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社會利益關係更為複雜，社會治理面臨的形勢環境變化之快、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很多新的問題需要我們站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高度加以應對和解決。”
“協商民主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有利於社會各界透過平等理性的對話和交流實現有序政治參與，有利於提升社會治理的效率與效果，有利於促進和保障國家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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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建議實在中肯，操作性強，我代表市政府向各位委員表示衷心感謝。下一步，我們將以今天的協商會為契機，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社會治理實踐中的作用和優勢，進一步推進社會治理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法治化，不斷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6月16日，在天津市政協召開的“搭建協商平臺，創新和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專題協商座談會進入尾聲之時，副市長康義對委員建言給予了充分肯定。
會議以網路議政、遠端協商的形式召開，市政協設主會場，民進天津市委會和濱海新區政協設兩個分會場，並利用市政協委員移動履職APP平臺與委員連線。這是市政協在常態化疫情防控條件下豐富協商形式、拓展協商渠道的創新實踐。
天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工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探索出了具有鮮明天津特點的“戰區制、主官上、權下放”社會治理體制機制，百姓安全感、滿意度大幅提升。
還有哪些問題亟待解決？市政協將此作為今年協商計劃。幾個月來，在市政協副主席張金英的帶領下，市政協社法委組織委員和專家學者多次深入市委政法委、市司法局等部門開展調研，並多次召開座談會，最終凝聚成豐碩的建言成果，在協商會現場呈現。
“當前基層群眾自治組織和社會組織性質弱化，行政化傾向嚴重，一些群眾組織沒有參與社會治理和社會服務的渠道。”劉洪傑委員建議，構建基層治理現代化體制，實現公共事務共同治理，讓社會組織真正代表其成員利益，維護其成員利益，發揮其自治功能，真正實現“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從而培育良好的社會服務體系，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
韓遠達委員提出，要提升精細化程度，推動網格化服務管理事項向群眾所關心日常工作事務拓展，打造“全科網格”，整合網格資源力量，把公共服務、社會服務、市場服務、志願服務下沉到網格，精準服務千家萬戶，並加快進行網格資源實質性的有效融合，環保、城管、公安、應急等網格管理系統，各有其側重點，整合後要做精、做細、做實、做出成效。
“由社群、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形成的三社聯動，是近年來創新社群治理的一種成功經驗，但由於社群社工所屬的社會組織聯合會與街鎮社會組織管理分屬不同部門，這樣的工作機制，使得社群服務在實施的過程中不順暢並影響持續落實。”張穎委員呼籲，儘快完善專業社工與社群配套機制，為社群賦能，配比專業社工，提升社群活力。
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成員和專家學者，圍繞提高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推進網格化管理體系建設、健全社群治理體系、加強對自媒體行業和網路人士監管引導、搭建青年參與平臺、發揮律師作用加強訴前調解等方面提出意見建議。大家認為，要堅持黨的領導與協商民主相結合，實現政治治理，使決策和工作更好地順乎民意、合乎實際；堅持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實現系統治理，確保政府在社會治理中不越位、不缺位；堅持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實現依法治理，營造明理重德的良好社會風氣；堅持政府與社會相結合，實現綜合治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堅持幹部與群眾相結合，實現源頭治理，切實提高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主體意識和責任意識；堅持管理與服務相結合，實現科學治理，不斷增強社會治理精細化、精準化、智慧化水平。
不管是調研路上，還是協商現場，委員們緊扣主題深入思考和探討。這些智慧結晶迸發出的火花令到會聽取意見的康義和相關部門負責人大為讚賞。
參加會議的各部門負責人針對委員建議一一現場回應。
市委政法委副書記張健表示，下一步將在開展黨建引領基層治理體制機制創新“回頭看”工作中吸納委員建議，完善制度機制，補齊治理短板，把各項制度規定一貫到底，落到街鄉鎮、到社群村、到網格。
“我們將繼續堅持把兜牢基本民生底線作為基層社會治理工作重點，健全預防性幫扶與解困性救助相結合的社會救助體系，建立完善居家老年人定期排查和定期探訪制度，對無子女老年人、子女在外地工作老年人等重點群體，精準定位，確保全市人民同步進小康。”市民政局局長、黨組書記吳松林表示。
“充分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積極為創新和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出實招、謀良策。堅持協商於民、協商為民，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切實把人民政協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市政協主席盛茂林希望全市各級政協和委員廣泛凝聚共識，多做化解分歧、匯聚力量工作，為提升全市社會治理能力和水平作出政協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