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一個正常人證明自己正常，這件事情本身就不正常！”。
這是2016年上映的電影《你好，瘋子》中的一句臺詞。電影開篇“主人公們”莫名其妙地被關進了精神病院，為了趕快出院，他們想方設法地證明自己沒有瘋，這句臺詞盡顯荒誕的黑色幽默。
不知道大家幻想過沒有，假如有一天你被人陷害關進精神病院，要如何證明自己沒有患病呢？
當然和影視作品裡的情節不同，我國《精神衛生法》規定，對於不存在危險或傷人行為的個體，在非自願的情況下，精神病院不能收入治療。但如果被懷疑患有精神分裂症，你仍然會面臨為期一週的留院觀察。為了自證清白，留觀期間你要特別注意自己的一舉一動，最關鍵的就是：按要求服藥，不要做任何辯解，更不要試圖逃跑。除此之外，你要規律睡眠，與人交流時言語得體，情感平穩，還要避免發呆或是左顧右盼、情緒消極等等可疑行為。
其實，精神疾病的診斷對於醫生和專家來說，也一直是一道難題。
這個人到底有沒有精神疾病？
1972年，為了驗證精神科醫師的診斷是否可信，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大衛·羅森漢恩（David Rosenhan）做了一個有趣的實驗，他想知道，偽裝的精神病患者，會被醫師識破嗎？
實驗招募了8名健康成人，讓他們在偽裝後前往精神病院看病。僅靠自述嚴重幻聽這一個症狀，其中的7位就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並且“順利”入院接受了至少七天的治療。更有趣的是，這一實驗結果釋出後，有一家醫院的醫護人員不服氣，聲稱類似的錯誤不會出現在他們的醫院。於是羅森漢恩做了第二次實驗，他宣稱會在接下來的三個月內，安排偽裝者前往該院。三個月後，院方從193名到精神科就診的患者中揪出了41名偽裝者和42名疑似偽裝者。可事實卻是，羅森漢恩根本就沒有安排任何一個偽裝者去這家醫院。
精神類疾病的診斷並不容易，而涉及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的刑事案件，也容易引發廣泛的關注和熱議。
1981年，行刺美國總統里根未遂的約翰·欣克利（John Hinckley）曾受到13項罪名的指控，而辯護團隊則稱欣克利患有精神障礙。控辯雙方各自委託精神科專家進行鑑定，經過曠日持久的調查取證及審理，最終陪審團裁定其患有精神病而宣判無罪。但這一判決引起了美國上下廣泛不滿，以至於美國國會和很多州議會都修改了法案，為日後法庭採信精神病診斷添加了更嚴格的條件，個別州甚至廢止了精神病可以作為無罪理由的推定。
在我國，涉及精神病嫌疑人的爭議案件也並不少見。2015年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南京620寶馬肇事案”，犯罪嫌疑人王季進就曾被司法鑑定機構認定在事發時患有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可以從輕處罰。這在輿論上掀起了軒然大波，各種質疑和陰謀論更是一度甚囂塵上。
造成羅森漢恩實驗結果和上述困境的原因，究其根本，是因為目前對於精神疾病的臨床診斷，主要基於症狀和類別診斷。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作為精神疾病的臨床診斷標準和規範，也同樣主要針對患者的行為、體徵和症狀。
目前精神類疾病的診斷，
缺少客觀標準
近年來，類似的“精神病殺手”屢見不鮮，這使得公眾開始質疑精神病鑑定的公信力，並擔心精神疾病和障礙會成為犯罪嫌疑人的一面“免死金牌”。
在我國，對於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能力要同時進行醫學判斷和法學判斷，也就是在醫學上要判斷行為人是否患有精神病，然後在法學上要判斷行為人是否因患有精神病而導致其不能辨認或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八條以及《精神疾病司法鑑定暫行規定》中，都明確了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不負刑事責任。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但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但是在實際的精神病司法鑑定中，由於缺少客觀可靠的生物學診斷標準，鑑定人一般是透過量表、與被鑑定人交談以及臨床診斷等輔助材料來進行精神疾病和障礙的鑑定。
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很多犯罪嫌疑人可能都會試圖偽裝成精神病患者，以逃脫刑事或民事責任。這使得精神病司法鑑定時，鑑定人往往需要和被鑑定人鬥智鬥勇，見招拆招，爭取讓自己煉出一雙火眼金睛。
早在1999年就發生過這樣的案例，北京男子張旭東因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投案自首，而後他憑藉自己的醫學知識，使出渾身解數裝瘋賣傻，成功地騙過了鑑定人員，以患有精神分裂症為由，逃過了法律的懲處。直到一年後，他實在無法忍受精神病院的治療說出了實情，最終他被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10年有期徒刑。
診斷要依靠鑑定人主觀判斷，嫌疑人又會試圖偽裝甚至買通相關鑑定人員，這容易讓大眾產生精神病的鑑定在刑事犯罪中有可操作空間的負面聯想，從而導致每當出現嫌疑人聲稱患有精神病時，輿論上都會有這樣的質疑聲——這是狡猾的嫌疑人想假託精神病逃脫法律的制裁。
所有的這些都說明了發展精神疾病和障礙客觀可靠的生物學診斷方法的必要性。
這項新研究，試圖為
診斷精神分裂症提供客觀依據
精神科學的研究者們一直致力於這方面的探索。最近，一項發表在精神分裂症研究領域頂級期刊《精神分裂症通報》（Schizophrenia Bulletin）上的研究，就試圖為診斷精神分裂症提供有力的客觀依據。
該研究由日本東京大學、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多個國家的共計17個醫學院校和研究單位共同參與。研究人員們試圖透過人工智慧演算法和靜息態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rs-fMRI），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腦掃描圖中篩選出足夠多的異常區域，期待這樣的視覺化影像學依據可以作為精神分裂症的客觀診斷標準。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fMRI），是近年來興起的神經影像觀測技術，科學家可以透過fMRI觀察腦部神經的運作情況，可以知道受試者正在使用腦的哪些部位，或是哪些部位出現了異常。而靜息態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則是讓受試者在休息放鬆的情況下接受掃描，然後分析腦各個區域的特徵。
透過這項技術，科學家可以發現在休息或是各種特定的行為和活動裡，全腦中哪些部位在功能上是相互協同和關聯的。一般來說，功能性磁共振儀器每隔幾秒就可以對全腦進行一次掃描，得到一個三維的腦圖，而經過多次掃描，就可以得到一個隨時間變化的腦圖，透過這個腦圖，就可以判斷腦不同區域間的活動在時間上是否具有關聯性，當兩部分的活躍是有關聯的，科學家就可以將這兩部分人為地連線到一起，成為一個“腦功能連線”。
本次研究中，研究人員要去篩選的，也正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異於健康人的腦功能連線。他們利用人工智慧演算法，比對健康人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腦rs-fMRI掃描結果，篩選出精神分裂症患者腦內異常的腦功能連線。
人工智慧在日本京都大學精神科招募的受試者（68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與102名健康對照受試者）的靜息態功能性磁共振腦圖上“訓練”，而後篩選出了16個穩定而可靠的腦功能連線，作為診斷精神分裂症的指標。
接下來，研究人員檢驗了指標的適用性。透過對來自美國新墨西哥大學、荷蘭烏德勒支大學及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三個獨立資料庫（共計123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及175名健康對照受試者）的交叉檢驗，研究人員認為這一指標的診斷表現很好（high performance），對美國新墨西哥大學和荷蘭烏德勒支大學資料庫的診斷精準度分別達到了70%和61%。
同時，此診斷指標的特異性也經由兩組來自日本的自閉症及重度抑鬱症患者資料庫（共計178名患者、250名健康對照受試者）進行了檢驗，它在可以診斷出精神分裂症的同時，排除來自這兩項精神障礙的干擾。
其實之前已有多個研究試圖透過人工智慧演算法和fMRI技術來診斷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和障礙，但研究得出的診斷標準的適用性均未在不同國家的資料庫上進行檢驗。這也是第一個在多個國家的受試者上得到檢驗的診斷指標。
當然，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處，例如對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包含多病程（初發及慢性精神分裂症）的資料庫，該診斷指標的準確度還有待提高；同時，研究並未在不同的MRI機器上訓練人工智慧演算法，以避免不同儀器廠商對分類器精準度及穩定性的影響；也沒有試圖排除更多的精神疾病和障礙的干擾。但這些不足，都不能掩蓋這一技術為精神疾病的診斷提供可靠客觀依據的潛力和價值。
後續的研究如果可以建立在更多國家、更多數量以及不同病程的受試者資料庫上，開發出的檢驗指標，其準確性和特異性將更加可靠，更有希望投入到相關診斷和鑑別的實際應用中。如此一來，既可以減輕臨床醫生、司法鑑定人員的診斷鑑定難度、減少誤診和漏診，更可以積極地維護司法的公正。
在有了客觀可靠的生物學診斷標準的理想情況下，讓我們回到開篇的困境裡。假如有一天你被人陷害關到精神病院，這時的你既不需要擔心，也不必仔細剋制自己的一舉一動，更不需要絞盡腦汁去證明自己是一個健康的人。在已有的診斷手段下，再透過“功能性磁共振掃描”的檢驗，這一困境迎刃而解，而你也可以在第一時間平平安安地走出精神病院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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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W. Hinckley Jr.: A Biography". University of Missouri–Kansas City School of Law. Retrieved September 19, 2013.
[3] 南京“寶馬車案”宣判 被告人王季進一審獲刑11年. 中國法院網. 2017-04-01.
[4] 《北京青年報》2002年7月16日
[5] Yoshihara Y, Lisi G, Yahata N, et al. Overlapping but 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chizophrenia and Autism Revealed by Brain Connectivity. Schizophr Bul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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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溫水
編輯：黎小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