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明末大西政權領袖張獻忠的七殺詩以其血腥、桀驁、不拘的特點令後世的很多人都瞠目結舌、震驚不已。雖說從現在的觀點看來，這麼一位邊軍出身、征戰一生的農民領袖是否有能力創作如此的詩篇備受質疑，但這首詩所呈現出來的意象、反映出的詩人形象倒是挺符合後世之人對這位“血手屠夫”的印象。
但很顯然，這位搜刮四川富戶、千船運銀以至於為後世留下“敲竹槓”“石牛對石鼓，銀子萬萬五。有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等軼事典故的農民軍“八大王”同樣也得同另一位大順政權的領袖李自成一道接受時代浪潮的考驗，最終黯然退場，將歷史的舞臺留給自己的義子們。
公元1644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大順李自成稱帝以及大明首都北京告破、明亡將際的大動盪之時，已然入川建立自身穩固根據地的大西王張獻忠同樣稱帝，立國號為“大西”，設左右丞相、六部尚書等官職，懷著一顆激昂、喜悅的心情與自己的義子們共同打造屬於自己的巴蜀王國。
可惜，一生都在與大明朝各級官吏鬥智鬥勇的張獻忠還沒來得及徹底釐清大西與四川叛亂明軍、不服地主武裝之間的矛盾，依舊在西南一隅嘔心瀝血地建設政權時便猝然聽聞了李自成敗亡、南明政權轟然倒塌的訊息，被徹底捲入清軍南下的漩渦之中。
“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為人所擒，汝終為世子矣。明朝三百年正統，未必遽絕，亦天意也。我死，爾急歸明，毋為不義。”——張獻忠
公元1646年初，清朝改派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和吳三桂等統率滿漢大軍，全力向大西農民軍撲來。而同年丟失了四川門戶漢中的張獻忠為北上陝西抗清，也決定放棄首都成都，並殺儘自己的妻妾、年幼子女說出了上面的那句話，不知是豪邁還是殘忍地表達了不願子女為清軍所辱以及對大明的複雜情感。
公元1646年七月，部署好抗清軍事鬥爭的大西政權舉全國之力，徵調六十萬大西軍北上川北抗清前線。李定國、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等四位將軍義子率十餘萬眾分兵挺進陝西，而張獻忠本人亦率領主力十餘萬北上駐紮於西充鳳凰山。
而就在這決戰之際，同年十一月，大西軍最北線的廣元守將、都督劉進忠卻突然叛降清兵，並獻上大西的軍事部署和突襲大西軍西充統帥部之計。張獻忠渾然不覺又或者缺乏對清軍的瞭解而以長久以來打交道的明軍類比，不知危機將至
“獻忠遣賊黨環營抵抗。賊分兩翼，豪格復遣偕佐領蘇拜攻右翼，都統準塔巴圖魯攻左翼。賊自右翼下山來犯，格布庫率本旗兵衝擊之，旋從準塔翦其左翼。賊圍正藍旗兵，格布庫偕佐領阿爾津、噶達渾、西特庫、烏巴什往援，格布庫中箭殞，西特庫、烏巴什俱歿於陣”——《清史稿·列傳·卷二百七十四》
然而，清軍雖強，征戰無數又輔以雜兵的大西軍也不弱。清軍大舉來襲，其他的四路大西軍雖然來不及馳援，但這時間也足以張獻忠排兵佈陣、列陣殺敵。一面是南下而來所向披靡的滿洲鐵騎和漢人綠營，而另一面則是從戰火中淬鍊而來大西老營精銳，擁有不遜色於滿清的騎兵數量和眾多雜兵輔助。
根據《清史稿》記載，在這場位於西充鳳凰山的交鋒中，大西軍不僅沒有如大順軍一般因受到吳三桂和滿清的夾擊節節敗退，反而臨危不亂，先擊潰滿洲軍左翼，又痛打滿洲右翼援軍，多名滿洲軍中上級軍官戰死。
“初不為備，聞兵至，猶以為他寇，身衣蟒半臂，腰插三矢，引牙將臨河視之。”——清·吳偉業，《鹿樵紀聞（綏寇紀略）·獻忠屠蜀》 。
大軍僵持，滿清引以為傲的鐵騎在地形的作用和大西精騎的牽制下得不到發揮，說不定能夠和平結束、各損八百。無奈張獻忠低估了滿清神射手的威力，臨河、登高地而視之被投降的劉進忠認出，遭到滿清的神射手狙擊。年僅四十歲的張獻忠中箭而亡，雖臨死亦射箭反擊卻也於事無補。
張獻忠一死，大西軍頓時慌亂，為清軍所破。而鳳凰山一敗也使得大西政權原本的抗清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四將軍決定收縮部隊，進駐川南、貴州、雲南，遵循張獻忠生前關於聯合西南各族人民和南明王朝堅持抗清的方針，把抗清鬥爭進行到底。這才有了之後晉王李定國的擎天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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