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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歲末，中華書局組織“伯鴻書香獎《史記》主題遊”，前往司馬遷故里陝西韓城考察，我受邀參加。三天兩夜的行程安排緊湊，考察團的足跡得以覆蓋韓城主要的古蹟名勝，其中的重頭戲無疑是拜謁司馬遷墓和祠。在這裡，我想談談步履所至、視線所及的直觀印象，以及回京後翻檢史籍得到的粗淺認識，以供留意關中古蹟的朋友們參考。
▲遠眺司馬遷祠墓
司馬遷墓和祠位於韓城城區以南10公里的芝川鎮韓奕坡，1982年被公佈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韓城第一處國保單位。韓奕坡不同於關中常見的黃土塬，是一座陡峭的石頭山，雖然談不上巍峨，但斷崖千仞蒼松掛壁，讓人初見即為之一震。滄桑斑駁的司馬古道依北坡而上，一曲三折，自山腳至頂端依次串起“漢太史司馬祠”坊、山門、“高山仰止”坊、“史筆昭世”坊、“河山之陽”坊、祠門、獻殿、寢殿和墓冢，形成一組規模頗宏、錯落有致的古建築群。
據《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六世祖司馬靳“葬於華池”，高祖司馬昌、曾祖司馬無澤、祖父司馬喜等“皆葬高門”，據酈道元《水經注》卷四《河水》，黃河從龍門奔出後，右岸接納的支流中有一條“陶渠水”，也就是今天的芝川河，發源於韓城以西的梁山，自西北向東南流：
逕漢陽太守殷濟精廬南，俗謂之子夏廟。陶水又南逕高門南，蓋層阜墮缺，故流高門之稱矣。又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故司馬遷《碑文》雲：高門華池，在茲夏陽。今高門東去華池三里。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
“華池”“高門”北魏時尚有其名，“華池”為一個周長三百六十步的池子，而趙一清校語“高門下落原字”，故“高門”當為“高門原”，符合“層阜墮缺”的地理風貌。酈道元認為“華池”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由此再往西三里乃高門原。《水經注》下文又云“夏陽縣故城”，可見高門、華池所依的夏陽城並非北魏夏陽縣城，而是更早的縣治所在。1986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呼林貴等在今韓城西南10公里處調查發現一座依塬而建的古城遺址，該城平面略呈長方形，東西長約1.75公里，南北長約1.5公里，認為夯土城牆和城內建築基址的夯窩以及採集到建築構件等具有戰國秦漢時期的特點，且城南即為芝川河，加之當地尚有高門、華池二村名，故判定即為秦至西漢夏陽縣城。（呼林貴《陝西韓城秦漢夏陽故城遺址勘查記》，《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6期） 這與唐代《括地誌》卷一“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的記載頗合，因為唐代的韓城縣治便是今天的韓城老城區，不過《括地誌》又說“夏陽故城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參照前引《水經注》的記載，高門原實際上在夏陽城西，故與司馬遷墓無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古城遺址東南約兩公里即為韓奕坡，假若今日所見的山頂墓冢確為太史公墓，那麼他當時未葬入夏陽城西北的祖塋，這與《水經注》接下來的描述吻合：
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桓。《太史公自敘》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溪水東南流入河。
這幾句話便是最早直接記載太史公葬地的文字，向來為人熟知。我在進入太史公墓祠前，注意到從北向南要先經過一座名叫“芝水橋”的古橋，橋下之河便是“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的陶渠水，它再往東流不到多遠便注入黃河。
不過令人頗感意外的是，酈道元並沒描述韓奕坡這座醒目的高崗。如果讀一下《水經注》對於同在華北地區的幾座東漢晚期官員墓地的描述，如卒於熹平元年（172）的荊州刺史李剛墓和司隸校尉魯峻墓（同載（《水經注》卷八《濟水》）、卒於建寧年間（168-172）的桂陽太守趙越墓（《水經注》卷九《清水》）、弘農太守張伯雅墓（《水經注》卷二十二《洧水》），會發現酈道元不僅詳盡描述了墓冢、垣牆、祠廟、石刻這些地面設施的形制與紋飾，而且以“不甚傷毀”“磨瑩鮮明”“俱碎，淪毀莫記”“物謝時淪，凋毀殆盡”的生動形容把讀者帶回歷史的現場。相比之下，酈道元面對司馬遷這位文化巨人，只有“墓前有廟，廟前有碑”寥寥幾筆，實在太惜筆墨。不由讓我懷疑酈道元是否曾親臨此地。
根據文意，酈道元判定這裡“是其墳墟所在矣”的依據來自殷濟營建墓祠的事蹟，根據前文“逕漢陽太守殷濟精廬南，俗謂之子夏廟。”可知殷濟也是夏陽人，為司馬遷的同鄉，而且在後世也有聲名，但殷濟這個人似不見於他處記載，王國維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指出“漢永嘉無四年，晉永嘉時又無漢陽郡，此雲‘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疑四字或誤”。歷史上東漢和北魏有過漢陽郡的設定：東漢明帝永平十七年（74）改天水郡為漢陽郡（《後漢書·郡國志》），東漢涼州刺史部治所便在漢陽郡郡治冀縣，三國之後複名天水郡，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再置漢陽郡（444），屬南秦州，七年（446）分天水郡又置漢陽郡，屬秦州（（《魏書·地形志》），上述地點均在今甘肅天水一帶。那麼，有無可能酈道元是將北魏當時的行政區劃名稱冠在古人頭上？殷濟或為西晉某任天水太守？“永嘉四年”即為公元310年？惜皆不可考。不過永嘉四年可不是天下太平的年份，劉漢軍隊在北方繼續攻城略地，戰火連天，西晉政權搖搖欲墜，這一年的夏天還發生了嚴重的蝗災。回到故鄉的殷太守組織人力為他的偶像建石室、立碑、樹桓，看起來不是一個小工程，當地還有餘力大興土木，進行這項文化建設嗎？
實際上，以漢代葬俗而言，建在山頂的墓葬型別一般屬於崖洞墓，韓奕坡上毫無此般痕跡，關中也沒有這樣的例子，出現在我眼前的太史公墓冢是個圓形土包，周砌磚牆，顯然形制晚近，墓前有陝西巡撫畢沅立於乾隆丙申年（1776）秋天的“漢太史司馬公墓”碑一通。由此大概可以推測酈道元瞭解到的太史公“墳墟”，地望確實在今天韓奕坡一帶，但是否當時就已位於山頂，則要打上大大的問號。今天所見司馬遷墓祠的建築格局恐怕更符合寺院的設計理念，當我在霧氣中一步步走近太史公，如朝天上宮闕。
▲司馬遷祠墓大門
▲司馬遷祠墓的獻殿內碑刻，後為享殿
▲司馬遷祠墓享殿
高居山頂的寢殿闊三間，進深五架樑，前方建有四面開敞的獻殿。獻殿內外，滿目碑石，見證了歷代修繕司馬遷墓祠的事蹟。據北宋靖康元年（1126）所立《芝川新修太史公廟記》記載，北宋末年韓城縣令尹陽曾在前一年對司馬遷祠墓進行過大修，寢殿、獻殿形制古樸，被普遍認為與碑文所云“即公之墓為五架四楹之室，又為復屋以崇之，既宏既完矣”關係密切。這種格局很容易讓人想起太原晉祠，後者的聖母殿是北宋建築，獻殿是金代建築，這次在韓城老城北營廟裡的關王祠，我也見到類似的格局，這組建築群始建於元至大二年（1309）。司馬遷墓祠現存最早的碑刻，是北宋治平元年（1064）太常博士知同州韓城縣事李奎所立的詩碑《司馬太史廟詩二首》，“生在龍門境，葬臨韓奕坡”的詩句可以佐證，韓奕坡至晚在北宋中期已被視為太史公的魂歸之處，而李奎當年所見的情景是“荒祠鄰后土，孤冢壓黃河。澽水愁聲遠，梁山慘色多。”祠廟從興建到廢傾恐怕會有相當長的過程，那麼韓奕坡成為紀念地的時間大概會更早一些。
▲北宋治平元年(1064)碑
韓城雖然是個小地方，但放在更大的地理空間看，這裡具有節點意義。我們是在西安集合後乘坐大巴車前往韓城的，出西安城向東北方向駛去，我注意到所走的京昆高速（G5）大致貼著關中盆地北緣，一路經過的富平、蒲城等縣分佈有多座唐代帝陵，它們正是選址北山山系的南麓，斜向地一字排開。韓城位於這塊盆地的東北角上，又正好是黃土高原與關中盆地的過渡區，東邊的黃河自北向南流出晉陝大峽谷後，在此河床變寬、水流放緩，使得韓城很早便是溝通關中與三晉的要道門戶。具體而言，司馬遷墓祠所在的芝川鎮更是黃河上的重要津渡，在太史公生活的時代便為人矚目。1960年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芝川鎮南門外300米處調查發現一處古遺址，採集到大量破碎的建築構件，不少帶有銘文，其中一塊磚上模印“夏陽扶荔宮合壁與天地無極”十二字，證明此地是漢武帝時所建的扶荔宮遺址（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韓城芝川漢扶荔宮遺址的發現》，《考古》1961年第3期），這個地點正位於韓奕坡下東南，可謂近在咫尺。
武帝為何要在此設立行宮？答案在黃河對面，東岸的山西萬榮境內有著名的汾陰后土祠。如所周知漢武帝曾數次前往汾陰祀土，《漢書·武帝紀》記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禮畢，行幸滎陽。”走的路線正是從長安先到夏陽，然後渡河至汾陰，修建后土祠，而建議武帝去汾陰祀土的大臣之一便是司馬遷之父，時任太史公的司馬談。直至近代，芝川渡口依然繁忙，1937年夏秋之際，八路軍出陝西，入山西抗日，選擇的渡河地點也在這裡，如今在韓奕坡下東南立有“八路軍東渡黃河出師抗日紀念碑”。
▲司馬遷墓
在如此重要的交通線上，司馬遷墓祠成為一處俯瞰山川的人文景觀，也方便過往君子登臨觀瞻，多重歷史就此在韓奕坡交匯，留給後人無盡的思考。
（作者單位：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
編輯：韓旭川
稽核：王龍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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