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事評理”西鄉人民調解模式：新時代楓橋經驗“寶安樣本”

案例簡介

2009年開始，寶安區西鄉街道在學習和發揚“楓橋經驗”的基礎上，首創“說事評理”人民調解模式，主要針對重大、疑難、複雜矛盾糾紛，在雙方當事人自願的基礎上，引入市民評理機制，“說三事”（家事、公事、民事），“評三理”（情理、德理、法理）。調解過程中，糾紛雙方“說事”，市民評理員“說情”、“評理”，首席評理員“講法”並根據事實、法律規定、評理結果制訂糾紛解決方案，法理情相結合，引導當事人自願達成調解協議，從而化解社會矛盾。

“說事評理”人民調解模式已作為寶安最佳社會治理創新典型案例被重點推廣，在實踐中不斷髮展，為社會和諧穩定、基層治理創新做出了積極貢獻。截止2020年6月，西鄉街道“說事評理”人民調解工作模式共調解重大疑難矛盾糾紛608宗，成功584宗，涉案人數3000餘人，涉案金額5300多萬元，其中涉及死亡賠償糾紛229宗，全部調解成功，無一宗因調處不當，引發群體性事件或上訪事件。

花園街區“說事評理”工作室評理活動

寶安區西鄉街道地處深圳市西部，山海雄觀，人文毓秀。在基層治理潮起之時，這個歷史積澱和文化底蘊厚重如山的街道，正迎來新一輪蝶變，而此番，基層治理創新，是其靚麗的底色。

寶安西鄉首創的“說事評理”人民調解模式，是變革畫卷中的美麗浪花，秉承著“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的強大智慧，就地解決群眾矛盾”的思路，在基層化解一個個矛盾，解開一個個“心結”，為城市增添和諧幸福的韻味。

十一年來，許多事實不清、證據不明、極其複雜的基層糾紛和“疑難雜症”，都能在“說事評理”的平臺下巧妙化解，走出了一條“矛盾不上交、糾紛就地解決”的西鄉路徑。

今年5月12日，中央依法治國委守法普法協調小組聯絡員、司法部普法與依法治理局局長王曉光等中央依法治國辦調研組一行到西鄉街道

起因：基層治理瓶頸凸顯  西鄉人民調解模式亟需創新

大海如果沒有島嶼和礁石，就沒有美麗的浪花。社會基層治理亦是如此，山重水複之時，往往柳暗花明。

時間回溯到2009年。

作為寶安區乃至深圳市面積最大的街道，當時的西鄉街道管轄人口106平方公里，總人口近150萬，而外來人口的比例更是高達92.3%。如何化解各類矛盾糾紛，成為擺在基層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難題。

一方面行政資源有限，另一方面，社會管理壓力特別巨大，以說服、疏導為主要手段的傳統人民調解模式面對訴求多元的群眾糾紛，捉襟見肘，亟需創新。

“我們不會為了創新而創新，那不是改革，是折騰，但真對工作有改進的，對事業有推進的，對百姓有實惠的，我們也不會畏懼非議和阻力，將創新與改革進行到底”。西鄉街道黨工委負責人鼓勵大家創新。

面對海量的糾紛，僅靠政府的“單打獨鬥”，只會打不勝打、防不勝防，只有群眾的廣泛參與，增強市民群眾的權利意識、法治意識、責任意識，自覺發揮社會治理的主體作用，社會管理工作才可能穩定有序。

分析其原因，巨大體量的外來人口構建了“陌生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陌生導致了矛盾易發也導致了矛盾難解。何不嘗試讓鄉賢和親朋一起“說事評理”？

為此，當時寶安區西鄉街道啟動了一系列新的工作模式和改革措施，吸收社會力量，適當引導群眾參與，讓“人民群眾解決人民矛盾”。隨後，便誕生了“說事評理”，“說事評理”的誕生既具有偶然性，但偶然性中也蘊含著必然性。

2009年，1名靠違規載客生活的殘疾人因摩托車被收繳，在執法部門吃住睡20多天，西鄉街道進行多次調解、勸說仍未成功，最後邀請了街道殘聯工作人員、1名同縣老鄉參與調解，協助做當事人的思想工作，最後促成了糾紛的解決。

受此啟發，西鄉街道司法所向街道建議，為糾紛當事人提供“說事”平臺並主動調處糾紛，發揮群眾自治作用，由街坊鄰居擔任評理員，疏導當事雙方對立的情，社群律師透過案例逐一解讀法律常識，共同“評理”，“說事評理”便開始有了雛形。

這種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發揮群眾作用，由雙方或者幾方當事人來談，請大家相熟的居民群眾和片區民警、社群幹部來評，請法律專家來調，讓“陌生人”之間的矛盾和調處變成“熟人”之間的說事和評理。

今年6月14日，省司法廳黨委委員、副廳長饒偉平到“說事評理”調研

實施：“楓橋經驗”的西鄉表達  新時代人民調解的“寶安樣本”

基層治理千頭萬緒，而在摸索中誕生的“說事評理”人民調解模式，借鑑人民陪審員制度，在重大疑難複雜糾紛調處中，引入市民評理機制，組織市民評理團，由具有法律職業資格的調解員擔任首席評理員和主調人，首席評理員“講法”，當事人“說事”，市民評理員“評理”，情理法相結合，引導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力爭從根本上化解社會矛盾。為基層矛盾調解打開了一扇新的大門。

以法為基，律師說法；以理服人，賢達說理；因情動人，鄰里說情。“說事評理”人民調解模式是怎麼開展執行的？以2019年11月21日的一個糾紛為例：西鄉某再生資源回收站與某有限公司之間因租賃合同關係需要協商終止，雙方多次協商無法達成一致意見，矛盾日益升級，西鄉司法所及時介入，與社群兩級聯調，雙方共同向“說事評理”申請評理調解。

在收到調解申請後，說事評理室從“評理員人員庫”以隨機抽取的方式，聯絡了5名市民評理員參與說事評理活動。

隨後，在福中福社群工作站“說事評理”室，由一名具有法律職業資格的首席評理員主調，當事雙方說事，社群調解主任及5名市民評理員組成的評理團對雙方的租賃合同一事進行評理，一番說和下，雙方由剛開始火藥味十足到最後握手言和。

這樣的案例在西鄉不勝列舉。“說事評理”最基本的目的在於為市民提供一個“說事”的地方，建立一個“評理”的平臺，最終目的是在“情、理、法”的社會價值評判下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另外，“說事評理”程式簡單、目標明確，“評理”的時間、地點、人員、方式都可以根據當事人的情況而靈活調整。

“說事評理”模式是如何引導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轄區老黨員、社群鄉賢、“五老”、人大代表、黨代表、政協委員、律師等社會各界賢達人士加入評理員隊伍，積極參與協調、化解重大疑難、複雜糾紛，匯聚民間智慧解決群眾矛盾。不僅調動了公眾參與人民調解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也搭建了民主協商平臺，增強群眾共建共治共享意識。

保證程式公平公正，才能保證“說事評理”模式的生命力。評理員由雙方當事人抽取，評理活動遵循嚴格的評理規則、評理程式，最終使當事人在明是非、懂法理的基礎上自願達成一致意見，自覺達成調解協議。而專兼結合，現代法律制度與傳統鄉村治理相結合的方式，更是進一步把實現資源最佳化配置。

在實踐中，“說事評理”模式誕生至今日臻成熟。

2018年6月，西鄉街道的“五員進社群”走進“說事評理”，深圳市、寶安區、西鄉街道領導屢屢擔綱首席評理員，讓“說事評理”在化解矛盾上更具公信力。

2019年，“說事評理”依託原有街道、社群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調解委員會的組織架構，構建了“1+25+N”“說事評理”平臺，同時最大限度地吸收社會各方力量參與，組成了覆蓋各個領域的評理員隊伍為我所用，這支隊伍一頭連起黨委和政府，一頭直接聯絡市民群眾，讓治理的觸角延伸到了社會的“最後一釐米”。

2020年，對評理員隊伍實行分類管理，建立了方言庫、專家庫、先模庫。方言評理員隊伍吸納了來自五湖四海的各界優秀人士參加；專業評理員隊伍主要是針對矛盾糾紛相對集中的領域，由城建、醫療、物業、安全生產、法律、婚姻家庭、心理等領域的行家裡手組成；先模評理員隊伍吸納了各行業先模、“兩代表一委員”等，主要是發揮先模人物獨特的人格魅力和社會影響力。在糾紛處理中，針對當事人的情況、糾紛性質等，方言評理員、專家評理員、行業先模評理員各展所長，打出化解矛盾糾紛的“組合拳”。

曾經有一對四川籍胡某夫婦，兒子因車禍早逝，兒媳婦改嫁，老兩口獨自撫養年幼的小孫子，兒子生前工作的公司，見胡某夫婦生活困難，出於好意招聘兩人進公司做清潔工。工作期間，因崗位調整，胡某認為自己遭遇不公正待遇，天天找管理人員吵鬧。因為胡某早年喪子，生活非常閉塞，性格非常偏激、很難聽進別人的意見，調解難度很大。在用“說事評理”化解該糾紛的過程中，司法所不僅找來了胡某老鄉評理、講情，還找了兩名經驗豐富的心理諮詢師參與調解，解開了胡某的“心結”，最終圓滿地解決了糾紛。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說事評理”誕生於創新，而創新的的步伐也從不停息。西鄉司法所、人民調解委員會還積極擁抱“網際網路+”，以“制度+科技+責任”的方法論重構“說事評理”，搭建了基於“智慧寶安”建設，集網路、電話、簡訊、APP於一體的多平臺、多渠道資訊服務矩陣。

今年8月5日，中央政法委電影《平安.中國》拍攝組在西鄉街道鐵崗社群開展了“說事評理”拍攝工作。

意義：創新基層社會治理  完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走進寶安區西鄉街道辦人民調解委員會辦公室，可以看見掛滿了一面牆的錦旗，每一面錦旗的背後，都是當事人對“說事評理”人民調解工作的認可。

十一年來，西鄉街道“說事評理”人民調解工作模式共調解重大疑難矛盾糾紛608宗，成功584宗，涉案人數3000餘人，涉案金額5300多萬元，其中涉及死亡賠償糾紛229宗，全部調解成功，無一宗因調處不當，引發群體性事件或上訪事件。真正成為創新社會管理的“穩壓器”、化解矛盾糾紛的“減壓閥”、構建和諧幹群關係的“連心橋”。

“說事評理”給了群眾一個“說理”的地方。使群眾真切感受到“說話有人聽、怨氣有地撒、利益訴求有人管”。在“說事”和“評理”的模式下，當事人的自主意識得到充分的尊重，當事人的言辭對抗和市民評理員的真知灼見同時影響著調解的最終結果，比起傳統的調解模式，“說事評理”是一種更為客觀、公正的調解模式，調解結果更容易被雙方當事人接受和認可，提升了人民調解的公信力。

少了一些“吃瓜群眾”多一大批“熱心市民”。在“說事評理”的早期探索階段，西鄉街道的“民間評理團”主要由社群推薦老黨員、老退休幹部等“五老”人員、社群鄉賢等人員組成，側重於鄰里糾紛的調解。後來，隨著更多的疑難複雜案件納入“說事評理”平臺，街道又及時吸收“兩代表一委員”、優秀律師、優秀義工、先模等社會各界賢達加盟。目前，西鄉街道共有評理員547名，其中具有法律職業資格的首席評理員38名，人民陪審員128名，心理諮詢師29名，兩代表一委員81名，義工代表46名，樓棟長代表69名，社群五老156名，形成了一支專業、多元、盡責的評理員隊伍，廣泛匯聚了各行各業的民間智慧。

用“共治”堅守了化解矛盾糾紛的“主陣地”。基層是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第一現場”，也是化解矛盾糾紛的“主陣地”。“說事評理”以真實案例、身邊案例教育當事人及其他市民遵法紀、明事理，讓群眾在“說事”中學法，在“評理”中懂法，起到了較好的普法效果；注重化解當事人的心結、情結，從根源上化解了矛盾，達到了案結事了人和的效果；把治理的觸角延伸到一線，迅速化解矛盾糾紛，節約社會管理、司法、執法成本，築牢了社會穩定的防線；搭建民主協商平臺，促進了基層自治。“說事評理”模式已經成為一項集調解矛盾糾紛、宣傳法律法規、促進依法治理、推進民主法治等功能為一體的一項重要機制，是符合社情民情的有效管理和服務方式，是基層現代化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彰顯出強大的實踐力量和現實意義。

2017年6月深圳市公安局局長徐文海、2018年3月市委政法委常務副書記梁增昌，以及市司法局領導先後調研“說事評理”工作，給予高度肯定。寶安區區委書記姚任，區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王立德，副區長、區公安分局局長柳丹等領導先後多次指導，姚任書記還以掛點網格長的身份參加“說事評理”活動。《光明日報》《南方日報》《深圳特區報》、廣東衛視、深圳電視臺等媒體都對西鄉“說事評理”工作模式進行了專題報道。

2019年1月15日，寶安區人民調解西鄉“說事評理”工作模式總結推廣現場會在西鄉街道召開，市司法局局長蔣溪林，區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王立德，副區長、公安分局局長柳丹出席會議。

5月12日，中央依法治國委守法普法協調小組聯絡員、司法部普法與依法治理局局長王曉光等中央依法治國辦調研組一行到西鄉街道，實地調研人民調解“說事評理”模式。並指出“說事評理”是人民調解在寶安應時應地的創新，是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體現。

6月14日，廣東省司法廳黨委委員、副廳長饒偉平帶隊到西鄉街道調研“說事評理”人民調解模式，充分肯定了該模式，並指出將多種渠道把西鄉這種模式在全省推廣，樹立典型。

8月5日，中央政法委電影《平安.中國》拍攝組在西鄉街道鐵崗社群開展了“說事評理”拍攝工作。拍攝組對現場“說事評理”案件進行如實拍攝。

10月26日，司法部人民參與和促進法治局羅厚如局長一行到西鄉街道參觀調研“說事評理”工作，並召開工作座談會。

12月16日，“說事評理”西鄉人民調解模式榮獲寶安區最佳社會治理創新典型案例。2020年1月，司法部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人民調解》雜誌2020年第一期專題報道了西鄉“說事評理”工作。

今年10月25日，司法部調研西鄉說事評理

展望：不斷深化發展  爭做人民調解的深圳先行示範

“說事評理”根植於基層實際，成長於社群治理，經過不斷實踐、不斷髮展、不斷創新，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如今已發展成為一項集調節矛盾糾紛、普及法律知識、改善基層治理為一體的重要機制，成為街道現代化社群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聚焦於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

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由群眾參與的“說事評理”人民調解模式，則是寶安西鄉創新社會治理的重要舉措。面對新形勢、新要求，寶安西鄉將不斷提升評理員隊伍的廣泛性、代表性、專業性，打造人民調解最強“智囊團”，彙集民間智慧；不斷拓寬人民調解領域，從疑難糾紛調處向群眾“說事”、彙集民意延伸，構建融合“糾紛調處+彙集民意”雙重功能的“說事評理”1+1平臺；從單一解決糾紛向綜合治理拓展，與創新社會治理、推進基層自治有機結合，努力為提升人民調解參與基層治理能力作出新的探索。

2019年8月，黨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支援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深圳迎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意見》提出要加強基層治理，改革創新群團組織、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模式。

在先行示範區建設大背景下，“說事評理”無疑迎來新的使命，將肩負起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命題。從這個意義上說，“說事評理”已然超越單純的矛盾調解範疇，具備更廣泛的實踐價值和歷史擔當。

新時代東風浩蕩，中國夢曙光在前。當好試驗田，勇闖無人區，寶安西鄉“說事評理”人民調解模式，將為新時代基層治理賦能，為新徵程助力！（見圳客戶端、深圳新聞網記者 謝孫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