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際網路不單單作為紀錄片的播放平臺，兩者之間的深度合作，萌生了不少新的玩法。
不知不覺，紀錄片早已一改往日緩慢沉悶的形象，成了網際網路平臺的寵兒，或許正如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宣傳管理司司長高長力所說：“紀錄片的夏天到了。”
《舌尖上的中國》《我在故宮修文物》《跟著貝爾去冒險》《人間世》……這些紀錄片就算你沒看過，估計也在社交媒體上被刷過屏。
紀錄片只出現在電視上的時代，一去不返了。網際網路成為紀錄片的下一個戰場，而紀錄片也被一些網際網路平臺認定為突破重點，隨之而來的新鮮思路，似乎正在為國產紀錄片帶來新的生機。
值得一提的是，網際網路不單單作為紀錄片的播放平臺，兩者之間的深度合作，萌生了不少新的玩法。
影院沒排片？交給網際網路“點映”
6月18日，在紀錄片《搖搖晃晃的人間》首映禮上，製片人餘紅苗代表優酷方面透露，該片將採取全國百座城市“點映”的發行方式，交由網際網路傳播機構“大象點映”來完成。而發行方的主要策劃人吳飛躍，曾執導第1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最佳紀錄片《我的詩篇》。
吳飛躍以自身經驗表示，即便是一些獲獎的優秀紀錄片，後來的發行也面臨種種困難，慕名而來的觀眾走進影院，卻根本看不到排片，而如今電影市場大規模、工業化、粗放型的排片方式，更適合商業大片，無法解決紀錄片的需求。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他們走通了一條路，這條路就是透過一些網際網路化的手段，把分散在全國的觀眾需求集合在一起，讓觀眾自己選擇選時間和影院，發起觀影活動。
吳飛躍向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介紹，這部片子在點映平臺的反響尤其喜人，半個多小時就售罄了三場全部影票，另外又加映了兩場，“我們透過這個平臺來為國內優秀的紀錄電影和藝術電影服務，藉助網際網路的力量，幫助推動好的作品走進影院，遇見更多對的觀眾。”
紀錄片都賠錢？IP來扭轉
紀錄片好像更受歡迎了，但是實際賺錢的能力怎麼樣？
史蒂夫·伯恩斯是美國紀錄片付費播出平臺CuriosityStream.com的首席內容官，他在接受《人民日報》採訪時說：“中國一些紀錄片從業者都在討論紀錄片的真實性，但面對當前融媒體發展的環境，紀錄片的盈利模式或許才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現實問題。”
幽蘭得需有人識，酒香也怕巷子深。如果說幾年前國產紀錄片還在單純依靠內容品質吆喝吶喊，那麼如今，更加註重多元化的跨媒體營銷策略和傳播效果，進而打造可盈利的紀錄片IP，就顯得尤為重要。
對影視產業來說，IP這個詞並不新鮮，它往往被視為制勝法寶，一些影視公司甚至透過大量購買IP來彌補原創能力的缺失。
現在，紀錄片領域也要打造IP了。
《舌尖上的中國》導演陳曉卿在接受《光明日報》採訪時曾表示，當初根本沒想過要將這部片子以商業運營的模式來製作，然而播出後一炮而紅，不僅吸引了觀眾的目光，就連電商上也出現了“舌尖”同款食品，舌尖IP尤其在社交媒體上備受追捧，這樣的現象過去在紀錄片人眼裡根本不敢想象。據瞭解，後來的《舌尖上的中國2》僅廣告費收入就高達8000萬元，和商業電影《私人訂製》的植入廣告收入幾乎持平；隨後《舌尖上的中國3》獨家冠名拍出了1.18億元高價；最後還推出大電影《舌尖上的新年》。
《舌尖上的中國》將紀錄片的商業價值託舉到臺前，《我在故宮修文物》在B站的走紅則證明了紀錄片在年輕人中的影響力。這表明，打造紀錄片IP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與日常生活互動？生產與傳播要重構
近日在上海舉辦的“中國紀錄片聯合簽約和釋出儀式”上，優酷影片與紀錄片公司雲集將來成為紀錄片《水果傳》的聯合出品方，這也改變了網際網路影片平臺只採購紀錄片成片版權的慣例，正式加入到產品的前期投資中。阿里文娛方負責人何冀兵在接受解放日報·上觀新聞記者採訪時表示，將利用平臺的社交、知識、遊戲、電商資源與紀錄片互動。紀錄片如何與日常生活聯絡起來？這是紀錄片生產者和網際網路平臺正在進行的嘗試。
比起具體做法，更重要的或許是讓網際網路思維滲透到紀錄片的生產、播放、IP開發等各個環節。假如只是把網際網路因素簡單粗暴地植入創作營銷中，“網際網路+紀錄片”的發展道路恐怕就會走偏。記者在採訪中發現，這些致力於“網際網路+紀錄片”應用的實踐者們普遍認同，應該以網際網路的基因、思維方式和框架，來重構紀錄片的生產與傳播。比如，在紀錄片的預售環節，可採用網上眾籌的融資方式；在生產環節，編導可以依據大資料，隨時改變拍攝角度和剪輯方向；在收視環節，觀眾可利用社交平臺自覺互動，參與情節發展，共同完成敘事等。
智利紀錄片導演顧茲曼說：“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簿。”期待紀錄片從業者打破封閉格局，透過與各方的資源聯動，探索更加有趣、有效、更符合當代觀眾口味的生產營銷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