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韓亞棟/中國紀檢監察報
11月30日至12月2日每晚8時20分，由雲南省紀委監委宣傳部、雲南廣播電視臺拍攝的反腐警示專題片《圍獵：行賄者說》在雲南衛視、新媒體、全媒體推出，起底“圍獵”現象，解析“圍獵”機理，揭開溫情面紗下的真實面目。
圖為反腐警示專題片《圍獵：行賄者說》畫面截圖。（雲南省紀委監委宣傳部 供圖）
“圍獵”一詞，本意是從四面合圍起來捕捉動物，在反腐敗鬥爭中，是指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拉攏腐蝕黨員領導幹部。梳理黨的十八大以來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很多領導幹部出問題，就是由於沒有抵制住形形色色的誘惑，成為不法分子的“獵物”，最終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這些不法分子是如何挖空心思“圍獵”領導幹部的？“圍獵”之下，有的領導幹部為何會“敗下陣來”？如何斬斷“圍獵”和甘於被“圍獵”的利益鏈？專題片中，“圍獵”者和被“圍獵”者以慘痛教訓“現身說法”，令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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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們的角度，我們就是獵人，這些領導就是獵物”，一個不法商人的話暴露了“圍獵”者的真實面目
專題片第一集披露了重慶商人程緒庫“圍獵”雲南省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原副主任委員（時任雲南機場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周凱的過程——
透過朋友介紹，程緒庫在飯局上結識了周凱；此後，每每得知周凱要回到成都家中，程緒庫就提前去機場接他，一步一步靠近他同他攀關係。
此後，兩人就像“談戀愛”一般開始相互試探：程緒庫第一次送禮，送的是一塊手錶，周凱讓司機分兩次把錢還給了他。雖然送禮未成，程緒庫卻意識到：“只要他不排斥和你交往，就已經是機會了”。
再往後，周凱每次回成都，程緒庫都會約他一起吃飯。兩人成長經歷類似，有共同愛好，交往多了，彼此間的信任建立起來。“認識以後還是覺得這個人比較放心，也沒想過他會害我。”周凱說。
然而在專題片中，程緒庫暴露了真實目的：“我們花很多心思去揣測他、觀察他、瞭解他，花很多精力去逢迎他、討好他，花很多的錢，哪怕是東拼西湊也都要滿足他的要求，這就是一個‘投資’，這個‘投資’是屬於一本萬利的事情。”
程緒庫赤裸裸地說：“在我們眼中，他就是我們獲取利益的一個工具。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從他們身上獲取更大的利益。沒有誰從一開始會說，是抱著交朋友的目的去的，所以跟我們交往也是很危險。”
據專題片透露，認識周凱3年間，程緒庫的“圍獵”滲透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周凱也沒有想到權力會給自己帶來那麼大利益，“他最後數錢，都已經數到害怕了，他覺得這個已經不是在數錢，而是自己在給自己‘墳頭’撒紙了”。重金輔助下，程緒庫順利打通了周凱權力和資本之間的變現暗道。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送。‘圍獵’者必有所謀。”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建部教授戴焰軍分析，一些人之所以挖空心思“圍獵”領導幹部，都有獲取自身更大利益的圖謀。為什麼非要使出各種手段去“圍獵”呢？因為透過正常的途徑遠不能滿足“圍獵”者的欲壑，“他們想要獲得的是超常的暴利，於是就透過不正當的手段來達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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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獵”三部曲：瞄準獵物，拋撒誘餌，獵而食之
什麼樣的物件最好“圍獵”？對此，“圍獵”者程緒庫有一番“高見”：“一是行事作風很霸道，如果一個領導在單位按照規矩規則辦事，我們沒有‘圍獵’的機會，他行事作風霸道，他才可以去突破一些規矩規則。另一個是喜歡追求奢侈生活，有很多愛好，他的愛好超出他自身的經濟能力。這樣的領導，是我們喜歡去‘圍獵’，喜歡去攻陷的。”
作風霸道、生活奢侈、毫無節制，程緒庫正是照這樣的“標準”，瞄準自己的“圍獵”目標。
這只是第一步。在行賄者看來，第二步“拋撒誘餌”，是“圍獵”三部曲——瞄準獵物、拋撒誘餌、獵而食之中最難的。它需要兩個條件：行賄者需要喬裝打扮；行賄者需要各式各樣的行賄“工具”。
專題片講述了不法商人甘健邑“圍獵”雲南國有資本運營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劉崗的過程——
平常見到劉崗，甘健邑總是點頭哈腰，甘當小弟，但他覺得這還不夠，又仔細研究劉崗的愛好。劉崗煙癮大，他一到週末就拿四包煙來，在劉崗家花園裡陪他聊天；劉崗忙於工作，家裡關照比較少，他就天天過去幫忙，劉崗媳婦和孩子都把他當成了自家人……
一次，劉崗用甘健邑的車去旅遊，甘健邑放了5萬元錢在車上，劉崗收了，甘健邑覺得可以跟他提要求了。而在“溫水煮青蛙”式的“圍獵”中，劉崗內心的黨性原則也漸漸鬆動了：“這些老闆在我的幫助下發了財，在未來我有困難有需要的時候，也可以幫幫我……”
此後，劉崗違規託管私人公司，在未簽訂借款協議、約定利率和還款期限的情況下，違規將1.02億元借給甘健邑個人使用。
投其所好、打感情牌，這只是“拋撒誘餌”的伎倆之一。在專題片中，女商人何清帆以“談戀愛”的手法，從昆明市公安局五華分局原局長塗力軍手中承攬了2.1億元專案。打完“感情牌”，何清帆又打“影響牌”：為了拿下昆明市公安局呈貢分局原局長肖為民，她一個電話把上級領導的秘書叫過來，為自己營造氣勢，向肖為民施加影響，進而達到“圍獵”目的。
“‘圍獵’往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隱藏在日常生活、友情或親情等外衣之下，比如以‘感情’為幌子異乎尋常關心，以‘朋友’之名違規吃請送禮，以‘情誼’為遮羞布徇私幫忙，但掀開溫情面紗，真相往往是醜陋的：‘圍獵’者所圖，仍然是領導幹部手中的權力。‘拋撒誘餌’的最終目的，是要‘獵而食之’。”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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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獵”者與被“圍獵”者的真實關係：從“拍馬”“騎馬”，到“打馬”“落馬”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在“圍獵”者與被“圍獵”者上演的“二人轉”中，“利窮則散”的戲碼頻頻上演。
張勇，雲南省文山州某房地產公司負責人；付加興，雲南省文山州人大常委會原主任。
兩人曾長期是上下級關係。付加興任文山州委常委、文山縣委書記時，張勇在文山縣駐昆明辦事處任職，此後文山在北京建辦事處，付加興推薦張勇任辦事處主任。那些年張勇生活貧困，回家看望父母的錢都是付加興掏的。
張勇退休後，付加興又主動帶他做專案，此後張勇承建了文山州人大一期家園專案，賺到“第一桶金”。事後，張勇拿出一半利潤，送到付加興面前。付加興當時“內心很激動，認為沒有看錯這個人”。
張勇曾無數次在付加興面前表白，稱付加興是他的再生父母，是他的貴人，他所有的財富都是付加興給予的。付加興也一直認為，張勇重義氣，不會出賣自己，“我們平時相處就像親兄弟一樣，有種山盟海誓的感覺”。
然而，一旦面對即將承擔的法律責任，所謂的“友誼”就變得不堪一擊。
2018年，張勇被查，沒過多久，付加興就被張勇舉報了。
張勇說，付加興前期幫他時未圖回報，“我沒有錢，他也幫我，到後期幫我，已經有了貪慾在裡面，幫我的過程中他為自己謀利1400多萬元”。
“我想到付加興這些年對我的好處，但完了我還是決定要供述他。”張勇說。他先是口頭交代了自己和付加興的犯罪事實，第二天又配合紀委同志做了筆錄，“既然要交代，就徹徹底底的，把它說清楚，做了筆錄之後，整個人就輕鬆了”。
身陷囹圄之後，付加興說：“不管他說得多甜言蜜語，喊你爹媽，喊你大爺，喊你恩人，你都不要當真，我就是當真了。”他也意識到：“千錯萬錯都是我的錯，我自己的錯。”
“圍獵”類案件，暴露的是行賄者逐利的天性、以小博大的醜惡本質，以及受賄者因饞上鉤、因欲弄權、貪婪沉淪的醜態。這種靠利益交換建立的“鐵關係”看似牢固，在黨紀國法面前不堪一擊。正如一位行賄者所說：“像我們這種商人的保證，這些信誓旦旦，那是張口就來的，不值得一聞，絕對不可相信，也不可靠。”
專題片中，雲南省委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原副主任王俊強用“拍馬”“騎馬”“打馬”“落馬”，來概括“圍獵”者與被“圍獵”者之間關係地位的轉變，以及雙方角力的過程：我跟一個商人認識後，他對我無微不至，表現得像個忠實的家奴，這是“拍馬”；博得我的信任後，他開始在外面“騎馬”，以我的名義招搖撞騙，甚至說想要當官找他；到了後期，他也窮困潦倒了，因為他知道我和李某某的情人關係，就要挾我們跟我們要錢，這是“打馬”；最終正是他致使我“落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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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無所不用其極的“圍獵”，領導幹部要保持足夠警惕
“我先設定一個某某領導，不管是國有企業也好，政府的領導也好，我把他當成獵物，怎麼用獵人的智慧狡詐去給他下套。”
“當我們把這些利益，把這些金錢擺在你們面前的時候，請你們一定要小心，要保持足夠的警惕，一定要有足夠的安全距離，往前踏一步就會萬劫不復。”
專題片中，“圍獵”者這樣現身說法。
“縱觀‘圍獵’與被‘圍獵’的案例，缺口往往是從領導幹部自身、家人親屬、身邊人開啟。”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張星星指出，領導幹部都要管好身邊人，淨化朋友圈，鑄起抵禦“圍獵”的鐵甲金身。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部教授劉嘉分析了領導幹部被“圍獵”的三個回合：第一個回合叫非對稱互惠，“圍獵”者不斷向官員輸出資源，卻從不要求任何回報或只提出很小、符合規定的要求，其目的是要掩蓋交往的利益目的；第二個回合叫情感性輸出，“圍獵”者輸出的資源，通常專投被“圍獵”者所好，較好地滿足了其在精神層面上的偏好，被“圍獵”者先是念念不忘、難以割捨，然後開始享受這段關係，最終甘於被“圍獵”；第三個回合叫循序漸進，“圍獵”者開始時只是採取登門拜訪、請客吃飯、日常小禮物等普通的人際交往形式，關係緊密後，逐漸加大腐蝕的成本投入。此時，被“圍獵”者防禦心態逐漸減弱，把“尋租”當成是朋友之間的幫忙。
“面對利益集團無所不用其極的‘圍獵’，領導幹部要保持足夠警惕。”劉嘉說。
“蒼蠅不叮無縫的蛋。能不能防得住‘圍獵’，根本上還是取決於被‘圍獵’者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莊德水說，穿名牌、坐豪車、住豪宅，又能給你帶來什麼？到最後人還是空虛的。能夠為黨和人民建功立業，得到組織和群眾的認可，人的內心才是充實的。黨員幹部首先還是要補足精神之“鈣”，築牢信仰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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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鉅額行賄、多次行賄的嚴肅處置，堅決斬斷“圍獵”和甘於被“圍獵”的利益鏈
行賄與受賄是一根藤上的兩個“毒瓜”，“圍獵”行為性質惡劣、影響極壞，不僅破壞親清政商關係、損害營商環境，還嚴重敗壞社會風氣、汙染政治生態，必須堅決清除。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再次強調，要“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對鉅額行賄、多次行賄的嚴肅處置，堅決斬斷‘圍獵’和甘於被‘圍獵’的利益鏈，堅決破除權錢交易的關係網”。
雲南在打擊行賄受賄問題上不遮掩、不避醜，出臺了《省紀委省監委機關紀檢監察宣傳與審查調查工作實行聯動機制進一步加強重大典型案例宣傳工作辦法》，對重大典型案例點名道姓通報曝光，充分發揮震懾作用。曲靖市公安局技偵支隊原副支隊長方宇，昆明市公安局原副局長昌宏，為謀取提拔不惜行賄，且涉及其他問題，均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
行賄者之所以膽大妄為，一個重要原因是違法成本過低。必須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防止只懲戒受賄者卻讓行賄者逍遙法外的現象發生。
近年來，雲南省紀委監委堅持“查受賄帶行賄、查行賄帶受賄”，在對受賄案件進行審理處置時，連同行賄人一併提出處理意見，提交省紀委常委會、監委委務會研究審議，並綜合運用留置、紀律處分、談話函詢、教育約談等多種措施強化對行賄人的處理，特別是對鉅額行賄、多頭多次行賄，在黨的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的，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雲南省紀委監委還聯合檢察院、法院等部門梳理雲南省追贓和追繳不正當利益工作情況，明確追繳條件、程式、範圍和責任，合理運用紀檢監察建議等手段，既推動追繳行賄人財產性不當得利，也追繳政治待遇、職務晉升、資格資質、榮譽獎勵等附帶性利益。
據瞭解，一些地方還建立行賄人資料庫，將“圍獵”黨員領導幹部、存在行賄行為的企業和個人列入黑名單，實行動態臺賬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