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天的上海，申報記者何書桓和攝影記者杜飛要求採訪當紅夜總會“大上海歌舞廳”的秦五爺。遭到保安拒絕後，杜飛舉起相機偷拍，兩人被秦五爺的手下在街頭追打。情急之下，何書桓亮出了記者證：
這是瓊瑤電視劇《情深深雨濛濛》中的情節。當時《申報》四項必備欄目是：新聞、言論、文藝(副刊)、廣告。何書桓已經擁有了兩年資歷，大概是同時跑“時政”和“文娛”兩條線，所以他的採訪選題從秦五爺(人物特稿)到學生運動(時政新聞)不等。
作為一個擁有強烈新聞直覺、時刻想挖掘“故事”的記者，何書桓和“有故事”的陸依萍相遇並擦出火花，也絕非偶然。
劇中，被父親逐出豪門、急需掙錢給媽媽交房租的貴族小姐依萍踏入霓虹閃耀的大上海娛樂公司，問：“蔡經理是哪位啊?我是來應徵職員的。”
舞臺正在表演的是法國時下最流行的“康康舞”(法語：cancan)。本來考上音樂學院的依萍看到臺上的歌女紅牡丹正在歌舞，帶著些許不服氣對秦五爺說她肯定比這姑娘唱得好。她穿著鞋底脫膠的黑皮鞋站上舞臺，要求伴奏來一首漢克·威廉姆斯的經典曲目Jambalaya，她隨性改編，唱了一曲《小冤家》。俏皮和新穎的表演驚豔到了秦五爺。依萍走下舞臺，故意掃興般地告訴這群剛剛看不起她的男人，她不會來工作。
“大上海”的老闆秦五爺掩藏住自己的喜愛，淡然地表示：“過幾天，她還會來的。”
秦五爺這份自信來源於，當時一位舞女的月收入大約是兩百五十五元的高薪，而擠在公共租界的亭子間文人，才拿千字一兩元的稿費。當時一個月的房租不過二十元，高中畢業的陸依萍想靠才智養家餬口是極其艱難的。
但事實上，Jambalaya是1946年創作的，所以是電視劇的失實。
【好吧我是萬年拆臺王ㄟ( ▔, ▔ )ㄏ 】
但是，作為言情劇的祖師級人物，瓊瑤在寫作時特別注重空間的浪漫元素和時間的戲劇元素——大都市、大時代都為她所愛，比如《一簾幽夢》故事發生在千禧年前後，地點跨越中國臺灣和法國，而《情深深雨濛濛》發生在抗日前夕的上海。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已經完成了從工業重鎮到文化經濟中心的蛻變，堪稱中國最大的繁華都市。咖啡館、舞廳是上海摩登生活的兩大公共場所，舞廳又分為歌舞廳(又稱卡巴萊，Cabaret)和舞廳。
根據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的《上海警察》資料資料，到1936年上海有超過三百家的卡巴萊和娛樂場所。
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文化出版業也迎來了高度繁榮。當時的上海已經是中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上海的租界擁有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出版政策比其他地方寬鬆，在複雜的政治環境裡保留出一塊自由發聲的堡壘。自由多樣的印刷出版文化一時間吸引了各派文人作家與激進的革命人士來此定居。《申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迅速崛起的。何書桓任職的1935年到1936年，《申報》正剛剛走出最鼎盛的黃金期。
說到30年代《申報》的繁榮，必須提到的人物是史量才。史量才曾和黃炎培一起積極參與政治運動，但辛亥革命失敗後心灰意冷，開始把經歷轉移到新聞事業上。
1912年，史量才接手了經營困難、年銷量為7000份的《申報》，透過建造現代化新聞大廈、更新印刷裝置、改進文字排版、增設新欄目、開展廣告業務等手段，大大提升報紙銷量。
同時，他招聘了黃遠生、邵飄萍、陳景韓、戈公振等一批優秀的專職記者編輯，並建立特約撰稿人制度。《申報》先後接辦《時事新報》，收購《新聞報》，在上海乃至全國，已無對手。直至1933年，《申報》創造出15萬份的年銷量神話。
在瓊瑤的劇情設定裡，何書桓在報社要求去北京採訪學生運動，也是有事實根據的。他的職業偶像恐怕是黃遠生和邵飄萍兩位前輩。
漢口路309號，就是何書桓工作的地方——申報館，頗具新古典主義風格：鋼筋混凝土結構，複合式壁柱支撐，底層大廳天花弧拱狀，佐以精緻的石膏花飾。這條街道就是頭名響亮的上海報業“艦隊街”——望平街(今山東中路)。
除了報業集團的財力雄厚外，還值得何書桓驕傲的是：《申報》一直代表進步力量，保持新聞人該有的姿態和品格。“九一八”事變後，史量才常告誡同仁：“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報紙的報道風格也變成“傳達公正輿論，訴說民眾痛苦”，《申報》也自然受到抗日力量和進步學生的喜愛。
除了政治立場，學界一直認為《申報》副刊與中國近代文學的興起密切相關。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11年8月24日創刊的《自由談》。
1932年法國留學歸來的黎烈文被要求擔任《自由談》編輯，幫助周瘦鵑一起改進副刊工作。黎烈文的編輯態度是廣泛用稿，他公開發表宣告稱：“《自由談》不是一個人或一部分人的《自由談》。”在黎烈文任職期間，不管“左”、“右”、中間派，或是自由主義的精英知識分子，都在上面發表過文章。
作者有魯迅、茅盾、郁達夫、沈從文、老舍、巴金、林語堂、鄭振鐸、葉聖陶、陳望道、夏丏尊、章太炎、柳亞子、瞿秋白、張天翼、施蟄存、穆世英、臧克家……可見其影響之大，分量之重。
而《自由談》可以說是雜文發展的一個里程碑。魯迅自1933年1月30日在《自由談》第一次刊出雜文起，用了40多個筆名，先後發表128篇文章，這是他在報紙上集中發表文章數量最多的階段。從此，雜文不再被視為“雞零狗碎”，而成為一種獨具光彩的新型文體。
在《申報》上誕生了諸多中國近代文學史之最。如《申報》是近代中國至今可見的第一份刊登小說和翻譯小說的報紙;申報還作為一個出版機構創辦了中國第一份文藝期刊《瀛寰瑣紀》，是近代中國最早以現代印刷技術印製出版小說的機構等。
除了新聞、副刊，《申報》見長的還有廣告。《申報》刊登的廣告種類繁多，形式新穎，有商業廣告，也有人事廣告，而商品的國別也可使其被稱為“萬國舞臺”。
它可以被認為當時上海的社會風尚和流行文化的縮版。
甚至蔣介石的重要事務也在《申報》上釋出，昭告全國，例如結婚和重大任命。
《申報》在當時的影響力足以使何書桓自信地亮出他的記者證，這或許才是秦五爺在發現自己被偷拍刊登報紙後不敢發作的歷史原因。
1872年的今天，《申報》由通曉漢語的英國商人美查(Ernest Major，1841–1908)在上海創辦。從1872年4月30日創刊，至1949年5月27日停刊，從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歷時77年，《申報》共出版25600號。它是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也對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今天，當我們回望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那些自由不羈的靈魂，依然為之觸動。
對每一個文化產業從業者來說，回溯歷史，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當下”。從興衰起伏的輪迴中，我們勘破時代風尚變幻的規律，從而以更開闊的視野，迎接行業潛在的“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