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週，科技領域發生的一件重要事情是華為晶片禁令生效。未來一個難以預計的時期內，臺積電、高通、三星、美光等半導體巨頭，將在商業領域與華為被迫隔離。
《孫子兵法·始計篇》有云：“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不管做公司還是做投資，面對“制裁（sanction）”，如果不能清楚計算出它的分量，最終大機率將會自甘墮落，或是錯失機遇。
本文便試圖從經濟學的角度淺析制裁這門學問。
如果制裁有用，還要市場幹嗎？
1971年，美國長達80多年的貿易順差轉為逆差。在被德國日本企業擊潰的美國本土企業遊說之下：七十年代中期，美國頒佈《1974年貿易法》，其中“301條款”對外國立法或行政上違反協定、損害美國利益的行為採取單邊行動的立法授權條款——這為美國製裁德國和日本建立法律依據。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的是，縱然不惜在法律上冒天下大不韙，七八十年代的美國企業仍未得翻身，而是繼續被德、日企業按地摩擦：通用電氣不行了，要換傑克韋爾奇上臺；英特爾成本控不住了，放棄做記憶體；就連在工地挖土的卡特彼勒，都想放棄工程機械業務。
制裁沒幹掉日本，只是它後來在金融層面玩脫了；德國則憑製造業不斷高階化升級，成就“隱形冠軍”的國度，為歐盟執牛耳者。
一言以蔽，制裁並未對它們造成實質打擊，並未改變它們國富民強的趨勢。
七八十年代日對美貿易順差快速擴大
以德國和日本為鑑，制裁並不可怕。這個觀點除了有實踐層面的支援，也有經濟學的理論支撐。
最古典也是最不容質疑的一點經濟學常識是：貿易的專業化分工使每個人、每個組織、每個國家變得更好。以市場化的經濟活動形式去進行貿易是最好的，“看不見的手”把一切安排的妥妥帖帖。
這個規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
“市場失靈”的極少數情況下，以上規律會有例外，此時的政府幹預才可能有效果和意義。這個市場失靈可以是外部性（externality），它是指一個人的行為對旁觀者的福利造成了影響，汙染是典型案例；可以是市場勢力（market power），它指單個或一小群人不適當的影響市場價格的能力，比如有人掌握了小鎮裡唯一的水井，“看不見的手”並不能透過競爭來約束它們。
故而，從最樸素的經濟學角度來說，我們不應該害怕所謂的制裁，即使短期某些組織的區域性業務會受到影響。
當市場並未失靈時，之所以常常會遭到干預，曼昆《經濟學原理》的說法很直白：有時所設計的施政之策，只是為了有利於政治上有權勢的人。
沒有一片雪花會逃脫雪崩
2014年，法國電力和軌道交通基礎設施領域的翹楚企業阿爾斯通前鍋爐部全球負責人弗雷德裡克·皮耶魯齊，在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被FBI緝拿。
此後，隨著另幾名皮耶魯齊的同事相繼被拿下，並強硬逼退競標者德國西門子之後，美國公司通用電氣“強制收購”了阿爾斯通核心的全球能源電力業務。
皮耶魯齊當初頂不住壓力認罪，說好的只關幾個月，後來吃了五年牢飯才放出來，也是那段時間的經歷讓他出書立著《美國陷阱》。
這並不是孤例。也是那一年，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法國巴黎銀行被迫與美國政府達成史無前例的和解協議，支付89億美元瞭解恩怨。
言歸正傳，制裁作為一項有預謀的金融工程，一旦開始，那座山上的任何一片雪花都要做好無法逃脫雪崩的預案。解釋這個現象，需要代入邊際（marginal）這個經濟學常用詞。
所謂邊際，它表示現有行動計劃的微小增量調整。比如考慮到折舊、油費、機長空姐的工資，某個航班的飛機單個座位成本是600元，機票的價格就不應該低於這個數。
但事實是——你不妨試想一下，如果飛機快起飛了，這是還有5個座位空著，有旅客願意花300元買一張票你賣不賣？必須賣，因為新增旅客的邊際成本只是一份盒飯而已。
邊際量，MR為邊際收益，MC為邊際成本。
制裁這件事，只要對某國某產業的一家企業動手之後，牽涉到相關聯的其它企業就是順手的事：相關國家已經得罪了，本國與被制裁者有合作的相關產業，它們的利益也已經犧牲——也就是說這時候再製裁相關的其它企業，邊際成本就很低了。
所以你看到，一連串來自不同產業的名單“上榜”，這已經說明一切。
故而此刻，我們有必要重溫皮耶魯齊所著《美國陷阱》一書最後部分的一段內容：
“我們不能上當受騙……華盛頓都會維護少數工業巨頭的利益：波音、洛克希德·馬丁、雷神、埃克森美孚、哈里伯頓、諾思羅普·格魯曼、通用動力、通用電氣、柏克德工程、聯合技術等等……夢醒的時候到了，我們不能放過這個時機。這既是為了歐洲，更是為了法國。要麼是現在，要麼將永無機會，奮起反抗，為自己贏得一份尊重。這是最後關頭！”
雪崩並不一定是滅頂之災
先潑冷水——我們不能只講正面的例子盲目自信，也要看到實實在在的影響——制裁真正造成一個產業交出王冠的情況真實發生過：
從1985年底事件被揭發至1987年6月眾議院透過東芝制裁法案，期間美國對東芝相關公司進行一系列制裁。在美日貿易紛爭大背景下，政策、資金等大力扶持催化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第二次轉移（第一次是從美國到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於上世紀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在全球半導體行業逐步成為主要力量。
好了，接下來再講近期的/振奮的案例。
2018年4月6日，俄羅斯鋁業遭遇美國製裁。當時市場主流觀點是這家公司玩完了，將分分鐘破產清算。
就在俄鋁事發大概第八個交易日時，一位中國個人投資者以1.5港幣的均價買入該公司40萬股股票。
一年以後，俄鋁還是那個俄鋁。其財務資料並未大幅縮水，2019年中期營收為326億元，而頭一年別制裁時的中報營收為331億元。那位投資者3.6港幣的價格出清，賺了80萬左右，年收益率140%。
2020年初，俄鋁股價曾回到4.96港幣，突破被制裁前4.64港幣的股價。
誰若是有一剎那的膽怯，也許就放走了一剎那間的幸運。所以說，就投資而言，制裁經濟學的啟示在於：雪崩並不一定是滅頂之災，而是歷史性的財富機遇。
當然，這個邏輯需要建立在一個強大且自信的國力基礎之上。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站在一個康波週期的末端守望百年變局，以史為鏡以規律為尺，我們本應傾向樂觀。
【撰文】傑迪（“錦緞”公號作者）
【主持】郜小平
【出品】南方產業智庫
【作者】 郜小平
南方產業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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