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人民日報》記者李輝告訴我，沈老師同意見我。由於李輝要出差，我們商定，他一回來就陪我去崇文門沈老師的寓所拜訪他。沒想到，五月間沈從文老師這顆文壇巨星，突然隕落，就失去了機會。”這是蕭乾親筆寫下的話。
蕭乾是著名記者、作家與翻譯家，他曾說，沈從文“是我的恩師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藝道路的人”。
然而，1974年，兩人意外發生齬齷，沈從文甚至寫了親筆信，讓夫人張兆和轉給蕭乾，稱自己去世後，不許蕭乾參加追悼會，亦不許他寫悼念文章，否則訴諸法律。
究竟是什麼，讓一向平和的沈從文如此決絕?兩人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沈從文對蕭乾恩重如山
蕭乾生於1910年，北京人，本名肖秉乾、蕭炳乾，小沈從文近8歲。
1929 年秋，蕭乾考入不需文憑的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班，講授現代文學課的是來自清華大學的楊振聲，因蕭乾在《燕大月刊》上先後發表了小說《梨皮》《人散後》，1930年，楊振聲介紹蕭乾去採訪當時的文壇領袖沈從文。
首次見面，沈從文便請蕭乾到東安市場的小館中吃飯，沈從文手寫菜名後，蕭乾欲收藏，對夥計說：這個選單給我吧，我再給您抄一遍。沈從文則說：“要菜單幹嗎?以後我會給你寫信，寫很長的信。”
1931年，沈從文去國立青島大學任教，果然給蕭乾寫了很多信。
1932年，蕭乾跑到福州某中學當了一年語文老師，1933年回京，恰好沈從文也回了北京，便寫信邀蕭乾來家中玩，並鼓勵他：“我希望你每月只寫三兩個短篇，然後挑出最滿意的再來看我。沒有寫成不要來見我。”當年9月29日，蕭乾將新寫成的短篇小說《蠶》寄給沈從文，時沈在《大公報》主編副刊。
11月1日，蕭乾在瀏覽《大公報》時，意外發現《蠶》已發表，幾天後，沈從文來信，說一位“絕頂聰明的小姐”想見蕭乾。這位“小姐”，就是林徽因。林徽因對《蠶》極推賞，蕭乾因此走進“太太的客廳”，成為“京派”新銳作家。
以後，蕭乾的《小蔣》《郵票》《花子與老黃》《鄧山東》《印子車的命運》等，均經沈從文之手，發表在《大公報》上。
1935年初春，蕭乾還沒畢業，就因沈從文、楊振聲推薦，被《大公報》錄用。
“抗戰”爆發後，《大公報》裁撤副刊，蕭乾流亡到武漢，沈從文和楊振聲幫他找到住處和工作，後蕭乾失業8個月，沈、楊從每月工資中省下50元給蕭用。
1938年，在巴金鼓勵下，蕭乾根據自己的初戀故事寫成長篇小說《夢之谷》，引起轟動，被贊為“現代中國文學中最有分量和魅力的自傳性愛情悲劇的詩情小說之一”，但此後蕭乾便不再寫小說。
對此，蕭乾的解釋是他發現自己“只會在一小塊畫面上勾勒，不能從事人物眾多的大幅畫面的創作”“我及時發現了自己的能力限度”。蕭乾曾想寫諷刺小說，但後來翻譯了《好兵帥克》，自嘆不如，“每當我手癢想寫時，我總立刻把它管住”。蕭乾也喜歡詩，但“很早就發現自己缺乏詩才。我喜歡讀詩，但平生沒寫過一行”。
筆者曾就此諮詢過蕭乾的夫人文潔若，文老說，主要原因是蕭乾留了很多創作筆記，想將來再寫，這些筆記後來全部遺失，沒素材了，自然沒法再寫。改革開放後，蕭乾曾寫過幾個短篇小說，還給巴金去信報喜，但文老認為，這些小說水平不高，無法與蕭乾早期創作相比。
1939年，蕭乾赴英，成為“二戰”期間歐洲戰場上唯一的中國記者。
師徒都捱了郭沫若的罵
1946年，蕭乾回國，仍在《大公報》任職。
1947年，洪深負責戲劇週刊，張羅給田漢祝壽，電話請人寫祝壽詞，對方不願意，洪大聲斥責道：“戲劇這碗飯你還想不想吃了?”蕭乾聽了，極為反感。
恰逢“五四”週年紀念，報社要出社評，蕭乾便寫了《中國文藝往哪裡走?》，批評道：“近來文壇上彼此稱公稱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風氣，而人在中年，便大張壽筵，尤令人感到暮氣。蕭伯納去年90大壽，生日那天猶為原子問題向報館投函。中國文學革命一共剛28年，這現象的確可怕得令人毛骨驚然。”
蕭乾本是針對田漢，卻引郭沫若、茅盾不滿。因1941年郭沫若50歲時曾“大張壽筵”，1945年茅盾50歲時文壇也曾賀電不斷。
按慣例，社評不署名，但郭沫若“恐怕做了周密充分的調查研究”，知道了內情。多年後，蕭乾曾撰文後悔道：“稱公稱老，本來就是民族的好傳統，無可厚非……茅盾先生是忠厚長者，心裡當然也不悅，但解放初期在《譯文》編務上，他仍不斷給我以支援和指導。另一位長者剛到了香港就向我大潑糞水，恨不得置之死地。”
所謂“糞水”，是指十個月後，郭沫若於1948年2 月 10 日寫就《斥反動文藝》，稱蕭乾是“黑色文藝”，沈從文則是“桃紅色文藝”。對這篇文章，蕭乾後來說，“支配我的政治命運達三十年之久”。
1949年1月上旬，北平和平解放，北京大學學生將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抄成大字報張貼，沈從文長子沈龍朱看後，覺得粉紅色還可以，但沈從文精神壓力極大，同年3月28日，沈選擇自殺，被救後一度住進精神病院。
對沈的自殺，說法紛紜。張兆和認為“外界壓力並不如想象的大，他自己心上的壓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
錢理群則認為，沈的自殺也有家庭糾紛的原因。1936年春節時，沈從文曾與福建女作家高韻秀(筆名高青子)發生婚外情，綿延數年，好容易割斷這段情緣，沈從文又與小姨子發生了一段曖昧關係。1949年5月10日，張兆和去華北大學學習，沈從文擔心張一去不返，以致精神崩潰。
郭沫若與沈從文有舊怨，1930年，沈從文曾撰文稱“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說方面他應該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郭沫若用英雄誇大樣子，有時使人發笑”。自此之後，沈從文的文章只要涉及郭沫若，郭必犀利回擊。
1964年，沈從文專注於《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次宴會上，沈與郭鄰座，郭主動提議給沈的書寫序言，並於幾天後將文章送給沈，表達了和解之意，但該書直到1981年才獲准出版，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沈從文並未使用郭序。
沈從文曾落井下石
1957年，蕭乾被打成“右派”，在文聯召開的批鬥會上，沈從文突然說“我知道蕭乾早在1930年就同美帝國主義相互勾結上了”。文潔若當時也在場，親耳聽到這些話。
所謂“勾結”，是指1931年6月1日至1931年7月 29日，美國青年安瀾創辦英文《中國剪報》，請蕭乾當編輯，當時蕭還是大學生，總共出了8期，因銷路不暢，安瀾賠光錢後便停刊了。對這段歷史，沈從文再清楚不過，為何還要落井下石?
這或與1949年後雙方境遇變化有關。
1949年後，沈從文告別文壇，在歷史博物館當了講解員，據林斤瀾先生說，“歷史博物館有很多辦公室，別人都有，就是不給沈從文”。一次，沈被通知參與接待一位市領導，他去得早，等了很長一段時間，來的竟是副市長吳晗，沈連忙躲開，領導追問，沈說：“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對待我。”因吳晗是他的學生。但張允和說，當年沈從文追張兆和時，寫了很多情書，吳晗也寫過一些。
此階段的沈從文頗為落寞、惶惑，而蕭乾則正相反，堪稱春風得意。
1951年，蕭乾發表了《在土地改革中學習》，得到毛澤東讚賞，稱：“寫得很好，請為廣播，發各地登載，並可出單行本。”1956年，蕭乾當上《文藝報》副總編，當年冬天，還享受到3 噸“火苗旺”“又不臭”的陽泉煤的“特殊待遇”，住房條件也得到改善。
然而，蕭乾的好運維持時間不長，因在“反右”中發言不慎，一下又跌到谷底。
1957年，曹禺撰文說：“蕭乾是文化界熟識的人，他很聰明，能寫作，中、英文都好。但是他有一個毛病，就是圓滑、深沉，叫人摸不著他的底。過去，他曾在混水裡鑽來鑽去，自以為是龍一樣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裡，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分明是一條泥鰍了。”還說：“他的前妻梅韜同志講，蕭乾一生為人做事都腳踏兩條船，從不落空。他的格言是，準備最壞的，希望最好的……蕭乾，你這腳踏兩條船的政客，你這隻腳踩著共產黨的船，你那隻腳踩著誰的船?”
蕭乾晚年在自傳中，毫不客氣地回擊說：曹禺才是一隻大泥鰍，一生都在演戲。
曹禺的評價體現出部分作家對蕭乾的微詞，錢鍾書說“盛年時過於鋒芒畢露”，沈從文也說“他(蕭乾)始終是不大妥當一位”。沈從文被冷落，遠在上海的巴金一到北京，必來拜訪，沈曾嘆道：“那些身在北京城的人，也像是在北京城打聽不出我的住址，從不想到找找我。”
一次蕭乾陪外賓參觀故宮，恰好沈從文負責講解，蕭感到很辛酸，只好遠遠躲開。據林斤瀾稱，蕭乾對沈從文也有一句難聽的話：“他賣鄉下人。”沈從文只是說：“他聰明過人。”
沈從文對蕭乾不滿，還有一種可能，1957年蕭曾代表《文藝報》找沈，鼓動他鳴放，文潔若說：“沈搖搖頭，根本未搭理蕭……跟著蕭跑，會有什麼樣的政治後果，就不難想象了。”
1964年6月，蕭乾被“摘帽”，曾設家宴請沈從文、張兆和。
師徒二人離奇分手
“文革”中，蕭乾與沈從文一家均遭遇磨難，但雙方書信不斷，沈給蕭寫過幾封長信，可見二人關係密切。
1973年2月，蕭乾從“幹校”請假回京看病，拜訪了沈從文，見沈一人住在一間平房中，而夫人和孩子住在別處，沈有高血壓和心臟病，十分不便，於是託人給沈從文解決住房問題，但未成功，便隨口告訴了張兆和。很快蕭乾收到了沈從文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指責他多管閒事。不久，兩人路遇，沈從文斥責道：我住房的問題，用不著你張羅。你知道嗎，我還要申請入黨呢。
蕭乾呆住了，後來他曾說：我希望我從沒聽到過這句話。
對於沈從文的離奇回應，蕭乾認為，沈從文並不是真的要入黨，而是藉此表明，自己還沒像蕭乾那樣淪為次等公民。
以後蕭乾給沈從文去信解釋，但沈從文又回了幾封長信罵蕭，這些信後來蕭乾退給張兆和，沈從文晚年助手、考古學家王予予曾看到過，說“措詞之嚴厲是不可想象的”，還說沈從文晚年一提蕭乾就生氣，對家人說，在百年之後，不讓蕭乾參加他的身後事，“不準沾他邊兒”。
對於沈從文的過激反應，常見解釋有三種。
一是當時沈從文自得其樂，不想讓張兆和搬來一起住。因張兆和與孩子們追求進步，常批評沈從文思想太頑固，需要改造，每當沈從文說“雨愁人得很”時，孩子就說“翻身農民不會這樣想”。但沈從文當時見客，都靠張兆和在旁施以眼色，幫助他“把關”，可見，沈從文是離不開張兆和的。
二是與沈從文和丁玲矛盾相關，兩人本是同鄉，關係一直不錯，但1980年3月號《詩刊》上，丁玲突然怒斥沈40多年前創作的《記丁玲》，稱此書“胡言亂語”，並說作者“無知、無情”，是“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
沈從文雖未公開回應，但晚年私下提起丁玲時，用語刻薄：“她可以說亂得很(指私生活不檢點)，長得又不好……跟蕭乾也有來往。”“什麼斯大林獎金(丁玲曾獲二等斯大林文學獎金)，那個完全是政治上的。就是捧場，就是‘造神’的運動。”
蕭乾與丁玲關係較好，“文革”後，蕭乾是最早發表丁玲文章的編輯之一，外界由此得知丁玲還活著，丁玲恢復工作後，蕭乾作為下級，曾和她共事過一段時間。但1974年時，沈從文與丁玲尚未發生矛盾。
三是沈從文可能聽到一些關於蕭乾的傳聞。據著名詩人牛漢說，蕭乾愛打小報告，常複寫四五份，分發給社領導、人事處等。“文革”中人事檔案公開，他的小報告展現在大家面前，大家氣得不行。編譯所開了一次批鬥會，要蕭乾交代，蕭乾說：“我是老記者，技癢，不寫不成哪……”牛漢還說，“文革”中，有一天軍宣隊帶大家到潮白河游泳，蕭乾被捲進旋渦，眼看要沉下去，是牛漢救了他。事後有人埋怨牛漢，說救他幹嗎，死了活該!
筆者曾就此事諮詢過文潔若，文老說，蕭乾所有交待材料都是經她手遞交上去的，從沒見過小報告，在交待材料中，蕭乾從不提任何人，但蕭乾有隨手記東西的習慣，是否被抄走，給別人帶來麻煩，就不敢保證了。
沈從文是否聽到了相關傳言，找轍拒蕭乾於千里之外?但這卻解釋不了，為何“文革”結束後沈從文依然不肯原諒蕭乾。
兩個沈從文
也許，應把沈蕭矛盾放到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巨匠，一生遭際坎坷，卻努力保持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風範，這使後人不自覺地將其拔高，視為人格典範，卻忽略了，沈從文也是多面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
1956年，沈從文被增選為政協特邀委員，他發言說：“我相信了共產黨。我一定要好好的向優秀黨員看齊……努力作一個毛澤東時代的新知識分子。”對於批判胡風運動，沈從文堅決支援，他寫信給大哥說：“這裡正是全面在討論胡風問題。這個人過去(抗戰前和抗戰中)我總以為他在代表黨，批評這個，打擊那個。現在才明白是他自己一套，有一小集團，這裡佈置那裡佈置，爭領導權!更絕不是黨的代言人!”
1959年，蘇聯成功發射“月球1號”探測器，沈從文非常激動，寫信說：“我覺得真是隻有請求入黨，來紀念這件大事，才足以表示社會主義陣營理想全面的擁護和成功深深信心。”可好友丁西林拉他入黨，沈從文又表示沒興趣。
1960年初，還在“三年自然災害”中，沈從文在井岡山住了3個月，蒐集了10萬字素材，卻未能寫成小說，後來寫了幾首“詩”，如：
延安城雖小，
茂材叢集英，
馬列勤學習，
勞作共艱辛。
青春冶一爐，
集體成巨人。
1970年，在給蕭乾的長信中，沈從文說：“寫了首《紅衛星上天》長詩，如有機會在另一時公開。可惜照目前情形說來，我大致不會看到這首詩發表了。這也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時代多偉大，個人實在小得可笑。”
1949年後沈從文的內心是不穩定的，在“承認自我”與“否定自我”之間反覆徘徊、猶豫不決，時而被“左”的潮流裹挾，時而又向自由主義迴歸，應該說，兩個沈從文組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沈從文，否則很難理解沈從文的行事為何飄忽不定。
僅舉一例，梁實秋晚年曾寫過很多回憶昔日文友的隨筆，僅憶老舍就有三篇，他回憶冰心的文章讓冰心“十分感激，曾寫一封信，託人從美國轉給他，並懇切地請他回來看一看新中國的實在情況”，可沈從文看到梁的文章後，卻說“最無聊文人梁實秋，還在西雅圖寫文章追悼我”“為臺灣宣傳加鹽加醋”，梁實秋誤以為沈從文死於“文革”中，但並無惡意，對於激烈回應，沈從文自稱在“配合政治”，但學者多認為，沈的回應，可能與梁未大加誇讚沈的文章有關。
1988年4月21日，《人民日報》記者李輝問沈從文：“你們老也老了，和好不行嗎?要是他(指蕭乾)來見你，你趕不趕他走?”沈沉吟了一會兒，說：“來看我，我趕他幹什麼?”李輝與蕭乾約定，出差回來後一起去拜訪沈從文。
沒想到，5月10日，沈從文因心臟病發作去世，兩位老人最終未能在此岸冰釋前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