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用一隻手來書寫，你有可能也會用這隻手來用餐，並且，絕大多數人——大約我們中的85%——更願意選擇右手。英國利物浦大學的考古學家娜塔莉﹒烏米尼(Natalie Uomini)說：“從來沒有發現任何人類群體中使用左手者佔多數”。
肢體使用的偏側性(也就是喜歡用一側勝過另一側)通常來自大腦。我們知道，有些任務大體上是由大腦左半球來控制的，而右半球則支配著另外一些任務。令人費解的是，神經在連線身體與大腦時存在著某種交叉現象。這意味著，對於身體的右側，其實是大腦的左側擁有更多的控制權，反之亦然。換言之，大腦的左半球幫助我們控制著右側手、眼、腿等部位的活動。
一些人認為，這一神經分工是動物界已經存在了5億年的古老特徵。也許是因為讓兩個半球同時執行不同任務會更有效率，這一特徵才演化出來。例如，左腦或許在演化過程中慢慢承擔起了例行任務——比如覓食，從而讓右腦清閒下來，以便探知環境中意想不到的挑戰並迅速做出反應——比如正在逼近的獵食者。這一觀點在多種魚類、蟾蜍和鳥類身上都能得到印證，它們更傾向於攻擊右眼所見的獵物。
因此很有可能(不過很難證明)，當我們的祖先開始用兩條腿而不是四條腿行走，從而把雙手解放出來執行諸如製作工具等新的任務之時，他們便已經有了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兩隻手的傾向。或者，正如認知科學家斯蒂芬妮?布拉契尼(Stephanie Braccini)及其同事在一項發表於《人類演化期刊》(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雜誌的研究中所寫：“早期人類在使用工具或覓食的過程中表現出習慣性的直立姿態時，個體的不對稱(可能)便已經開始不斷增強了。”
為了證明這個觀點，布拉契尼和她的同事們觀察了黑猩猩的偏手性，發現當猩猩使用四肢站立時，並沒有表現出真正的用手偏好。只有當它們被迫直立時，左右的偏好才會出現——不過在研究中個體黑猩猩表現為左利手和右利手的可能性是相等的。
所以說顯然還應該有其他因素，才能使早期人類總體上分佈平均的左右偏好，發展到如今我們觀察到的極高水平的右手性。
透過一些實驗，我們大體瞭解到了這一變化是何時發生的。在這些實驗中，研究人員分別用左手和右手或削或鑿，製作出他們自己版本的古代石制工具，然後與早期人類製作的工具比較。結果是，只有相當有限的證據表明，二百多萬年前的人科工具製造者多半為右利手。
不過，在肯亞庫比福勒，由兩個古代人科物種——能人和直立人——在約150萬年前製作的石制工具確實表現出了整個物種範圍內右手性的一些證據。到了大約60萬年前海德堡人出現的時候，史前社會中已經有了對右手的明顯傾向。比如儲存到現在的海德堡人牙齒上的磨損表明，當時食物通常都是由右手放進嘴裡的。
我們透過這些證據瞭解到了變化發生的時間，卻無法獲知原因。一些人認為這一切可能都要歸功於語言。正如同大多數人都是右利手——別忘了這是一種由左腦控制的特徵——大部分人的語言處理也大多是在左腦內進行的。事實上，左腦這種針對語言功能的特化甚至比右手性更常見。這或許說明，當左腦逐步演化出語言功能，對右手的偏好很可能僅僅作為一個副作用而得到了增強。這就是所謂的語言人假說：總體而言的偏側性是由雙足直立姿態的演化所推動，而對右側的偏向則是再後來語言演化的結果。
右手性可能僅僅是大多數人大腦結構一個偶然的副產品。然而證明這個假說相當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因為理論上這需要對我們久已仙逝的先人做神經學測試。事實是，我們可能永遠不會完全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系列事件，導致我們這個物種如此壓倒性地偏向我們的右側身軀及左腦。
因為有左撇子，也有了左撇子商店，所以也不用因為買不到左右用的工具去改變用手習慣。
那麼，左撇子們呢?不必氣餒!根據1977年在發表《心理公告》(Psychological Bulletin)雜誌上的一篇論文稱，“鮮有證據表明左利手與任何身體缺陷有關，儘管這一觀點經常有人提出”。事實上，一些研究表明，左撇子們甚至可能會更容易從腦損傷中恢復過來。另外他們的左手在打鬥中似乎擁有出人意料的優勢，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更適合從事格鬥類運動。所有這些都說明，與眾不同本身便是一種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