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崇尚華夏文化的馮太后和孝文帝聯手推進改革，建立傳統的華夏帝國的同時，分裂和崩潰的危機同樣蘊含其中。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將南下伐齊和南遷洛陽的兩個選擇同時擺在了群臣的面前，不得已居安以久的朝臣們面面相覷同意離開平城。
然而，就在孝文帝東遷洛陽，花了數十年時間以政府的強制手段移風易俗，培養出漢化鮮卑人和北地漢族豪強相結合的龐大政治集團的同時，鮮卑內部的危機同樣也在醞釀。
而危機正是率先從當初被譽為“國之肺腑”的六大軍鎮爆發。
雖說是遊牧民族起家，但逐漸消滅北方割據政權統一中國北方的鮮卑魏國同樣和過去的中原王朝面臨著相似的問題：如何處理北方遊牧民族的侵擾？早已習慣了定居生活，享受先進文化所帶來的便利的北魏統治者當然不願意被北方的柔然所侵襲。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後，北魏同樣效仿過去的大一統王朝以修建邊境長城、設立軍政合一的六大軍鎮的措施抵禦侵略、鞏固邊疆。
既然東遷洛陽，為更好地管轄關東廣袤的領土以及安撫隨遷而來的鮮卑貴族，北魏孝文帝元宏選擇尊重門閥士族的等級劃分制度，將鮮卑王族以及各大鮮卑貴族、豪強同樣納入門閥士族的範圍之內，賦予其較多的政治地位和特權，史書記載“遷入河南者為羽林、虎賁，勳貴與士族同列”。而原先世代鎮守六鎮的保留鮮卑文化色彩的豪強們卻逐漸淪為鎮戶、府戶之流，地位和待遇的驟變引起了他們的極大不滿。與此同時，定都洛陽的北魏政權還不斷將囚犯傳送六鎮充邊，使六鎮逐漸成為了矛盾的焦點。
所幸，六鎮駐紮之地都是荒蕪、偏遠的草原荒漠地帶，並且承擔著抵禦柔然南下的重要任務，嚴重依賴中央政府的六鎮鮮卑武人集團依舊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對洛陽鮮卑漢族文人集團的服從。
隨著北魏建國時間的推移，北魏和柔然的關係也發生了重要的轉折。由於高車脫離柔然的統治率部前往西北隔斷了柔然與中亞、西域等地的聯絡，被迫將經營中心轉向西北的柔然和同樣將中心轉向華北的北魏透過經濟交流等實惠方式倒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和平。
然而，北魏末年，柔然內部爆發大規模災荒，即使關係再好，被逼無奈的柔然同樣到六鎮所在地“打草谷”，打完就跑一點都不留戀。但就是這麼一件中國歷史上起碼發生了數千次的肆虐事件，像蝴蝶翅膀的煽動掀起了巨大的風暴。
既然糧食被搶了自然就有人吃不飽，而此時六鎮早已不復建國時期拱衛京都、抵禦入侵的輝煌。想要北魏政府跨越廣袤的草原荒漠立即運糧過來也不過是痴心妄想。不久，受損最為嚴重的六鎮之一的懷荒鎮民眾要求當地長官於景放糧不成而殺官造反。起義迅速拓展，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同樣聚眾殺鎮將，攻佔沃野鎮，號稱真王，南下入侵武川、懷朔。
而此時早已承平已久北魏政府實在拿不出什麼卓越的軍事將領，幾次鎮壓皆宜失敗告終，不得已北魏政權只能向曾經的對手柔然請求援助，而柔然也爽快地答應了。不久，柔然主阿那親自率十萬軍民為北魏鎮壓了此次起義。
然而危機遠沒有表面上看起來的那麼簡單。早已對北魏政府不滿的邊境豪強看穿洛陽的虛弱後趁此擴大自己的勢力，其中最為典型的莫過於爾朱川的爾朱榮。六鎮叛亂後民眾的錯誤安排也給早已搖搖欲墜的北魏政權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
最終，強大起來的邊境鮮卑武人集團夥同從起義中崛起的爾朱榮、宇文泰、高歡等人以“河陰之變”的形式覆滅了洛陽的整個鮮卑漢族集團，親手將北魏送進了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