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勝利會師。這是我工農紅軍在革命史上的一大喜事。但是，張國燾看到紅一方面軍人困馬乏，彈盡糧絕；而紅四方面軍兵強馬壯，彈藥充足，就野心膨脹，想凌駕於中央之上。他極力反對中央紅軍北上建立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決定，在毛主席率領紅一方面軍北上後，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期間，張國燾曾發給陳昌浩的一封“武力解決”中央紅軍的密電。關於這份密電中的內容，張國燾脫離了革命隊伍後，抵死不肯承認。張國燾抵死不承認的底氣從何而來？新中國成立後，擔任軍事科學院院長，兼中央軍委戰史軍史編審委員會副主任的宋時輪上將一語道破，他說：“張國燾的那個密電，中央檔案部門是不可能有的。因為電報是從張國燾那邊發的，最終收報人是陳昌浩，他們怎麼可能把電報儲存下來呢。當年在紅四方面軍負責機要的一位同志，曾講到西路軍在高臺戰役失敗時，把所有的檔案檔案都銷燬了，把電臺都砸毀了。所以很多歷史資料現在在檔案部門找不到是很正常的。”不過，宋院長也說了：“如果以沒查到密電為由就否認它的存在，顯然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這就表明一個問題，明明存在的歷史事實，你卻用站不住腳的理由來否認，如果不是對歷史無知，就是有意歪曲事實，別有所圖。無論哪種情況，本質上都是歷史虛無主義！”是的，這個密電現在是不可能在檔案部門查得到的了——也許，它早就已經被陳昌浩銷燬了。但是，結合這份密電前後發生的事來看，它的存在，是確鑿無疑的。首先，密電發出之前，張國燾與中央已經發生過了三次激烈的交鋒。第一次是在1935年6月中下旬兩河口會議前後。張國燾極力反對北上，雖然在會議上勉強同意了毛主席、周總理等多數中央領導人關於北上的意見，但他回到理縣的駐地，馬上變卦，致電中央，仍然堅持要南下。此舉，直接導致已經制定了的松潘戰役計劃流產。他還公開伸手要官，要求改組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名單，自己出任軍委主席。第二次是在1935年8月上旬毛兒蓋會議前後。這個時候，紅軍總部制定了夏洮戰役計劃，將紅一、紅四方面軍編為左右兩路軍。其中的左路軍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的率領，從卓克基出發經阿壩北進。右路軍在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的率領下從毛兒蓋出發，經班佑北上阿西一帶，中央、中革軍委隨右路軍行動。但張國燾到達毛兒蓋後，仍然反對北上，並且，他又以“提拔工農幹部”為藉口，提出再增加紅四方面軍幹部九人當政治局委員。當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有八個人。他的目的，就是想從根本上改變中央的領導成分，以便於他控制中央。第三次是在1935年9月初，張國燾在阿壩地區按兵不動，繼續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9月3日，他要求已經過草地的紅軍返回，南下進軍松潘之敵。9月5日，他又命令當時在松崗、黨壩、卓克基的左路軍的一部分部隊停止北上，就地籌糧待命。9月8日，他電令徐向前、陳昌浩的右路軍立即準備南下，立即設法解決南下的具體問題。同時電令左路軍的紅四方面軍駐馬爾康地區的部隊，要他們轉令軍委縱隊移至馬爾康待命，如其不服從則將其扣留。這，明顯是要對軍委縱隊動武了。張國燾發給陳昌浩那一封“武力解決”中央紅軍的密電是在9月9日。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書記處決定給九個元帥立傳，寫傳記，葉帥的傳記由軍事科學院負責。編寫組工作人員親耳聆聽了葉帥的回憶，關於長征中截獲張國燾密電的這一事件，收入了中央文獻編委會編輯出版的《葉劍英選集》中《長征的艱險歷程》一文。葉帥本人對這件事的回憶則是：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們到了巴西一帶一個叫潘州的村子裡。我和徐向前、陳昌浩同住在一間喇嘛廟裡。中央機關和毛主席他們也住在附近。張國燾率左路軍到了阿壩，就不走了，不願再北進。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幹。他還阻止陳昌浩等人北上。我們在巴西那一帶等他。9號那天，前敵總指揮部開會，新任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講話。他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譯電員進來，把一份電報交給了我，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我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我心裡很著急，但表面上仍很沉著，把電報裝進口袋裡。過了一個時候，悄悄出去，飛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電報後很緊張，從口袋裡拿出一根很短的鉛筆和一張捲菸紙，迅速把電報內容記了下來。然後對我說：“你趕緊先回去，不要讓他們發現你到這來了。”我趕忙跑回去，會還沒有開完，陳昌浩還在講話，我把電報交回給他，沒有出婁子。那個時候，中央要趕快離開，否則會出危險。到哪裡去呢？離開四方面軍到三軍團去，依靠彭德懷。
葉帥當時帶著紅一方面軍總司令部機關的李榮、畢佔雲、呂黎平、賴光勳、陳茂生等11名作戰參謀和機要幹部到達以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改編成的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工作。呂黎平將軍當時是前敵總指揮部作戰科副科長，是密電事件的當事人之一。他在1979年5月1日在《解放軍報》發表了“嚴峻的時刻”一文，詳細記述了1935年9月9日張國燾發來密電以後，譯電員陳茂生和他一起商議將密電先報送給參謀長葉劍英的經過，呂黎平文章中還概括了張國燾密電的主要內容，其中有“武力解決”四個字。當然，最有力的事實是：1937年3月31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張國燾揹著中央發出了秘密的命令。毛主席是這樣說的：“張國燾一到毛兒蓋就反了，他在這裡大開其督軍會議，用槍桿子來審查黨中央路線。”接著在談到左路軍和右路軍的問題時，毛主席說：“葉劍英同志便將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注意，毛主席講這個話的時候，張國燾本人是在現場的，他並沒有表示反對，就說明他是承認這個事實的。但是，誰會想得到？等他脫離了黨，他就想把這一行徑一筆勾銷，企圖賴個乾乾淨淨。其實，張國燾早在1924年5月就叛變了革命。當時，他被捕後，抵不過敵人的嚴刑逼供，寫下了供詞，供出了李大釗。這間接導致了李大釗1927年被敵人殺害。這個隱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國後，北洋政府的京師警察廳檔案解密後才真相大白。另外，張國燾公然挑撥紅一、紅三軍和中央的關係，妄圖拉攏彭德懷等領導人的醜行，也是有目共睹的。張國燾初次見到彭德懷，就心懷鬼胎，別有用心地進行挑撥，他說：“自江西出發以來，你的隊伍打得很苦，損失很重，我給你三個師，聽你指揮。”彭德懷一眼識破他的不軌之心，立刻駁斥了他的胡言亂語。當晚，彭德懷憤憤不已地對楊尚昆說：“張國燾這個東西，把我彭德懷看成什麼人了？把我當軍閥。我要當軍閥，就不當紅軍了。真是豈有此理！”
關於張國燾發給陳昌浩那一封“武力解決”中央紅軍的密電，彭德懷在《我的自述》中也有提到：“某日午前到前總，還在談北進。午飯後再去，陳昌浩完全改變了腔調，……這無疑是張國燾來了電報，改變了行動方針。我即到毛主席處告知此事。……向毛主席報告後不到兩小時，葉劍英秘密報告：張國燾來電南進，……我和葉劍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圖，和二局在明晨拂曉前到達三軍團司令部北進，葉示意想辦法。毛主席脫險來到三軍團司令部，發了電給林、聶，說行動方針有變，叫一軍團在原地等著。”毛主席率領紅一方面軍脫離險境北上後，陳昌浩還在作最後的努力。他給彭德懷寫了一封信，另外派副參謀長李特率領四方面軍彭楊軍政學校的部分學員，追趕毛主席，欲力勸毛主席回來。而為了以防萬一，彭德懷秘密派了一個團保護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的安全。對此，張愛萍回憶說：“長征到達阿西、巴西，張國燾搞突然襲擊，妄圖武裝挾制毛主席及黨中央南下。一天夜間，彭總突然來到我們團宿營地，對我們傳達了這一情況，要我們團立即在巴西河岸上佈防，掩護中央機關北上。他親自率領一個團護衛中央機關秘密撤走。”因為不放心，彭德懷時刻跟隨在毛主席身邊，不離左右。李特率一隊騎兵趕到時，毛主席和周總理在巴西地區一座山的山腰間的一座喇嘛寺裡歇息，而3軍凌晨兩點巳經向俄界開拔了。李特下了馬，狂呼亂叫要面見毛主席。彭德懷大步從廟裡跨出，怒目橫視。李特見了他，就從懷裡掏出陳昌浩的信，雙手遞上。彭德懷展信一目十行看過，信中所寫，無非是勸阻北上，懇請南下之類的話。他正告李特說：“我是堅決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決定的，堅決維護遵義會議形成的政治局面，堅決跟隨黨中央北上。”說話間，毛主席高大的身軀出現在寺廟前的臺階上，他大聲對李特一行人說道：“紅軍戰士們，事實將會證明，黨中央北上方針是正確的，南下川康條件險惡，十分不利，我希望你們能認清形勢，隨中央北上。當然，在認識暫時不能統一的情況下，願意南下的南下，願意北上的北上，我不勉強你們。”李特根本不聽，大喊大叫著衝上前去。中央的軍事顧問李德之前在蘇聯與李特是老朋友，他擔心鬧出亂子，趕緊上前，用俄語大聲招呼李特冷靜。彭德懷目光如炬，密切注視著情緒十分激動的李特的一舉一動，提防他突然掏出左輪手槍，向毛主席射擊。不過，事態還沒有發展到那一步。毛主席耐心勸導說：“紅軍南下是絕對沒有出路的，至於對那些暫時不願意隨中央北上的同志來說，我們只是先遣隊。我們先走一步，去開闢新的根據地，待大功告成，你們什麼時候願意來同我們會合，我們隨時歡迎。我相信，我們今天有分歧，要不了多久，大家還是會統一思想，走到一起的。”李特垂頭喪氣地走後，中央機關在彭德懷的護送下，踏上了征程。二萬五千里長徵，彭德懷作為紅軍主力部隊的重要領導人，一路為中央機關保駕護航，連破國民黨四道封鎖線，血戰湘江、攻佔婁山關、力克遵義城……
在紅一方面軍準備與陝北紅軍會師時，國民黨何柱國部騎兵第2、第6師和馬鴻賓部第25師尾隨而來。毛主席說：“決不能把尾追紅軍的敵軍帶進陝北根據地，要堅決果斷地把‘尾巴’切掉！這一仗不僅必須打，而且一定要打好。”彭德懷受臨危受命，擔任了切“尾巴”的任務，他在兵微將寡、彈藥奇缺的情況下，行險著，出奇兵，敢打敢拼，將裝備優良、氣勢洶洶的敵騎兵師擊潰，乾淨利落地將敵軍擋在了根據地之外。曾經，張國燾目睹了中央紅軍的困境和疲態，不屑一顧地對陳昌浩說：“中央紅軍兵疲師老，已經完全喪失了作戰能力。”但是，我英勇紅軍遇強愈強，竟然一舉而將來敵掃盡。毛主席大感欣慰，揮毫寫就《六言詩·給彭德懷同志》：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壯哉！我彭大將軍。在革命征程的重大的原則問題上，我彭大將軍無私無畏，旗幟鮮明地堅決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決定。
後來，他在談論起對張國燾的鬥爭時，說了一句擲地有聲的話：“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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