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臣子要有所成，自然離不開君主的信賴。可這信賴又是一把\"雙刃劍\"，在讓臣子步步高昇時又將功高震主的斷崖布在前路。有的人，諸如張儀，驚險地跨越了。有的人，諸如商鞅，卻摔了個粉身碎骨。
作為秦國的兩大功臣，商鞅和張儀一個在秦國推行法家思想，一個為秦國實踐縱橫家謀略。
可以說，兩人的能力和成就難分高下。但兩人的結局卻全然不同。這不同的緣由，至少涉及三個方面。
商鞅是法家的忠實追隨者，而張儀是縱橫家的代表人物。兩人世界觀的不同，決定了他們選擇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儘管商鞅和張儀都是為了實現個人理想而響應秦國的招納，成為秦國臣子。
可商鞅所遵循的法家思想，讓他的用武之地主要侷限在秦國內部。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商鞅和張儀在秦國的角色就不同——前者是處理內政的官員，後者是遊走於各國的\"外交官\"。
終日在秦國君主面前活動，這就意味著商鞅會比張儀獲得更多來自君主的監督，或者說提防。且商鞅和張儀雖同是秦國臣子，但商鞅日常接觸的秦國官員遠比張儀多。因此，商鞅的直接政敵也會遠比張儀多。故而從一開始入秦為官，商鞅要承擔的政治風險就比長期在外的張儀多不少。
也許有朋友會覺得這點並沒有比較的價值，畢竟他們一個主要是在秦國進行對內的改革，一個是為秦國奔波以實現\"連橫\"。是的，商鞅與張儀的領域並不相同，其成就並沒有高下之分。因而此處我們要說的\"作為不同\"，是兩人在完成自己任務時的具體表現。
張儀作為能言善辯的縱橫家，他在四處遊說時無疑是處事圓滑的。在秦國，因為長期在外，他與秦國朝臣們並沒有太多直接的利害關係，所以在國內樹敵較少。而在國外，因為是秦國使者，他也不會輕易喪命。
可商鞅卻不一樣。商鞅推行的改革，雖然於國家層面來說是利大於弊的，但實際上損害了秦國貴族們原本的利益。商鞅在開始改革前與甘龍、杜摯等人的辯論雖然彰顯出了他的優秀，卻早早就為自己樹了一大批敵。
且在實際變法過程中，商鞅還在不斷給自己\"挖坑\"。以我們熟悉的立木取信一事為例，商鞅因此獲得了秦國基層百姓的信任和支援函，逐漸有了變法的群眾基礎。可這也讓商鞅的名字和變法緊緊地綁在了一起，\"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再加上商鞅還自負地說出：\"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轂大夫賢\"這樣的話，便讓\"功高震主\"在有心之士眼中成了他撕不掉的標籤。
在變法內容上，商鞅雖勸課農桑，推行軍功爵制，但他也貫徹了法家不近人情的嚴苛。他主張酷刑，施行連坐；他推行愚民政策，焚燬《詩》、《書》；他打壓商業，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動……商鞅是法家思想的追隨者，但他已經是一個極端的追隨者，在秦國對百姓們施行殘酷的壓迫。所以隨著變法的推進，他是越來越得不到底層民眾的支援的。
如此，相比於張儀的八面玲瓏，商鞅在秦國是越幹活，越被政敵視作不可不除的眼中釘，越被民眾視作有不如無的酷吏。而這樣的商鞅，自然只需要一個小小的契機，就可以被打壓到毫無翻身之地。
雖說二人都是在為秦國君主服務，但張儀輔佐的是秦惠王和秦武王，商鞅輔佐的是秦孝公和秦惠王。
商鞅是因為得到秦孝公的鼎力支援而得以在秦國施展拳腳的。可他和繼位的秦惠王結過大梁子。在秦惠王還是公子時，他觸犯了律法，而商鞅想要按照新法處罰他。因為是儲君，秦惠文王本人被免了刑。不過他和商鞅的過節卻沒能免。
因而在秦惠王即位後，依賴秦孝公支援的商鞅自然失勢了。
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秦惠王也不得不採取措施扭轉\"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的局面。是故商鞅在秦惠王的示意下被朝臣打成了謀逆的\"反派\"，成了被追捕的物件。而因為一直用嚴苛的律法壓迫百姓，逃亡的商鞅也得不到好心人的幫助，最終被捕被殺。
與商鞅相較，張儀是得到了秦惠王賞識的。雖然他後來沒能得到繼位的秦武王的重用，但他畢竟沒怎麼得罪秦國百姓，成功逃出了秦國，最後在魏國繼續發光發熱。
此外，商鞅和張儀雖然時代接近，但在他們在秦為官時秦國是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商鞅之所以得到重用，是因為當時的秦國較東方六國還有很大差距，急需壯大自身實力。所以秦孝公才不惜以\"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為代價，給商鞅放權，讓他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可秦惠王的時代，秦國的國力已經接近東方六國了。此時秦國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應對六國的聯合敵對。因而這時候張儀這樣的人才是更有用的。至於商鞅，一是用處不大，二是秦惠王又急需加強中央集權，鞏固自己的統治，清算就是在所難免了。
為人臣子，像商鞅這般政績斐然卻又悽慘落幕，也可算作是一出人生悲劇。只是這悲劇在往後還一次次重演，說到底，也是當時社會的弊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