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起源追溯至9000年前,解讀十大考古新發現

新京報快訊經過5天線上評審,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今天下午出爐。入圍名單中,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廣東“南海I號”南宋沉船考古等都是近年來熱門專案。另一些公眾不太熟知的遺址,也為探尋中華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甚至有望改寫歷史教科書。

史前時代最壯觀建築群、最早的城市“中軸線”、玉文化起源、新世紀最大規模春秋金文,以及西域“疏勒城”遺址等,均在這十大考古專案中發現。

隨著各時期考古成果湧現,新出土的資料極大地彌補了史籍記載的不足,這就是“考古寫史”作用的體現。

例如,曾入選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陝西劉家窪遺址,就為歷史學家瞭解春秋諸侯小國芮國提供了大量資訊,芮國只在《史記》等文獻中有過零星記載,此前面目模糊,考古成果還原了芮國高度發達的金玉和禮樂文化,甚至利用出土鐘磬重新聆聽到遠古的聲音。

“考古寫史”在此次十大新發現中也有多次體現,比較典型的是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曾國曆史傳世文獻記載不明,但近年的考古揭示出了清晰的國君世系、社會階層、文化面貌,尤其是近6000字出土銘文,是新世紀考古發現最大的一批春秋時期金文資料。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表示,每一項考古新發現都深化了對一個學術領域的認識,也提出了新的線索和研究方向。“十三五”期間,國家文物局設立“考古中國”重大研究專案,並批覆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等專案。今後,國家文物局將繼續指導、協調各考古單位加強學術科研,以考古實證中國5000多年文明發展歷程。

記者梳理了這十個專案最重要的發現和意義,考古專家還對相關專案進行了點評。

陝西南鄭疥疙洞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

1.5萬年前“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

“玉文化”起源追溯至9000年前,解讀十大考古新發現

梁山疥疙洞遺址第三期動物化石。

疥疙洞遺址文化序列及演進順序清楚,發現了距今10萬~1.5萬年間豐富的遺蹟和遺物,包括人類活動面、石器加工點、火塘等,填補了漢中盆地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洞穴型居址的空白。

距今3萬~2萬年間的早期現代人類化石的發現更為難得,為東亞現代人本土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學證據。這些發現為探索中國南北方過渡地帶晚更新世人類文化發展,探討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現代人起源研究等重大課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資料。

動物化石及燒骨8000餘件,初步鑑定有鹿、麂、牛、劍齒象、犀、野豬、熊、狼、最後鬣狗、黃鼬、豪豬等20餘種,其中還發現了大熊貓,鹿科和牛科動物佔絕大多數,屬於晚更新世“大熊貓-劍齒象”動物群,距今約3萬~1.5萬年。

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

東亞玉文化的曙光

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出土的小玉墜。

最新的考古發現極大豐富了小南山遺址的文化內涵,跨度達15000年的文化遺存,對構建黑龍江下游乃至濱海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序列意義重大。

其中,一片新石器時代早期墓地的發現尤為重要,為研究烏蘇里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墓葬形制演變和文化序列提供了珍貴的資料。玉珏等玉器的大量出土,為我國玉文化的起源和傳播,以及早期玉器加工技術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新石器時代晚期房址及具有沃茲涅謝諾夫卡文化特徵陶器的發現也豐富了這一時期該地區的文化內涵。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介紹,該發現將玉器源頭追溯到距今9000年上下,具有國際性意義。

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

史前最壯觀建築群

“玉文化”起源追溯至9000年前,解讀十大考古新發現

陝西神木石峁遺址皇城臺。

皇城臺作為石峁遺址的核心區,新發現不斷重新整理學術界的認識,改變了對中國早期文明發展高度的傳統認知。

該發現揭露出中國史前時代最為壯觀的建築群,反映了石峁社會的高度複雜化和強大的組織能力。結構複雜的門址、規模巨大的臺基、氣勢磅礴的石砌護牆、設計精巧的城防設施,以及石雕、陶鷹、卜骨、口簧、玉器等高等級遺物的出土,在中國早期城址中很少發現,也確認了皇城臺宮城的性質。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大臺基上新發現的石雕,其主題和藝術風格體現了石峁遺址與中國史前其他地區乃至更大地域範圍的相互影響,反映了早期文化交流的複雜性和石峁先民的精神層面,對後世也影響深遠。

河南淮陽平糧臺城址

最早的城市“中軸線”

“玉文化”起源追溯至9000年前,解讀十大考古新發現

河南淮陽平糧臺城址中軸線、排房、城內排水佈局。

河南淮陽平糧臺城址是國內最早發現並確認的史前城址之一,進一步確認了城址嚴整規劃的方正格局,尤其是位於城址中軸線上的道路是目前國內經考古發掘確認的最早的城市“中軸線”,城內的高臺式排房建築也以“中軸線”為依據進行規劃設計。

遺址中發現了完整的早期城市排水系統,為國內首見。龍山道路發現了我國最早的車轍,將車的起源提早到龍山時代,並與大時代背景下的東西文化交流相吻合,意義重大。

這些特點是中國古代城市規劃思想的源頭,在城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突出價值,也揭示出了龍山時代大背景下廣泛的跨區域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現象,有助於深入認識中原地區文明起源的特徵,對認識國家文明的起源具有重大意義。

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

填補早期青銅器生產冶煉環節空白

“玉文化”起源追溯至9000年前,解讀十大考古新發現

西吳壁遺址出土的冶銅工具。

西吳壁遺址冶銅作坊的產品為純銅,說明該遺址是一處以冶煉純銅為主,兼可製作小型工具的聚落,填補了學界對早期青銅器生產冶煉環節的空白。

這是學界首次在鄰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帶發掘專業冶銅遺址,具有重要學術意義。二里頭時期的木炭窯、二里崗下層冶銅爐,以及二里頭和二里崗時期的其他冶銅遺物,和先前發現的冶銅遺存一起,豐富了西吳壁遺址的內涵,呈現出一種規模大、專業化程度高的冶銅作坊形態,為深入探索早期冶銅手工業技術及生產方式,乃至探索夏商王朝的崛起與控制、開發、利用銅這種戰略資源之間的關係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甘肅敦煌旱峽玉礦遺址

追尋“玉石之路”的蹤跡

敦煌旱峽玉礦遺址礦坑。

旱峽玉礦遺址是甘肅河西走廊地區早期玉礦遺址調查、發掘的重要發現,也是我國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透閃石玉礦遺址。

旱峽玉礦與馬鬃山徑保爾草場玉礦、寒窯子玉礦遺址的發現,證實了自公元前兩千紀初至公元前後河西走廊西部地區的玉料開採活動,對了解中國西部地區玉料來源、開採玉礦的族群、玉礦採集群體的聚落形態、早晚不同時期玉礦開採者的生產組織和管理模式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這些發現也為深入認識早期“西玉東輸”及“玉石之路”的形成,探討中國西北地區古代文化與中原地區和周邊地區的關係提供了新的重要資料。同時,這一發現也為尋找河西走廊北山及祁連山兩地軟玉成礦帶提供了證據,為尋找可能存在年代更早的玉礦遺址提供了線索。

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

考古構建最完整的周代封國

“玉文化”起源追溯至9000年前,解讀十大考古新發現

湖北隨州棗樹林春秋曾國貴族墓地曾夫人漁墓銅鬲銘文。

曾公求、曾侯寶和曾侯得三組曾侯墓葬及其車坑、馬坑及相關不同級別貴族墓的發掘,彌補了春秋中期曾國考古的缺環,以考古發掘構建了最完整的周代封國曆史材料。

棗樹林墓地銅器銘文,涉及曾國族系、官職、音樂,以及昭王南行和東周時期諸侯國之間的政治關係,是理解春秋時期南方地區諸侯國政治、文化、科技的重要資料。墓地佈局清晰,隨葬品組合較為完整,對研究東周曾國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義,大量青銅禮樂器對深入探討周代的禮樂文化面貌及其變遷提供了重要資料。

曾國曆史從傳世文獻記載不明,到考古揭示出清晰的國君世系、社會階層、文化面貌,體現出“考古寫史”的重要作用和意義。

國家博物館研究員信立祥介紹,這批墓地發現銅禮、樂器銘文近6000字,其中曾公求編鐘銘文近1150字,單件鎛鍾銘文達312字,是新世紀考古發現最大的一批春秋時期金文資料,不僅儲存較好而且價值極高。

新疆奇台石城子遺址

西域“疏勒城”

“玉文化”起源追溯至9000年前,解讀十大考古新發現

新疆奇台石城子遺址城門門道及內側遺蹟俯視。

石城子遺址是目前新疆地區唯一經考古發掘的文化特徵鮮明的漢代城址,也是迄今新疆發掘面積最大的一處漢代軍事要塞。

結合歷史文獻,基本確定為《後漢書》中記載的“疏勒城”。該遺址遺蹟豐富,儲存完好,時代特徵鮮明,對研究兩漢時期邊城的規劃提供了參考。遺址位於兩漢時期中原王朝經略西域的戰略孔道,是西域納入漢帝國政治版圖的實證,對於釐清漢帝國在西域軍事防禦體系的構建,深入研究兩漢時期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管轄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信立祥介紹,這是考古發掘的新疆漢代城址中,唯一一處年代準確可靠、形制基本完整、儲存狀況完好、文化特徵鮮明的,出土文物可以成為尋找西域都護府和漢代其他城址的考古座標。

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

高原埋巨室 暗格藏金冠

“玉文化”起源追溯至9000年前,解讀十大考古新發現

青海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前室東壁儀衛圖。

泉溝壁畫墓是青藏高原首次發現的吐蕃時期壁畫墓,繪畫技法具有濃郁的唐風影響,影象內容兼具青藏高原遊牧民族特色。

彩繪漆棺也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首次發現的獨特葬具裝飾形式。墓葬內設定密封的暗格,在中國乃至全世界考古史上都沒有發現過類似先例,暗格中的鎏金王冠顯示,墓主人很可能與吐蕃時期當地的王室有密切關係。

公元8世紀,青海地區處於吐蕃統治下,豐厚的財富積累和文明發展高度,以及唐朝和中亞地區文化的輸入,對青海地區多民族文化形成了重要影響。該墓葬的發現,對於探討古代漢藏文化融合程序和青海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盛況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廣東“南海I號”南宋沉船水下考古發掘專案

三十年水下考見證

2015年底暴露的“南海I號”沉船基本輪廓及各船艙貨物。

“南海Ⅰ號”是迄今為止我國發現的儲存最好的古代沉船,沉沒地處在廣東中部通往西部海上交通的主航道上,也是古代中國通往西方世界的海上絲綢之路必經之地。

作為一個相對獨立而又結構完整的水下遺存,在文物、船體、社會關係、生態環境等諸多方面蘊藏著極其豐富的資訊。巨量外銷瓷、大量手工藝製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及眾多金銀銅貨幣的發現,顯示了宋代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已涉及海外貿易體系當中。所有這些,都彰顯了南宋時期海洋活動的繁榮景象,也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繁盛的歷史見證。

這項工作前後歷經近三十年,從水下調查、整體打撈到發掘保護和公眾展示,是世界水下考古界的經典之作,也見證了我國從無到有,再到成熟壯大的水下考古學科的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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