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北方公園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阿鍾，原文標題：《〈少年法庭〉：明明是東亞社會的問題“代餐”，卻可以衝向全球》，題圖來自：《少年法庭》
Netflix 的原創韓劇《少年法庭》上線後很快就從該流媒體全球電視劇榜的第31名衝向了前10，在有韓劇觀影習慣的日本、韓國本土及整個東南亞，《少年法庭》在這些區域的高點選率自不必說，但除此之外，在整個 Netflix 覆蓋到的區域，《少年法庭》依然呈現出了很猛的勢頭。
在豆瓣上，這部劇的評分維持在9.0，很多觀眾都有一個共同感受，就是這部劇裡描述的問題實在太熟悉了。
《少年法庭》主要探討青少年犯罪問題，編劇用10集的篇幅改編了5個韓國社會青少年犯罪的真實案例，每個都十分駭人聽聞，並且很多案例都是東亞社會共有的。
（劇照，未滿14歲的青少年罪犯）
雖然每個案例都極具代表性，但《少年法庭》並不只把焦點放在案件過程來吸引觀眾，而是以案件和法庭這個場域為引子，重點探討與青少年犯罪相關的法律如何判定刑罰、執法人員在工作中起到什麼作用的問題，其次就是青少年教育、成長相關應當負有權責的兩方：家庭和社會。
從題材上看，《少年法庭》確實選了一個很吸引眼球的題，“青少年犯罪”本身就很能挑動社會大眾的神經，在社會約定俗成的概念裡，青少年是與惡絕緣的弱勢群體、是應當被保護的物件，然而當這一“純潔、弱勢、本應受保護”的物件成為邪惡的、兇殘的加害者，大眾在情理中是很難接受的，而法律、國家、家庭及社會如何處理“青少年犯罪”又是一個複雜、且長期引發爭議的事。
針對“青少年犯罪”的研究從如何預防、判罰到後續引導都是困難題，ta們犯罪時年齡尚小，法律的處理又是以指導、監督、援助保護為主，懲戒力度非常小。以《少年法庭》為例，韓國現行的《少年法》採取二元模式，區分少年保護案件和少年刑事案件，其第一條規定是：“此法的目的是，調整少年成長環境和矯正實施反社會行為少年的性格，透過實施一些必要措施，如保護處分等，以及與刑罰處分有關的特別措施來促進少年的健康成長。”這就導致了某些案件中加害人可因年齡等原因逃脫處罰或只承受較輕的處罰。（與韓國《少年法》相關的內容來自崔峰《韓國對少年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少年法庭》裡著重呈現了這種矛盾，來自社會大眾要求修改《少年法》的激烈呼聲。在現實生活中，韓國社會也在經歷多起未成年人惡性案件後發起了修改《少年法》的倡議，然而進展有限。
在現有法律及民眾呼籲無效的情況下，《少年法庭》這樣的電視劇就顯示出了文藝作品具有的關注、探討、倡議作用，透過塑造沈恩熙這一角色，明確提出了法律、執法人員、家庭、社會在青少年犯罪問題中該有的立場和要求。
必須要提的是，金惠秀飾演的法官沈恩熙是熒幕上非常少見的女主角形象，這一角色的唯一驅動力相當負面——在故事一開始，法官沈恩熙就對著鏡頭說出了她從事少年法官工作的原因，“我，厭惡少年犯”。從始至終，她的立場都沒有變，在男主角，一個對少年犯格外關心、寬容的法官的襯托下，沈恩熙的特質顯得更強烈了。
一個厭惡青少年（哪怕ta們是罪犯）的女人，顯然是挑戰觀眾的，更何況她呈現出的對抗社會期待的特質還不只這一點，作為法官，沈恩熙對工作絕對投入，同時個人立場偏向對受害人負責，追求以法律懲戒青少年罪犯，在審判過程中讓加害者意識到自己有罪、有錯，於是她在情感上顯得冷漠，既不受道德綁架也不顧人情世故，同時也可以決絕地做到“拋棄我的家人”。
這樣一個角色在現實中很罕見，因為這樣活著的人是很痛苦的。編劇當然也沒有放過沈恩熙，《少年法庭》裡交代了她的個人生活，基本可以概括為：孤獨、痛苦、健康受損。但也是這樣一個堅定到極致的角色，編劇才能借她的口來揭露殘酷現實。
沈恩熙的存在首先表明了《少年法庭》創作者對執法人員的期望，在其與兩任部長法官的對比中，《少年法庭》提出了執法人員不只應追求結果正義，也要追求過程正義的要求，同時，在履行工作的過程中，不應只求速度，也要釐清案件並關照受害者。
最重要的是，作為法律的代言人，沈恩熙雖然格外強調法律在青少年犯罪中必須起到的懲戒、約束作用，但她也以法官的身份承認了“法律也有做不到的地方......法律只講證據，它並不一定能保護受害者。”
在法律之外，關於家庭和社會的權責分配，《少年法庭》也有明確的倡議，要求家長盡責，針對民間的社會救助機構，劇裡也說明了“本來是國家應該承擔的事，卻只能依賴個人的犧牲和奉獻來達成”。
基於現狀來創作，既能做到講好故事，又能引發思考和討論，是《少年法庭》超出文藝作品範疇所達成的作用，這也是這部韓劇能在東亞乃至全球受追捧的原因。雖然只是一部10集含量的劇，但其背後是整個韓國影視行業在最近幾年的變革成果。
在跟 Netflix 的合作中，面對更新、更復雜的全球市場，韓國創作者們在不懈地革新自己的創作。《魷魚遊戲》之後，從好萊塢到日本，大家都在探究韓國的影視創作方法，《日本經濟新聞》在一篇叫《韓國娛樂產業為何如此強大》的報道里提到“韓國娛樂文化是‘具有批判性的文化’，這些作品揭露了韓國政權或財閥的腐敗、競爭社會帶來的負面等，還有迎合娛樂市場的企業文化、以粉絲參與為導向的大眾文化風氣等”。（來自《中央日報》）
去年，《紐約時報中文網》也釋出了《從防彈少年團到：韓國文化如何席捲世界》，文章採訪了許多韓國從業者、文化研究學者，大家總結了韓流能席捲全球的原因，比如創作者練就敏銳嗅覺，創作基於貼近普通人的問題，“如收入不平等，以及由此引發的絕望和階級衝突”；還有超強的學習、最佳化能力；在研究韓國青年文化的學者看來，韓國製造的內容特點之一是“好鬥”這一點傳遞出的“不得志和憤怒”，在全球疫情焦慮、大家都被困在家裡的當下，“觀眾可能更容易接受這些主題。”
成功的原因跟方法有關，當然也有機遇，以 Netflix 為代表的流媒體分發給韓國創作者帶來了“全球性成功”的通道，基於這一廣闊的、可實現的可能，從業者積極帶動韓國影視行業發展，在已臻於成熟的情況下，在疫情後“逆全球化”的浪潮中，韓國影視還是找到了繼續進步的方向，呈現出與前一個“韓流時代”不同的面貌。這個現狀確實是讓人羨慕的。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北方公園NorthPark（ID：northpark2018），作者：阿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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