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近來重新聚焦中東，一系列操作令人眼花繚亂。在其撮合下，阿聯酋和以色列宣佈關係正常化，國務卿蓬佩奧和總統高階顧問庫什納接連訪問中東多國。美國還在籌劃召開“中東和平峰會”。按照美方說法，這一切都是為了“促進中東和平”。但真正關心中東和平的人都清楚，這種冠冕堂皇的說辭掩蓋著政治私利。美國曾是中東和平主要調解人，它從未像今天這樣突破底線，搞變味的和平。
美國政府選擇此時展開密集中東外交，主要目的之一是為大選。特朗普政府任期內在國際事務上乏善可陳。因此，特朗普競選團隊精準挑選這波中東外交行動的時機，在大選進入衝刺階段公佈阿以關係正常化的爆炸性訊息，並企圖透過密集外交活動乘勝追擊，彰顯中東“和平碩果”。然而，這個被美國拿來炫耀的“中東和平”被偷換了概念。
首先，阿以關係正常化與中東和平無關。中東和平的核心問題是巴以衝突和巴勒斯坦建國問題，阿以兩國在美國撮合下越過巴方建交，不僅繞開中東和平核心問題，還將使巴以問題複雜化。在阿拉伯國家對巴勒斯坦事業支援減弱的情況下，巴方建國更加無望。一些美國政客把近期中東動態稱為“沒有巴勒斯坦的中東和平”，但事實上，巴勒斯坦一天不建國，中東就一日無和平，剝離巴勒斯坦的“中東和平論”不過是歪理邪說。
對一些中東國家而言，與以色列改善關係甚至建交，是以犧牲巴勒斯坦根本利益為代價，向美以靠攏。這不僅於中東和平無益，還會使巴方處境更加困難。這些國家與以色列之間沒有深仇大恨，秘密接觸甚至合作已有多年，如今邁出建交一步，難言與和平有何關聯。
其次，從“中東和平新方案”到密集中東外交，美國始終在“拉偏架”，最大限度地滿足以色列的要求。“世紀協議”也被特朗普政府稱為“兩國方案”，但與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兩國方案”完全不是一回事。根據該方案，巴方領土面積貌似擴大了，但經過置換，變成渺無人煙的沙漠或彼此分割的碎片，巴勒斯坦領導人阿巴斯形象地稱其為“瑞士乳酪”。巴方在東耶路撒冷建立首都、擁有防衛權、難民迴歸等權力被悉數剝奪。美國開出援助巴方的“空頭支票”，使“土地換和平”變成“金錢換和平”。匪夷所思的是，巴方全程缺席方案制定和公佈。在最近美方密集的中東外交中，巴勒斯坦也被漠視，由當事方變成了局外人。
第三，美國撮合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改善關係，真實目的是建立針對伊朗的政治軍事新聯盟，增強掌控中東局勢的能力。這不僅無益於和平，還將加劇中東“陣營化”，使地區局勢更加緊張。阿以建交使阿拉伯國家之間的裂痕加深，阿拉伯世界變得更加碎片化，阿拉伯國家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等區域合作機制進一步弱化。圍繞親以或反以，阿拉伯國家間未來將產生新矛盾。
公允地說，美國為推動中東和平做過一些好事。從歷史上看，儘管美國的中東政策出於排擠英國和蘇聯等大國在中東勢力，拓展在中東的領導力等目的，但美國曾在蘇伊士運河危機等戰事中發揮斡旋調停作用。雖然總體上偏袒以色列，但卡特以來的每屆美國總統均不遺餘力地推動中東和平，扮演了重要的調解人作用。在美國主持下，埃以簽署具有歷史意義的《戴維營協議》，埃以單獨媾和並建交，使中東和平曙光顯現，併為後續的中東和平程序提供了範例。1994年，美國又促成約旦和以色列實現和平並建交。雖然最終功虧一簣，但克林頓政府為解決巴以衝突付出了艱鉅努力。這些美國外交史上的時刻至今仍被銘記。為促成中東和平，美國還拿出真金白銀，向有關國家實現和平提供激勵。特朗普之前的美國曆屆政府均堅守“兩國方案”，承認巴勒斯坦建國權。令人遺憾的是，特朗普政府拋棄了美國中東政策的基本原則以及大國的道義責任，打著“和平”旗號，在中東拉山頭、組聯盟，搞分而治之、離岸平衡。如此“和平”，不要說阿拉伯人民反對，特朗普的前任們恐怕都不接受。蓬佩奧中東之行空手而歸，美國期待的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潮並未出現，充分說明雖然雙方改善關係是大勢所趨，但阿拉伯國家仍會權衡利弊，選擇時機，不願賭上國運為別人助選。參與美國牽頭的中東“和平”行動，對它們而言，難言是福還是禍。變了味的“和平”帶給中東的或許是更多分歧、矛盾和衝突。（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海灣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