能得到德國人的廣泛支援。不難看出，雖然希特勒的名字總是和反人類罪行聯絡在一起，但他如果在發動戰爭之前死去，他可以在德國民族英雄的行列中佔據一個重要位置。
在寫作正規傳記時，傳主的歷史地位是必須考慮的問題，在德國尤其是這樣。希特勒雖然政治影響力巨大，但他的個人品質根本談不上高尚，因此他不是一個歷史偉人。不過他也可以算作一個“反面偉人”，也就是說雖然他沒有高尚的品質，不可能躋身於歷史偉人之列，但他對歷史的影響是巨大的，儘管這種影響是災難性的。
完全迴避“偉人”問題（而不是努力弄清楚為什麼當時有那麼多人把希特勒看作“偉人”的原因）看來是比較可取的辦法。這個問題很容易轉移人們的注意力，因為它極易被人誤解，內容空洞乏味，無關緊要，甚至會變成一種狡辯。說它容易被人誤解是因為“偉人論”往往會以極端的方式將歷史程序個人化；說它空洞乏味是因為歷史偉人這個概念本身就是輕浮的，它是一種根據道德甚至是審美判斷設定的哲學倫理概念；說它無關緊要是因為不論我們是否打算以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回答希特勒算不算是個“偉人”的問題，這一問題本身根本無法對第三帝國的恐怖歷史做出解釋；說它可能變成一種狡辯是因為只要提出這一問題就難以掩飾對希特勒在某種程度上的崇拜，因為在希特勒身上尋找“偉人”的痕跡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是將那些直接幫助他上臺，幫助他維持政權的人，將給予他的政權巨大支援的德國民眾貶低為僅僅是給這位“偉人”打雜的無足輕重的人。
需要我們關注的不應是歷史“偉人”問題，而是另一個意義更為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如何解釋，一個智力如此低下的人，一個除了政治生活之外一切都是空白，即使在和他關係密切的納粹黨內也沒有人能洞察他的內心想法的人，一個缺乏爬上高位所需背景，在成為帝國總理之前甚至沒有任何從政經歷的人，怎麼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歷史影響，怎麼能夠讓整個世界屏住呼吸？
這個問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個偽命題。希特勒肯定不是智力低下的人，他思維敏捷，記憶力驚人。他具有迅速抓住問題實質的能力，這一點不僅給他周圍那些對他阿諛奉承的追隨者，而且給那些閱歷豐富、冷酷無情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當然，即便是他的政敵也承認他的語言才能。在20世紀的國家領袖中，他肯定不是唯一一個性格缺失、知識淺薄同時又具有高超政治手腕的人。我們再不能像大多數他的同時代人一樣走入全面低估他的能力的誤區。
此外，出身卑微但最終爬上權力頂峰的絕不僅是希特勒一個人。但是，如果希特勒從無名之輩爬上權力頂峰不是一個特例，那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事實已經證明，希特勒是一個籠罩在一片迷霧之中的謎一樣的人物，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他的私生活是一片空白。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他可以被歸入“沒落人物”之列。這一判斷可能有些傲慢的成分，即人們看不起這個粗俗不堪、沒受過良好教育的暴發戶，認為他是一個對任何事情都持玩世不恭態度的自命不凡的傢伙，一個沒有文化卻自認是文化批評家的蠢貨。希特勒個人品行上的這些缺陷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對自己的私生活、自己的出身背景故意遮遮掩掩造成的。神秘和超然既是他的性格特徵，也是他的政治行為特徵。這種特徵在政治上對他極為重要，他有意識地利用這些特徵加重環繞在他身上的“英雄般”領袖神秘色彩。儘管如此，除了政治（對富麗堂皇的文化和音樂、美術、建築偶爾也會表現出曇花一現的熱情）之外，希特勒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空虛的。
如果一部傳記描述的人物沒有私生活，或除了其本人參與其中的政治事件之外沒有個人的生活歷程，那它顯然是有缺陷的。但是，只有在私生活對公共生活有重大影響的情況下，這種缺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缺陷。就希特勒而言，這種假定是錯誤的。希特勒根本沒有“私生活”。當然，他可以欣賞那些逃避現實的電影，每天散步去伯格霍夫的茶館，遠離柏林政府機關到阿爾卑斯山享受田園風光。但這是一種空虛的生活。這麼說並不意味著他的“私生活”已成為他扮演公眾人物形象的一部分。恰恰相反，他的私生活非常隱秘，以致德國人民直到第三帝國滅亡後才知道還有愛娃·勃勞恩這樣一個人。不僅如此，希特勒將自己的公眾職務“個人化”了。“個人”和“公共”完全融為一體，密不可分。希特勒的存在已完全表現在他扮演的那個“元首”角色上。
從這個角度看，這部傳記的任務就比較明確了。它關注的不是希特勒個人，而是他的權力特徵——元首的權力。
這種權力只有一部分源自希特勒本人，從更廣泛的角度看，它是一種社會產物，是他的同胞賦予他的一種社會期待。當然，這樣說並不意味著在擴張權力的過程中，在關鍵的歷史節點上希特勒個人的所作所為無關緊要。但是，他的權力所產生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不應被看作是“個人魅力”所致，而應被看作是元首的地位而造成的。只有在受到他人低估，利用他人的弱點和錯誤，同他人合作的情況下，元首這個角色才會產生影響。因此，為了解釋希特勒的權力，我們必須首先研究其他人——而不是希特勒本人——的行為。
希特勒的權力是奇特的。他並沒有把自己對權力的要求建立在他作為一名政黨領袖或其他實際職務的基礎上，他要求權力是因為他認為自己負有拯救德國的歷史使命。換句話說，他的權力建立在“個人魅力”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制度之上。它依賴於別人能夠從他身上看到“英雄”品質。他們確實看到了這種品質，或許他本人事先也並不知道他具備這樣的品質。
作為當代最傑出的納粹現象分析家弗朗茲·紐曼這樣寫道：“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忽視甚至歪曲性感魅力的作用，但它明顯具有很深的社會基礎，只要有合適的心理和社會條件，它就會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推動力。領袖的性格魅力絕不僅僅是一種幻覺——毫無疑問，千百萬人相信這種魅力。”希特勒本人在權力擴張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們可能會問，如果政府首腦不是希特勒，由希姆萊和黨衛隊保安處控制的那樣一個令人恐怖的警察國家能建立起來嗎？如果換了另外一個領導人，即使是一名獨裁者，德國在20世紀30年代末還會發動一場席捲整個歐洲的戰爭嗎？如果換另外的人做國家元首，對猶太人的種族歧視（這幾乎可以肯定是必然會發生的）是否會發展到種族滅絕的地步？這些問題的答案肯定是“否”，或者至少是“極不可能”。不管外部條件如何，希特勒的作用是無法替代的。
希特勒使權力高度個人化，這一點甚至使那些精明練達的人——教士、知識分子、外交官、來訪的貴賓——都驚訝不已。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並不贊同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館向群情激奮的納粹黨徒們發洩的那種情緒。但是，由於希特勒擁有帝國總理的權威，擁有眾多崇拜者的支援，宣傳機器又給他戴上了偉大領袖的光環，於是，這些既不天真幼稚、也不會輕易上當受騙的人對其印象深刻也就不足為奇了。希特勒所擁有的權力也是他的走卒——比他低一級的納粹領導人、他的親信隨從、納粹黨的地方黨部首領——在1945年4月底納粹政權崩潰之前對他言聽計從的原因。權力的神秘性肯定也是如此眾多的婦女（特別是年齡比他小得多的婦女）把他看作男性象徵——儘管在我們看來他一點也不性感——的原因。
因此，撰寫希特勒的歷史必須是撰寫他的權力史——他如何獲得權力，他的權力的特徵是什麼，他如何行使權力，他如何能使權力擴大到不受制度制約的程度，抵制他的權力的力量為什麼如此軟弱，等等。但是，這些問題應該從德國社會，而不僅僅是從希特勒身上尋找答案。
沒有必要貶低根深蒂固的性格特徵對他獲得和行使權力所起的作用。專心致志、不屈不撓，冷酷無情地拋棄一切妨礙他實現目的的東西，帶有玩世不恭色彩的機敏，敢於冒險的賭徒本性，這些因素合起來決定了他的權力的性質。權力是希特勒的春藥。權力成為希特勒這個自大狂早年散漫生活中的目標，它為希特勒備受挫折的前半生——藝術家夢想的破滅、因社會地位低下而被迫住在維也納簡陋的小客棧裡、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和革命使他的一切面臨崩潰——提供了補償。一位目光敏銳的觀察家早在德國戰勝法國之前就評論道：“希特勒是一個典型的有自殺傾向的人。除了他的自我之外，他不受任何約束。他是一個除了自己之外誰都不愛的人……因此他可以肆無忌憚地維護和擴大他的權力，在他看來，喪失權力就是死亡。”對巨大權力的渴求造成了無窮無盡的對領土擴張的貪婪，最終演化成一場試圖控制整個歐洲大陸進而霸佔整個世界的賭博。永不滿足地追逐權力，永不願意受到任何限制。這種權力追逐不可避免地要建立在不斷取得“光輝成就”的基礎上。由於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限制希特勒的權力，它的無限膨脹最終必將導致第三帝國的滅亡，這和希特勒內心深處的自殺傾向倒是十分相稱。
儘管希特勒狂熱地追求權力，但他並不是為權力而權力，這種權力有其自身的內容和含義。希特勒並不僅僅是一個宣傳家，一個幕後操縱者，或一個煽動者（這三者他都是），他更是一個具有堅定信念的理論家，一個激進分子中的激進分子，他的“世界觀”——儘管令我們十分厭惡——具有內在的邏輯關係。他依據這種“世界觀”對德國乃至整個世界的弊病做出了完整的解釋並列出了根除這些弊病的藥方。從20世紀20年代起直到在地下室自殺，他一直毫不動搖地堅持這種“世界觀”。正是這種“世界觀”促使他採取了“民族拯救”方案，而沒有采取比較中庸的政策。但是，他的“世界觀”不僅能將納粹哲學中的各種觀點糅合起來，而且使他本人很快成為納粹主義的代言人。
我們必須認真研究希特勒的理論，研究他的行為以及他本人在歷史事件中的作用。但這些還不夠。我們應該像研究這個獨裁者一樣認真研究獨裁製度，認真研究支撐著這種獨裁製度的社會因素。瞭解哪些事情不是希特勒做的，也不是他煽動做的，而是其他人提議做的，這和了解這個獨裁者的行為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它有助於我們理解納粹政權如何逐步走上極端主義道路。
一部新的希特勒傳記需要採取一種新的觀點：這種觀點試圖將這個獨裁者的行為與為他獲取和行使權力提供條件的政治結構和社會力量結合起來進行考察。這種觀點認為在解釋這個獨裁者所具有的巨大影響方面，德國社會的期待和推動比希特勒個人的作用更為重要，從而可以弄清楚他的權力為何可以無限擴張的原因。這種觀點可以用一名納粹分子在1934年所闡述的一條準則來概括（這段話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本書的主題），這就是“不必等待上面的指示，第三帝國的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秉承元首的意旨並努力為他而奮鬥”。將這一準則付諸實踐就成為第三帝國的動力，它透過民眾的主動性，將希特勒散亂的理論目標變成了現實。希特勒的權威當然起主要作用，但主動採取行動的則是其他的人。
希特勒不是強加給德國的暴君。雖然他在自由選舉中從未獲得過多數支援，但他也同他的前任一樣是合法地被任命為帝國總理的。從1933年到1940年期間，儘管有爭議，他仍然是世界上最受民眾支援的政府首腦。理解這一點需要將傳記的個人化方式和社會（包括政治統治機構）的對比方式這兩種表面上看起來不一致的寫作方式協調起來。只有瞭解創造出希特勒（同時也被他毀滅）的那個時代才能理解希特勒的影響。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一部真實可信的希特勒傳記同時也必須是納粹時代的歷史。雖然傳記不是寫作歷史的唯一手段，但希特勒這個人在“橫行霸道”的第三帝國的歷史上確實發揮了重要的、常常是決定性的作用。如果對“希特勒因素”沒有一個客觀的評價，任何試圖全面理解第三帝國現象的努力都不可能獲得成功。但是，這種努力絕不能僅限於全面敘述希特勒的思想、行為以及他在歷史事件中發揮的個人作用，必須將這些因素同社會力量和政治結構結合起來考察——正是這種社會力量和政治結構推動了一種逐步演化為個人化的絕對權力制度的產生和發展。
納粹對文明根基的攻擊是20世紀的一個顯著特徵。希特勒是發動這場攻擊的中心人物，但他是主要的倡導者，而不是首要原因。
（本文摘選自《希特勒傳》，[英]伊恩·克肖著，史鑑譯，世界知識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簡介
伊恩·克肖，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現代史教授，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員，世界著名的第三帝國和阿道夫·希特勒研究權威。
伊恩·克肖一生學術成就斐然。在數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他已出版了二十餘種有關納粹德國以及阿道夫·希特勒的研究專著和人物傳記，他的多部研究著作以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出版並獲得眾多獎項，但為其在第三帝國研究領域獲得世界聲譽的應屬1998年和2000年相繼出版的兩卷本人物傳記《希特勒，傲慢（1889—1936）》和《希特勒，報應（1936—1945）》。此書一經出版即在西方學術界引起轟動，被譽為“第三帝國研究史上的里程碑著作”，並獲得英國沃爾夫森歷史文學獎（相當於美國的普利策獎）、奧地利布魯諾·克萊斯基政治圖書獎、英國年度學術圖書獎等重要獎項。
為表彰他在歷史研究領域取得的傑出成就，德國政府1994年向他頒發了聯邦十字勳章，英國女王2002年冊封他為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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