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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滅商以後，面臨的問題是怎樣鞏固這個新興國家。在這方面，周武王的兄弟周公姬旦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國第一張近代化的紙幣是清末開辦的大清銀行發行的，它印著周公的像。鈔票上印周公的像是把他當作我國古代的理財專家。《周禮》有“泉府之官”，周公在財政經濟方面做過不少工作，當然有資格把畫像印在最早的鈔票上。周公不僅是一個理財專家，而且是當時傑出的政治家。他是我國奴隸社會中最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之一。
周武王雖然滅亡商朝，但商朝的殘餘勢力仍相當強大。武王不得不把紂王的兒子武度封在商的舊地，另派三個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帶兵就近監視武庚。武王死後，兒子成王繼位。成王年幼，周公代行國王的職權，所謂“攝行政”。這引起管叔、蔡叔的不滿，他們散佈流言蛋語，造謠說“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武庚乘機挑撥，一面又聯合東方的徐、奄、蒲姑等國發動武裝叛變。為了鎮壓叛變，周公親自率領軍隊進行第二次東征。叛亂者的聲勢也頗為浩大，經過三年持續的戰爭，才把他們打敗。武庚和管叔被殺，蔡叔受到放逐的處分。
《詩經·東山》篇反映了這一戰役的艱苦性以及勝利後戰士們凱歸的喜悅心情。擁護武庚的商朝舊貴族雖然被打敗，成為俘房，但他們還在追憶過去的威福，不願接受周朝的統治。這一股被稱為“股頑”的頑固勢力仍然威脅著新政權。周公吸取武庚叛變的教訓，又採取一系列措施，打擊殷頑的勢力，鞏固了周朝的統治。
周朝的國都在陝西，距離東方較遠，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周公營建東都洛邑（河南洛陽），把一部分殷頑遷到洛邑，就地統治，一面派了八師的軍隊監視他們，一面告誡他們說： “你們不服從天的意志，妄圖反抗，我因此警告你們，如果再執迷不悟，我就要把你們囚禁起來，罰殺你們。這不是我周邦秉德不好，而是你們自作自受。
“現在我不想殺你們，我在洛邑建造了大城，你們如果能夠馴順地臣服我國，你們就得到安居樂業，上天還會憐鋼你們。”
周公還把一部分股頑，作為奴隸分配給分封備地的貴族，強迫他們勞動。例如周公的兒子伯禽被封到魯的時候，就分殷頑六族。紂王的哥哥微子啟，在武王伐紂的戰爭中投降了周朝。武庚叛亂，微子啟沒有參加，可以說表現不錯。周公允許他繼續作為貴族，封在宋的地方，但仍扶植周圍的陳、杞、焦等三個小國監視他。
周公對商族靈活地使用了鎮壓、分化等一系列的辦法後，基本上消滅了商人組織反抗的可能性，為周朝的長期統治奠定基礎。
周公在內政建設中也是卓著成效的。他在周原來的基礎上，損益商朝的乘法，制訂出一整套典章制度，即所謂“制禮作樂”。奴隸制國家周朝的“禮、樂”，當然是奴隸制的上層建築，為奴隸主階級服務，這是沒有疑間的。但比較起商朝的制度，
周也有一定的進步性，例如商朝的大祭祀，用牲口一次多至數百頭，甚至殺人以充犧牲，這在前面已講到過。周朝大祭祀用的“太牢之牲”不過一牛一羊一豕，或二牛，奢儉相差極遠。商人殺人殉葬，殘酷非凡。周朝世代重農，需要勞動力，貴族或國君死後，基本上不用人殉而用象形的草人、土車殉葬。商人迷信鬼神上帝，幹什麼都要卜間上帝。周人雖然也利用宗教迷信來統治“般頑”及其他的奴隸，但他們自己對“天”是懷疑的，認為“天不可信”、“天畏（威）染（非）憂”。這種懷疑精神在三千年前神權支配一切的時代就被周公等提出來，可算是非常進步的。要研究周公的思想以及周朝的禮樂都應該用歷史主義的觀點。
周公勤於政事，反對放蕩佚樂的生活，在《酒誥》中，他用殷朝貴族酗酒敗事的例子來警戒周朝的貴族，所謂“般鑑不遠”。他渴 愛人才，汲汲如恐不及，他的兒子伯禽被封為魯公，臨行前，他諄諄告誡道：“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在國內地位不算低了。但我接待賓客，發不及洗，飯不暇吃，還怕遺漏有才能的人。你到魯國後切不可以國君的架子傲人。”
周公勤勤懇懇的政治作風，不僅見於史籍，也為地下出土的文物所證實。一九七七年七月在陝西出土的微史家族青銅器的銘文中，記載這個家族的“烈祖”於周伐紂後來見武王。周公為他們安排土地和房屋，讓他們定居在歧國。這個家族後來世代作史官，為周朝的統治作出貢獻。為降人安排土地房屋：這原是事務性的工作，隨便派個人都可以解決問題，但周公卻沒有小看它，他要親自顧問，讓降人有地可用，有房屋可居，使他們安心為周朝的政治服務，消除後顧之憂，可以說是 從政治角度來考慮問題的，收效甚大。
為了進一步加強統治，周武王和周公把王族和功臣分封到各地去做諸侯，建立諸侯國。這種分封的辦法，歷史上稱為“封建”，意思說“封邦建國”，它的含義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封建制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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