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中美兩國關係出現歷史冰點,一系列衝突頻現,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出現空前動盪。
具體表現在,貿易爭端複雜多變,美國多方位“退群”,WTO、G20等全球主要合作機制幾近停擺,加之各國經濟失速、黃金價格及美元匯率劇烈波動等,全球經濟金融秩序遭遇挑戰。
這是一場醞釀良久卻又突如其來的危機。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然導致全球公共產品急缺和全球秩序失序,合作共贏的步調越來越遠。中國曾全力推進的多邊合作機制,眼下正面臨著美國逐個“退群”的巨大沖擊……
中國應該怎麼辦?
為此,瞭望智庫專訪了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長期以來,他代表中國參與G20機制溝通協調,參與中美經濟對話。這位關鍵人物認為,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挑戰空前複雜和嚴峻,中國必須跨越“四個陷阱”,堅持多邊合作機制、擴大開放,同時抓住數字經濟的先發優勢,在“後疫情時代”走出一條高質量、可持續、和平發展的強國之路。
▲財政部原副部長朱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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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怎麼了
瞭望智庫:作為曾經長期參與和引導全球大國關係走向的關鍵人物,您如何看待當前各國關係?中美之間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朱光耀: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造成了重大沖擊,引發了一場世紀性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全球經濟危機和全球治理危機,三種危機相互疊加,對世界經濟、和平與發展的總體態勢造成了重大挑戰。
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事關中國經濟中長期持續健康向前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同時也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針對性。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挑戰複雜艱鉅,要推進新發展格局的建設,需要跨越四個陷阱:
第一,要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資料顯示,2019年全球GDP總量約為86.6萬億美元。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GDP為21.4萬億美元,我國為14.3萬億美元,兩者分別佔全球經濟總規模的24.7?16.5?我國GDP總量約為美國的67?目前,中美兩國關係正處於1979年建交以來最困難的時刻。中國反覆強調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保持中美關係健康、向前發展的唯一正確道路。中美關係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應儘快推進中美兩國迴歸協調、合作、穩定的溝通軌道。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國的政策方針明確且堅定:中國保持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是為了實現超越自我的發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而非挑戰、取代任何國家。不管未來發展如何,中國永不稱霸,且堅定反對全球霸權。
第二,要跨越“金德爾伯格陷阱”。
我們非常遺憾地看到,在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公共產品急缺、全球秩序失序的非常時刻,世界大國之間缺乏政策協調,一些主要大國不願意擔當責任,且不斷退群,美國在此關鍵時刻退出世界衛生組織,更是對全球抗疫合作的阻礙和倒退。
在當前全球急缺領導力和公共產品的關鍵時刻,必須認真記取“金德爾伯格陷阱”教訓,謹記“一個沒有秩序的世界,不符合世界所有人的命運和遠謀”。和平與發展之所以成為當今時代主題,在於其體現了歷史發展的規律,更是順應了全球人民的願望。只有大國勇於擔當責任,保持全球秩序的穩定,世界和平秩序才能深根固柢。
第三,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40餘年來我國經濟總量、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了跨越式發展。2019年我國人均GDP為10121美元,首次突破1萬美元,距離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國家標準(人均GDP高於12735美元)又前進了一步。但我國人口眾多,人均GDP與發達國家仍存在明顯差距,美國人均GDP是中國人均GDP的6倍多。
中國經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我們離高收入國家的水平越近,挑戰就越艱鉅。行百里者半九十,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堅定不移地發展經濟,不斷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同時也向全世界表明,中國的發展在提升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時,也致力於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構築雙贏、共贏、和平發展的新局面。
第四,要跨越部分西方人的“傲慢與偏見陷阱”。
西方國家從其自身價值觀出發,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發展,用“雙重標準”抹黑中國的發展成果,最終也將傷及自身。共贏的做法,是在堅持多邊主義原則的基礎上,制定標準規則,就事論事、開誠佈公地平等對話協商,共同制定對於人類發展至關重要的政策規範,包括人工智慧、量子通訊等事關人類未來發展的關鍵規則,推動世界回到規範、規則、包容的和平發展格局。
瞭望智庫:多事之秋,各主要大國之間長期存在的政策溝通協調機制發生了什麼變化?疫後該怎樣重啟、修復?
朱光耀:很遺憾,全球大國之間的主要合作機制特別是G20機制,在非常時期未能較好發揮應有的國際溝通協調作用。WTO和WHO等其他國際組織的權威性也頗受挑戰。
我們應該痛定思痛,儘快回到協調、合作、溝通的正軌,推進多邊機制合作和建立規則,在形成重要政策共識時發揮大國應有的引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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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逆全球化”
瞭望智庫:當前最緊迫的還有全球供應鏈突變,進而對我國貿易產生難以逆轉的影響。未來,全球供應鏈將呈現怎樣的格局和特點?各國政府加大政治手段介入後,會對中國造成什麼影響?
朱光耀: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逆轉,全球供應鏈產業鏈的形成是世界各國特別是跨國公司長期努力的結果,它的形成是由資源稟賦、市場前景、勞動力素質等多方因素構成的,是有著堅實基礎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供應鏈產生了一定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對安全性的考慮增多。以往過於冗長、分散的供應鏈會調整至適度集中,對附屬於供應鏈的中小企業將產生一定影響。
第二,對政策的考慮增多。醫藥、食品等事關國民安全健康的政策性產業迴歸本國。
第三,對區域性合作的考慮增多。諸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地區性合作機制或將進一步得到強化。
第四,數字經濟得到強化。數字經濟對“後疫情時代”全球供應鏈的調整非常重要,高新技術的發展,讓人們快速適應疫情帶來的生活和生產方式變化,而疫情本身也推動高新技術的發展,無論在技術研發還是應用上,疫情對產業數字化的加速都超出預期。
目前,我國已在疫情防控常態化下積極復工復產,推動經濟向前發展,同時保持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暢通,保持中國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也為世界經濟復甦做出貢獻。
瞭望智庫:您剛剛談到數字經濟,事實上我國在數字經濟方面具備一定的先發優勢,有些方面甚至領先全球。在您看來,我國應該如何抓住這個機遇?
朱光耀:數字經濟我國至少具備三方面優勢。
我國既有全球最便捷的交通基礎設施產生的巨大物流,也有全球數量最多的通訊基站產生的巨大資訊流,還有全球最便捷的電子支付體系產生的巨大資料流。產業的數字化與我國整體的技術創新緊密相連,物流、資訊流、資料流的優勢,使我國目前在數字經濟方面處於相對領先地位。
▲圖/圖蟲創意
但眼下最關鍵的是,儘快推動全球範圍合作制定諸如資料流動、資料隱私保護、數字經濟徵稅等基礎規則。這不僅有利於我們用好先發優勢,更對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3
四季度GDP增速或回升至6?003c/strong>
瞭望智庫:您在最新觀點中,將當前情況與1920年代全球大蕭條做了對比。新形勢下,新形態的“全球大蕭條”會否到來,或者是否已經到來?
朱光耀:兩個時期的基礎環境有較大差別,但新形態的“全球大蕭條”確實需要高度警惕。
一方面,危機持續時間和經濟跌幅或有區別。1929-1933年間,全球各項經濟指標持續下滑,國際貿易量跌幅高達40?美國失業率高達25?而目前來看,此次危機中,IMF預計全球經濟今年將萎縮4.9?明年則將反彈至5.4?增長幅度,整體衝擊不會像上世紀20年代末大蕭條時期那麼明顯。
但不確定性在於,百年不遇的疫情進展難測,世界衛生組織預測疫情產生的經濟和社會影響將持續多年。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還須持續關注。
另一方面,大蕭條之後美國廢除了金本位制,各國貨幣開始掛鉤美元,從此形成了美元及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國憑藉美元國際結算貨幣的優勢,以資本跨境流動實現了對全球經濟的控制,不斷轉嫁自身的各種經濟危機,以刺激本國經濟的復甦發展。
近來,作為避險資產的黃金價格劇烈上漲、波動,以及美元的劇烈下跌,都不符合世界的利益,也會傷害美國的根本利益。美方反覆強調,一個強大的美元符合美國利益,這也就是為什麼疫情暴發之後美聯儲迅速將此前與西方五國的貨幣互換協議擴大到十五國,目的就是為了在關鍵時刻解決美元稀缺的問題,保持流動性。而眼下值得警惕的是,美國並未研究解決自己的根本問題,並未反思自己的行為,這本質上也是在傷及美國自身的利益。
瞭望智庫:您曾表示,此次疫情導致了二戰以來全球最大的一場系統性危機,遠超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度和廣度。世界銀行預測2020年全球GDP下跌5.2?您怎麼看?我國該如何應對?
朱光耀:據IMF預測,2020年美國經濟將下降8?歐元區下降10.2?而中國將增長1?世界銀行預計為1.6?,為唯一正增長國家。
▲圖/IC photo
一季度我國GDP跌至—6.8?二季度即實現了3.2?正增長,上半年整體GDP為—1.6?三季度以來,疫情防控逐漸常態化,經濟正在平穩回升,對於三、四季度GDP能夠回到6?右的潛在增長水平,我們有信心。
即將到來的“十四五”時期,將是我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關鍵起步期。
首先,要把我國自己的事情辦好,透過改革舉措充分發揮我國龐大的國內市場的作用,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擴大內需,加快形成以國內大迴圈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其次,要堅定不移地擴大對外開放,下大力氣改善營商環境,保持供應鏈、產業鏈暢通,使我國對外資更具吸引力,在全球更具競爭力;第三,把握我國在數字經濟方面的先發優勢,加速數字經濟的佈局和發展,要加強同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政策溝通與協調,推動數字經濟相關規則的磋商和制定,使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緊密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