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自主”，歐洲正漸行漸遠嗎？
【環球時報駐西班牙、德國特派特約記者 範劍青 青木 環球時報記者 陳子帥】編者的話：“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不是偶然的，是認真計劃好的。”長期旅居德國的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在對美國試圖採取哪些戰略或“陰招”控制世界進行深入研究後說過這樣一句話。如今，隨著俄烏危機不斷升級，歐洲國家緊跟美國卻被美國處處牽制：深陷能源危機之際，美國向歐洲出售天然氣的價格竟是美國國內市價的數倍，氣得法國總統馬克龍當眾抱怨“這不是友誼的真諦”；隨著越來越多的企業外遷美國，對歐洲“去工業化”問題是否加劇的擔憂也驚醒歐洲媒體，一時間布魯塞爾呼籲“構築起自身防線”的聲音再起；6月在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明確“俄羅斯是對歐洲安全最直接的威脅”，但不斷的制裁並沒有拖垮俄羅斯，反而讓歐洲國家清楚地看到“絕對安全”是多麼的虛無縹緲……是什麼深層次原因讓在對外政策上“隨美起舞”的歐洲一再蒙受損失？美國的戰略圖謀為什麼能一步步得逞？《環球時報》將陸續推出“解讀深受美國牽制的歐洲”系列深度認知文章，一探究竟。
“馬歇爾計劃”沒了，冷戰模式還在
如果讓歐洲人選出戰後最讓他們滿意的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無疑會高票當選。1947年6月5日，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時首先提出援助歐洲經濟復興的方案——被人們稱為“馬歇爾計劃”後來也成為冷戰開始的標誌之一。
以北約成立和歐洲安全塑造為標準，二戰後歐美關係大致分為如下幾個階段：從二戰結束到1949年北約成立，歐美建立起早期彼此認同的安全關係；從1949年到1955年，彼時歐洲國家“戰略自主”觀念依然很強，這期間法國等國曾提出建立歐洲防務共同體和“歐洲軍”，但隨著法國國民議會1954年8月否決《建立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以及1955年西德加入北約，“歐洲安全由北約承擔”得到坐實；從1955年到上世紀60年代末，美歐就自身安全問題激烈爭吵，越南戰爭讓美國對歐洲的安全保障能力與信譽度直線下降，1966年法國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成為那一階段歐洲謀求戰略自主的一個重要事件；從1969年至1981年裡根總統上臺，美歐關係出現緩和期；第五階段從1981年到1991年，里根時期提出的“星球大戰”計劃和老布什上臺後西方國家對蘇東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最終導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從1991年到2008年，美歐探索新型安全關係，美國加強對歐洲安全的控制，透過擴張北約勢力範圍將歐洲緊緊繫結在自己的戰略軌道上；從2008年北約峰會表態“歡迎”烏克蘭與喬治亞加入開始，美國露出試圖將俄羅斯趕出歐洲的“底牌”，美歐關係進入“冒險”階段；從今年2月俄烏衝突升級至今，歐洲最終是為了依賴美國而甘願“自我犧牲”還是會進一步加強“戰略自主”，從而在歐洲安全中努力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目前的形勢還有待觀察。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歐洲配合美國打擊俄羅斯的行為正在加速美國完全撕裂歐洲安全的程序。
美國自認為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營救”過歐洲，在戰後推出的“馬歇爾計劃”不僅幫助歐洲恢復了元氣，還為美國企業在歐洲開闢了新的市場。冷戰結束後，美國變得更加唯我獨尊。據《紐約時報》透露，老布什政府的高階官員們草擬過一個宏大的戰略計劃——“今後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就是阻止任何其他國家聯盟成為超級一方，美國的統治將永遠至高無上”。在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看來，美國製定對歐政策很大程度上依賴慣性，這來自於冷戰結束初期開啟的對歐政策模式。
法國總統馬克龍，資料圖
“其實，歐洲人特別是深受‘歐洲主體論’影響的法國人，很早就認識到美國在‘幫助’歐洲戰後重建的同時，也一直試圖削弱歐洲既有的實力和影響力。”在法國工作、生活過15年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全球創新與治理研究院研究員趙永升提到，戴高樂主張並踐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在西方大國中最早承認新中國，還主張發展法國獨立的核力量，他的諸多思想和主張影響到此後多任法國總統。細心觀察，這樣的獨立意識也普遍存在於法國中層和下層社會。趙永升說，他認識的很多法國人其實並不喜歡美國人，有些甚至厭惡美國人，這也是為何在法語中“美國化”一詞現在更多是帶有諷刺和批評之意。
李海東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二戰結束後歐洲安全一直依賴於美國，其雖然深知要“戰略自主”，但每次出現危機時又不約而同地尋求美國“庇護”。歐洲的民族自豪感與歷史底蘊都要比美國深厚，但如今其國家安全處在美國的干預和保護之下，這對歐洲來說是典型的“難言之隱”：一是國家比較安全，但缺乏自我防禦能力；二是對俄立場無法做主。正如德國前總理默克爾所言，“歐洲只有在俄羅斯的參與下才能持久和平”。但美國對歐洲安全保障的前提則是驅逐俄羅斯，面對美國的“攪局”，歐洲只能默默吞下俄烏衝突的苦果。
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為何難度較大
伊朗副外長巴蓋裡10月初訪問匈牙利時表示，在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後，歐洲國家迫於美國壓力，在面對能源短缺危機時仍限制從伊進口石油，表現出“美國利益高於歐洲國家利益”。他希望歐洲國家意識到“盲目跟隨美國是（犯了）戰略錯誤”。
一些歐洲媒體近日也發出這樣的聲音：“為什麼應對俄烏危機升級要以犧牲歐洲為代價？”瑞士一家新聞網刊文稱，制裁俄羅斯和減少從俄能源進口，給歐盟造成巨大經濟損失，過多的負面資料將引發一場經濟災難。還有歐洲專家表示，美國人正在利用這場衝突大幅削弱歐盟的經濟實力。
中國社科院俄歐亞所副所長、研究員田德文認為，不同時期歐洲對美國的預期和反應也不盡相同，特朗普執政時期對歐“極限施壓”，美歐關係降至歷史低點，但歐洲絲毫沒給特朗普面子，反而特朗普經常想討好歐洲。拜登上臺後雖然美國“重返歐洲”，但拜登在俄烏衝突中表現的陰險狡詐讓歐洲對美國心生不滿，之所以歐洲當前不敢譴責美國，除了俄羅斯的因素外，還是離不開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正確性”的影響。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得手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歐盟在對外政策上“隨美起舞”，根本原因在於美歐同盟關係使然，這種同盟關係建立在共同的歷史文化淵源、價值觀及經濟相互依存的基礎之上。70多年來，美歐同盟內部雖然齟齬不斷，但雙方戰略合作的根基並未動搖。
劉得手認為，近年來歐洲似乎更樂於“隨美起舞”，被視為“特朗普衝擊波”後的應激反應，也在更大程度上離不開拜登政府“重振同盟關係”政策的推動。同時，歷史規律也表明，儘管美歐利益並非完全一致，但當歐洲人認為其地區安全受到威脅時，會更主動尋求美國的安全“庇護”，歐美同盟關係也因而會得到加強。時下，俄烏衝突對美歐關係的影響就印證了這一規律。因此，只有當歐洲具備自我防衛的能力之後，才可能逐步擺脫對美安全上的依賴，也才能追求戰略上的“自主”，但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數歐洲國家沒有能力也不願在軍事上投入過多，因此對“戰略自主”的呼聲並不強烈。
人們還記得20年前法德對美國說“不”的那一幕——決定不參加美國領導的攻打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因不滿“盟友”的做法，德國總理施羅德競選連任獲勝後，美國總統小布什連賀電都沒有發，甚至在半年的時間裡雙方沒有透過話。歐洲大國是否會對美國說“不”，與歐洲大國領導人的影響力、個性有關，但主要原因在於近年來歐洲危機頻繁，麻煩不斷，致使歐洲實力下降、謀求與美平起平坐的銳氣大大受挫。對美說“不”，還取決於是否牽涉到本國利益。2021年美英澳組建“奧庫斯”聯盟、破壞法澳潛艇合作時，法國總統馬克龍就憤然召回駐華盛頓大使。
“毫無疑問，歐洲是俄烏衝突中的‘典型輸家’，其在能源、安全、經濟、人道主義乃至自然環境等方面付出沉重代價，這種代價將長期持續。”李海東認為，美國不會對歐洲表示“感恩”。美國製造的混亂讓歐洲整體失去凝聚力，因此歐洲短期內達成“戰略自主”的目標難度較大。一些分析人士認為，潛在的核衝突將是美歐分裂的臨界點，一旦俄烏危機發展至核衝突的邊緣，或處於核衝突狀態中，那麼歐洲國家將在生存與安全保障等方面切實地考慮如何處理對美關係，屆時歐洲也將深刻認識到對美國一味的安全依賴將會是一幕悲劇。
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網站近日刊文稱：“我們處於一個悖論中。近年來，歐盟在統一和能力方面取得重大進展，但同時也更多地被捆綁到美國權力的桅杆上——決定西方政策的人還是美國總統。”
“黙克爾的理想”，更是歐洲之痛
有西班牙學者表示，各種預測表明，俄烏危機對歐盟的衝擊將大於對美國的衝擊。歐盟正處於一個關鍵的解決地緣政治危機的時刻，應使用“權力語言”，努力避免無條件地跟隨美國。最重要的是，當美國的未來方向在下一次大選前懸而未決時，如果歐盟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涉及外交、數字安全、環境、經濟等方面的政策和訴求，局面就會發生轉變，但矛盾的是歐洲對美國有太多的依賴。
據趙永升介紹，在緊跟美國製裁俄羅斯的歐洲國家中，不乏堅定的“價值觀維護者”，其中一部分人是衣食無憂的社會頂層，一部分人是享受有基本福利保障的社會底層，他們受地緣政治的影響相對不大，最難受的還是社會中層，他們面臨著通脹、稅收和就業等現實困境。
《環球時報》駐德國記者觀察，儘管許多歐洲人開始醒悟——美國透過戰爭處處牽制歐洲，但不能否認，歐洲一些主流輿論仍正面看待美國扮演的角色，甚至“感謝美國幫助歐洲對抗俄羅斯”，還有些輿論懷有僥倖心理，認為現在美國在戰爭中獲利，不會冷眼旁觀歐洲逐漸陷入災難。
歐洲人有這種心態，與美國透過文化、媒體、影視等手段進行美式敘事有關。一位研究美國文化的學者說，歐洲人每天的生活幾乎總是圍著美國轉。歐洲許多主流媒體已被美國資本收購，像擁有《圖片報》和《世界報》的德國最大的傳媒集團阿克塞爾·斯普林格，就被美國資本收購了股份。這些媒體明顯“親美”，甚至不惜幫助美國抨擊德國及歐洲其他國家的與美國觀點不同的人士。此外，美國的電視節目、流行音樂、書籍、電影、快餐都在歐洲有很大的市場。
趙永升舉例說，儘管“美國化”在法國已不是誇獎美國的詞，但在教育領域，一些高校目前已有1/3的專業提供英文授課，這在十多年前的法國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也引發一些法國人對丟掉自身語言和文化優勢老本的擔憂。以前除純商科的學校之外，法國高校反對效仿美國的大學排名，但如今，法國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對各類大學排名趨之若鶩，這不能不說是法國教育界的一個悲哀。
除在安全、能源等領域受美國政策影響外，歐洲還意識到在數字領域更是被美“殖民”——英國《衛報》網站2014年就發表文章說，歐洲國家認為以谷歌、蘋果、臉書和亞馬遜為代表的矽谷科技巨頭正在侵入歐洲的領地，歐洲有可能在數字領域淪為矽谷的殖民地。
2017年5月，默克爾曾發表措辭嚴厲的一段話：“（現在已不是完全依賴其他夥伴的時代），我們歐洲人必須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中國人民大學歐盟研究中心主任、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王義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歐洲政要關注的“歐洲命運何時掌握在自己手裡”這樣的問題，不僅是“黙克爾的理想”，更是歐洲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