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三藩之亂”產生了幾大派系？北伐派代表人物，兩國宗藩關係
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以及朝鮮方面對戰爭狀況的深入瞭解，朝鮮國內不同群體出於不同原因的考慮，對“三藩之亂”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產生了“北伐派”和“務實派”兩大主要派系。兩派的主要分歧是，朝鮮是否應該採取直接的軍事行動，以支援三藩的“義舉”。朝鮮“北伐”派主要由地方儒士集團構成，也包括部分朝廷內的史官和中小官僚。他們從“春秋大義”出發，結合當時的東亞局勢，提出“北伐”的論調，因此也被稱為“義理派”。 北伐言論在朝鮮國內由來已久，在曾經入質瀋陽的朝鮮孝宗朝（1619—1659年在位）尤為典型，這一時期北伐的呼聲達到高潮，後因孝宗的去世而略顯低落。康熙初年，“三藩之亂”的爆發又為北伐言論的再次膨脹提供了契機。
康熙初年，朝鮮國內的北伐言論首先是從儒生開始的。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己卯，朝鮮國儒生羅碩佐、趙顯期等向國王先後上疏，要求北伐：“吳三桂既據南方，蒙古亦不親附，天下事變，迫在目前；乘此機會，練兵峙糧，大可以復仇雪恥，小可以安國保民。”隨後，在七月癸亥，朝鮮國內最激進的反清人士尹鑴也進密疏：巨聞除天下之憂者，必享天下之福，折天下之義者，必受天下之名……華夏之怨怒方興。吳起於西，孔連於南，韃伺於北，鄧窺於東。薙髮遺民，叩胸吞聲，不忘思漢之心，側聽風飈之響，天下之大勢可知也已。我以鄰比之邦，處要塞之地，居天下之後，有全盛之形，而不於此時興一旅、馳一檄，為天下倡，以披其勢、震其心，與共天下之憂，以撫天下之義，則不徒操刀不割，撫機不發之為可惜，實恐我聖上遹追其承之心，無以奏假於我祖宗我先王，而有辭於天下萬世矣。
康熙十四年（1675 年）正月，針對“水原儒生李啟祥上疏，自請渡海以通鄭錦事”，尹鑴認為應加褒獎，這樣必有後繼之人。四月，尹鑴又鼓動唐人黃功上疏，請渡海奉使招鄭錦。羅碩佐、趙顯期、尹鑴都是當時朝鮮國內儒士集團的代表，他們的上述言論，是直接針對三藩之亂爆發後，朝鮮是否應該採取直接的軍事措施而發。從他們的言論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出其支援北伐的態度。他們一方面認為應該趁清朝“眾叛親離”的良好機會，大舉進發；另一方又從春秋大義出發，認為天下皆起兵反清而我國獨不參與，於理不合，於義不合。
藉助“三藩之亂”的爆發，這些儒生們又開始對朝鮮與清朝之間的宗藩關係提出不滿。康熙十四年正月丁亥，尹鑴提出，應該就清朝使者的接待問題作出重新規定，後乾脆認為不必“對犬羊屈拜”。二月丁酉，尹鑴又申前說，引發朝堂爭議，遭到許積等人的反駁，尹鑴進而提出：“彼若生疑而動兵，則正好乘機。我國自有十萬精兵……不十日可據瀋陽。瀋陽既舉，則關內震動，事無不成之慮。”繼而引出自己的主張：“方今外有三事：北伐一也，渡海通鄭二也，與北絕和三也”。
尹鑴的態度很明確，朝鮮作為禮儀之邦，小中華的代表，不能對作為蠻夷之邦的清朝屈禮迎接。如果清朝因禮儀問題興師問罪，則正好趁機出兵北伐。儒生們的北伐論以及對兩國宗藩關係的質疑，其目的都是希望朝鮮王朝能借此機會出師北伐，改變其與清朝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當然，尹鑴的北伐論也不僅僅侷限在言論層面。康熙十四年正月，尹鑴曾上疏要求製造兵車，雖然此事引發朝堂爭議，頗受阻礙，但最後還是得以“試造數三輛”。不久之後，朝鮮國王檢測了兵車的威力之後，下令“頃日兵車造成事，只慮物力之不逮矣，即令中官，詳細看審。見其圖形，則可以足用於緩急，亦足為禦敵之長技，如此，則何惜一時物力之有弊乎？即令分付於兩局及關西，料理造成，以待陰雨之備。”朝鮮“不能因惜一時之物力置防禦之長技（兵車）於不顧”，於是開始大規模製造兵車。雖然這一決策後因害怕清朝使者看到引發誤會而終止，但是尹鑴的此番上疏及國王的肯定，卻推動了朝鮮國內北伐言論的發展。
至此，北伐言論的主體從儒生逐漸轉移到史臣及中小官員身上。康熙十四年（1675 年）五月辛未，豐德幼學陳絢上疏：“請擇能胡語、漢語者，間行深入，以觀賊奴虛實，又察吳將勝敗。文武中擇智謀異等者，為通訊使，送於鄭錦海島，憑寄檄書於吳三桂，以約某月某日興兵協力之期。”六月庚申，對馬島太守平義真來書言吳三桂事，引發朝堂相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