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山為啥盛產吸毒者艾滋病小偷和孤兒 2015.8.8日

　　[導語]一篇“世界上最悲傷的作文”，給大涼山帶來了全國輿論空前的關注和同情，也讓涼山這個既內陸又邊緣的地方走到風暴的中心。

　　金沙江大拐彎以北、四川盆地以南的地區統稱大小涼山，包含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馬邊、峨邊縣及雲南寧蒗縣等地。這一地區海拔高、自然條件惡劣;少數民族聚居，漢族人口少，長期貧窮落後。

　　多年來，從政府到民間，對涼山地區的各種援助不斷，但在這裡，毒品、艾滋病、犯罪等社會問題觸目驚心，貧窮的面貌更沒有得到改變。

　　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深入過當地的志願者都認為這裡的人好吃懶做，不值得同情。

　　今天的中國很少有地方集中這麼多尖銳的社會問題，和承受這樣尖刻的批評。事情到底是什麼樣子?

　　●毒品氾濫：連彝族的孩子們都知道海洛因的樣子

　　在大涼山，成人吸毒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甚至連孩子都從小在吸毒父母的影響下接觸毒品，有的在7、8歲的時候就已經熟練地使用注射器吸毒。“2007年，涼山累計登記在冊的吸毒人口高達1.3萬多人。”

　　自1990年代開始，毒品便折磨著大小涼山。據布拖縣政法委副書記吉吉英優回憶：“90年代初，海洛因就帶進了我們村。我讀中學時，他們也說，你也來品嚐一下，免費啊，這是治病的。我那個家支(即同姓家族)，有個老人家去世，沒人殺牛了，年輕小夥子沒有了，要麼吸毒死了，要麼販毒關在監獄裡，要麼就是跑到外面當盲流了。”

　　彝族雖然有吸食和種植鴉片的歷史，但80年代以來的毒品問題屬於現代性帶來的新的社會問題。

　　80年代，中國政府對於人口流動的管制逐漸鬆弛，大涼山的年輕人開始陸續加入中國農村“流動人口”的千萬大軍，初到城市的貧困勞累，傳統中對毒品意識的淡漠，讓他們很容易接觸到毒品交易並吸食。隨後，返鄉青年將海洛因帶回大涼山，當地年輕人對此趨之若鶩。昭覺縣宣傳部的一名漢族工作人員說，吸毒在許多年前是很時尚的，彝族人把毒品用來炫富，朋友到家裡玩，請人吸上一口毒品，是表示好客和有錢。許多年前，有家人的毒品丟失，還到公安局報了案，而公安也不知道這是什麼，還積極配合查詢。(南方人物週刊《毒品陰影下的涼山彝族孤兒》)

　　特殊的地理位置也讓涼山彝族自治州成為“金三角”毒品販運的一個重要通道、中轉地和集散地，許多大宗毒品都經四川與雲南接壤的攀枝花、涼山、宜賓、瀘州、甘孜等地進入，並在成都、西昌等大、中城市中轉，並對整個西南地區構成影響。(馬林英《涼山毒品問題現狀、趨勢及對策研究》)

　　不少人就做起了中介買賣“以販養吸”或尋求致富，甚至村裡手頭有閒錢的幹部、鄉村醫生、老人也加入發財行列。女性涉毒人數越來越多，涼山女毒販甚至將嬰兒偷騙、拐賣、出租，或直接利用自己的嬰兒來參與販毒。

　　毒梟往往利用孕期婦女販毒，甚至是還差一個月就要生產的婦女。

　　根據涼山昭覺縣路甲村長的說法，1995 年左右毒品迅速擴散，當時該村約1200 名居民當中，超過200 人吸毒。木哈村幹部則估計，同樣是1995年，該村78 戶人家當中，只有3 戶無人吸毒或販毒。而根據涼山州禁毒委員會1999年的劃分，全州17個縣(市)，共有9個縣(市)屬於毒品重災區和次重災區，除西昌市以外，其它8個縣均系彝族聚居縣。

　　●艾滋病盛行：一家子有5口人，4個人都患了艾滋

　　與吸毒直接相關的是艾滋病的盛行。

　　“被鄉長帶去一戶人家，年齡 30 的一對夫妻帶著三個孩子。男主人販毒吸毒丟了一條腿，拿出殘疾證和貧困證給我看。除了最大的孩子，其他四位成員都是 HIV 攜帶者。第二年我再去的時候，這一家已經空了。”

　　這是一位志願者在大涼山的見聞。艾滋病已經成為大涼山的不定時炸彈。

　　1995年6月，涼山首次從雲南遣返的靜脈吸毒人員中發現了艾滋病感染者。截至2008年，涼山州累計檢測出H IV感染者已近萬例，然而由於情況複雜，防疫力量不足，這並非普查之後的準確數字。另據專家估計，擁有近200萬彝族人口的涼山州實際感染人數不少於2萬人。在這些HIV感染者中，彝族佔91.54%;15歲到40歲的青壯年佔96.52%。在涼山州，90%的孤兒的父母死於由吸毒感染的艾滋病及其相關疾病。

　　靜脈吸毒共用針具是此地最重要的艾滋病感染途徑，潛在的威脅卻是性傳播。由於民族傳統風俗，未婚的彝族青年多性伴現象比較突出，加之他們的性生活中很少使用安全套的習慣，所以吸毒人員配偶和性伴侶感染艾滋病的機率較高。性傳播的增加，必然又會伴隨母嬰途徑的出現，當地彝族早婚早育，在民族政策的允許下，每個家庭普遍生育2-4個孩子。感染艾滋病的生育婦女，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預防兒童感染，使得母嬰傳播在當地比較普遍。

　　艾滋病也正從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擴散。2002年初，昭覺縣衛生局防疫站在竹核鄉的大溫泉及木渣洛兩個村隨機抽取了1000個血樣進行檢測，就檢測出H IV感染者96人。

　　如今，涼山地區早期的艾滋病感染者正陸續進入發病死亡期。在這些毒品氾濫和艾滋病流行的村寨，出現了數量越來越多的孤兒和無人照料的孩子。這些兒童嚴重缺乏食物和營養，大多數失學和輟學，淪為社群中最貧困、最脆弱的群體。此外，由於當地人習慣早婚早育，每個家庭普遍生育2-4個孩子(政策允許少數民族生育2-3個孩子)，所以，這裡受艾滋病影響的兒童問題比河南等地要多得多。按照民政部門2012年的統計，涼山有7000人左右的雙親死亡孤兒，失去父母撫養的孩子達到了2.5萬人。

　　●全國有名犯罪問題：專爬高樓的“涼山艾滋飛賊”

　　涼山彝族以偷摸犯罪為恥，但毒品改變了一切。當地賓館服務員經常警告客人，晚上最好不要出去，因為“吸毒的人很多，他們搶劫，殺人，治安很亂。”

　　2006年，時任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喜德縣代理縣長的曲木伍牛曾寫過一篇調查報告《涼山彝族地區貧困問題研究——貧困現狀及其特點》。調查報告顯示，涼山當地社會治安較差，罪犯作案的動機隨意化;作案的手段簡單化，甚至赤手空拳也作案;作案的目標低值化，為一包煙一瓶酒也去作案;他們對作案後果不計較，從未想到作案後會對他人和自己帶來什麼後果，只顧眼前目的的實現。

　　這些年“涼山小偷”逐漸名聲在外。彝族青年在城市遊蕩的經驗，往往都與盜竊、坐牢有關。檢索新聞，各地爬高樓入室盜竊的罪案經常與彝族人有關。

　　2013年，南昌紅谷灘公安分局摧毀一個特大系列爬窗入室盜竊團伙。該團伙有8名成員，均是四川昭覺籍彝族人，他們透過徒手爬樓開窗的方式入室盜竊百餘起，最高曾爬上10層。

　　2014年12月，南通市警方抓獲了三名入室盜竊犯罪嫌疑人，這3人均來自四川，彝族。其中犯罪嫌疑人吉夫裡日有吸毒史，患有艾滋病。他們交代自己是徒手攀爬下水管上9樓盜竊的。

　　2015年2月，南昌市公安局抓獲了兩名盜竊嫌疑人。兩人均為彝族，四川省美姑縣人。

　　江蘇常州監獄32監區是江蘇省唯一集中關押艾滋病罪犯的監區，2007年組建後已收押269名艾滋病罪犯，其中彝族在押犯佔一半。

　　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大批彝族青年因為貧窮而背井離鄉成為“外流人員”，到前往成都、攀枝花、昆明等地尋找打工。他們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不懂漢語，勞動技能單一，有些撿垃圾，有的人在建築工地當上工人，往往幹不上幾個月。不少彝族人在城市街角和郊區逐漸形成聚落，開始偷盜，搶劫。

　　●大涼山那麼窮那麼亂，是因為彝族人好吃懶做嗎?

　　大涼山毒品氾濫，艾滋病盛行，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社會問題，都與當地的生活狀態脫不開關係。有網友把大涼山的貧困等問題歸結於當地人的“狹隘自私”、“好吃懶做”。他們對彝族男人的印象是：白天曬太陽、晚上酗酒，最喜歡趕集日到集上喝酒、賭博，不勞動、不學習。

　　這些說法雖說只是當地社會生活的一面，並非全景，有誤解，但也有一定事實依據。不過，這些現象只是當地彝族社會生產凋零、秩序崩壞的表象，不是貧窮的根源。一方面，當地農牧業生產技術已經大大提高，但是土地出產能力極低，不論如何勞作，產量已經很難大幅提高。另一方面，90年代前後，當地發展基本已經和內地及全國的發展脫節。剩餘勞動力增加，面向這些地區的招工減少甚至絕跡，相應地便是各類社會問題叢生，毒品問題正是這個時期最為猖獗。沒有工作、沒有新型收入來源的剩餘勞動力必然是社會問題滋生的溫床。(《涼山的社會變革與當代貧窮問題》，作者@少學漢重回滬上)

　　中央民族大學西部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高遠認為，“把大涼山貧困的原因歸結為落後的傳統和文化，不是什麼創見，而是許多缺乏調查研究方法和理性思考能力的人容易做出的誤判。給窮人貼上‘愚昧’標籤的人大有人在。這是一種‘窮人要為自己的貧窮負責’的理論的翻版。事實上對於貧困的根源，聯合國和學術界早有定論：‘貧困是機會和權利不平等的結果，是社會缺乏公平和正義的表現’ 。”

　　“當地持續貧困和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原因是教育的缺失和文化的邊緣化。教育缺失表現在涼山彝族農村成年人大多數是文盲和半文盲，缺乏適應現代生活的知識和勞動技能;文化邊緣化表現在彝族鄉民既不懂漢語文，也不能透過彝語文獲取現代知識和資訊，導致他們與現代社會相隔膜和衝突，仍然生活在傳統的社會經濟形態當中。即使能到城市打工，他們也因為存在文化障礙而遭受社會排斥和就業歧視，難以獲得合法收入和公共服務，不能融入主流社會分享國家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機會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