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春秋戰國開始，“四書”作為子學著作，到漢代逐步變為傳記之學，到宋代演變發展成為儒家的核心經典——
朱子因何將“四書”放得那麼高？
□ 本報記者 於國鵬
由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和旅遊廳主辦，省圖書館尼山書院承辦的“朱子學公開課”上，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國學院院長、教授朱漢民以《朱子與〈四書章句集註〉》為題，從“四書”學的演變、朱子“四書”學與理學、朱子“四書”學的道統論三個方面，闡釋並論證了作為先秦儒家子學典籍的“四書”，正是經過朱子合編並重新註釋，形成了系統化、哲學化的經典體系，最終成為儒家的核心經典。
朱漢民認為，在“四書”原典中，“仁”是其中的思想核心；而在朱子建構的“四書”學，“理”則成為新經典體系的思想核心。朱子將“四書”學納入到天理論體系，從而將儒學史上“禮—仁—理”的歷史演變，化為一種以“天理”統攝“禮—仁”的邏輯體系。
讀“四書”如吃熟飯
“四書”，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這四部著作的合稱。
在朱子之前，“四書”尚是分散的四部書，甚至只是篇章。朱子編撰《四書章句集註》之後，形成了“四書”的概念，這四部書因此變成了一個系統化、經典化的體系。宋至明清，“四書”成為讀書人必讀的核心經典，對後世的學術思想和文化教育、意識形態、科舉制度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儒學史和經學史來觀察，“四書”屬於早期儒家的子學著作。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學者聚徒講學，他們的弟子們記錄、編撰、儲存、傳播，後來這些典籍被稱為“諸子學”。在這一時期，“四書”都屬諸子學的範圍。
比如說《論語》，應屬自“六經”以外立書的第一本子學著作，而孔子本身也是開創春秋戰國以來的私人講學第一人。按照現代學者蔣伯潛先生的觀點，《論語》如果不是另立書名的話，其實書名可以就叫“孔子”。當然，《論語》這部書的地位，後世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最初還是屬於子學。
漢代之後，這些子學著作的地位已經在發生變化，開始由諸子學變成“六經”的傳記之學。至宋代，朱子開始把漢代作為傳記的“四書”提升為獨立的經典。朱子用四十多年時間鑽研“四書”，撰寫了《四書章句集註》等著作。他說：“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及乎六經。”顯然，他將“四書”的地位提高到了“六經”之上。
這也就意味著，之前瞭解儒學，首先要讀“六經”，而按照宋儒、按照朱子的觀點，首先要學“四書”才是正確的。朱子還打過一個比方：《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拿來即可果腹充飢。看其他《經》是打禾為飯。意思再明白不過了，讀“六經”要花很大的功夫，就像我們要吃飯，需要先到田裡面打禾，然後才能做飯。但是讀“四書”不一樣，“四書”如同現成的米，只需把現成的米拿來做飯，就可以獲得營養，就能獲得文化和思想的進益。“四書”和“六經”孰輕孰重，不言而喻。
朱漢民認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地位在宋代無疑得到了空前提升，更加重要的是，朱子和宋儒對“四書”所做的重新闡釋，使其思想內涵發生了重要變化。“四書”學的這段演變過程，簡單概括起來可以說：從春秋戰國開始，“四書”作為子學著作，到漢代逐步變為傳記之學，到宋代演變發展成為儒家的核心經典。
“天理”統攝“禮”“仁”
在學術史上，宋代儒學被一些學者稱為“新儒學”，因為其思想體系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擁有一個非常複雜、龐大、系統化的哲學思想體系，其中包括理學。而理學本身，又包括一套理氣論、心性論、格物致知論等內容，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系統的、縝密的思想體系。
朱漢民說，同樣是講仁義禮智信，宋代儒學的觀點與早期儒家就大不一樣。比方同樣講心性論，《孟子》《中庸》講心性，與理學講的心性不同，理學講心性有其自身特點。“格物致知”，也就是《大學》裡面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它有一套“三綱”“八目”，但這些內容到了宋代儒家，特別是到了朱子那裡，又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改變。同樣的內容，比如說孔子解釋“仁愛”，孟子解釋“心性”，都很平實，但朱子的解釋就顯得非常高深，非常複雜，非常形而上。
朱子為什麼這麼做？實際上，他並非刻意把淺顯的道理講得很高深。他從儒家的子學著作裡挑出“四書”，並以這種方式進行闡釋，是為了建構自己的新儒學思想體系，即理學的思想體系。反過來看，朱子對“四書”作出的一些創造性解釋，大大提升了“四書”原典的思想內涵。
從這個角度來說，朱子“四書學”的經典重建，其實也可以理解為“新仁學”的重建。他對“仁”有很多新的思考和理解，提升了仁學的形而上的意義。例如，按照孔子的觀點，仁學就是愛人，是“忠恕”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恭、寬、信、敏、惠”，這都是非常平實的。但是，朱子把它理解為“天理”。這裡的“天理”，首先是仁道，但又不僅僅如此，它同時還是天道，也就是說，“仁”是仁道和天道合一的。這樣的解釋闡發，既強化了仁學的哲學意義，也強化了其信仰意義。
在朱子建立的“四書學”裡面，“理”開始成為新經典體系的思想核心。儒學史上“禮—仁—理”的演進過程，即周公的“禮”、商代的“禮”，到春秋戰國的“仁”，再到宋代“天理”的“理”這樣的演進過程，在朱子的“四書學”體系或者說理學體系裡，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它是一個邏輯的體系，即“天理”可以統攝“禮”和“仁”。這也意味著，原來一個實踐性的歷程，經過朱子闡釋發展，變成了一個空間化的、邏輯化的體系。
朱子的“理”，首先是指人文之理，也包括做人的道理。朱子認為，除此之外，人的身體還會生病，大自然還有很多節律，背後也有“理”在支配著。按照朱子的說法，它們是同一個“理”，可以統稱之為“天理”。用“天理”論來解釋“四書”所包含人文的、道德的規範，就把原來的人文道德規範提升到“天理”的高度，提升為一個普遍化、形上化的哲學範疇。
朱漢民認為，孔子以“禮”歸“仁”，創造了仁義道德的精神文明，而朱子進一步提升“理”和“仁”的哲學意義和宗教意義，建構了一種既包含“理”的制度和“仁”的精神，又具有“天理”的哲學化和“天心”的信仰的文明體系，這是理學化“四書學”的一個最大特點，由此也可以判斷，“朱子學”包括朱子的《四書章句集註》，確實代表了一種新的儒學，而這種新的儒學是哲學化、宗教化的一個儒學體系。
經筵講官的雙重使命
朱漢民說，朱子“四書學”的“道統論”，是理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而“道統論”真正的確立，也是和“四書學”聯絡在一起的。正由於朱子建立了“四書學”，才使“道統論”獲得了堅實的文獻基礎、經典基礎，由此推動了新儒學“道統論”的形成。
早期的儒學經典裡面，其實已經蘊含著道統思想的基礎。朱子透過結集“四書”，為“四書”作序，重申道統論。
事實上，“道統論”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內容。第一，在儒、佛、道三教並盛的時候，到底哪一家才是中華文化的正統？第二，在儒學的地位確立之後，如果說儒學是中華文化的正統，哪一個學派才是代表儒學的正統？第三，當時提出了士大夫要與君王共治天下，那麼儒生士大夫與君王在這樣一個共治結構中，應該由誰來主導？
在儒、佛、道三教並盛的情況下，哪一家是中華文化的正統呢？我們知道，魏晉時玄學大盛，所謂玄學是以道家之學為主導的。至隋唐時，佛道大盛，佛道之學大興。在這樣的背景下，儒家學者提出和強調“道統”，並且特別強調儒家之道的傳承脈絡，指明其歷史源遠流長，論證其源頭遠早於佛老之學，即從堯舜時代，甚至早至伏羲時代，儒家的“道統”就已經建立起來了。這無異於宣告，中華文化的正統就是儒學。這一點，其實也表達了唐宋以來的儒家士大夫，在面臨佛道之說挑戰時的一種文化自覺。
既然儒學是代表中華文化的正統，那麼，哪一個學派才是代表儒學的正統呢？從北宋慶曆之後儒學開始復興，出現了很多位大儒，大儒們在各地民間興辦書院講學，弘揚儒學的正統地位。各地由此形成了多個很有影響力的學派。到朱子的時代，更是學派林立，書院也更加興盛。不同學派提出不同的道統觀念，但都特別強調自己的學派才是儒學的正統。而朱子在《四書章句集註》的序言裡面，特別強調了一個從堯舜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再到程朱的道統脈絡。由此，也就明顯確認，程朱學派才是孔孟學派的正統傳人，而孔孟學派正是堯舜之道的正統傳人，所以程朱學派才是真正代表儒學的正統。
朱子“四書學”建構道統論還必須解決一個重要的問題：儒家士大夫如何處理自己和帝王的關係。因為宋代倡導和追求士大夫與君王共治天下，那麼在這種架構下，誰是主導的角色呢？朱子認為，漢太祖、唐太宗都是非常有力量的帝王，但他們又和堯、舜、禹、湯、文、武完全不一樣，因為堯、舜、禹、湯、文、武這些先王們，都是依照“道”來治理天下的，所以才有“三代盛世”。而漢唐之君考慮的都是利慾，沒有考慮施行儒家之道。所以朱子感慨，“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意思是說，漢以後的歷代君王，沒有使“道統”和“王統”合一。既然“合而為一”是追求的目標，那麼如何才能實現呢？朱子認為，責任還是在儒家士大夫，因為儒家士大夫掌握著道統，有責任透過“道”去說服君王，最終實現“道統”和“王統”的合一。
正因此，宋代興起了“經筵制度”，很多儒者士大夫，特別是道學家，都曾經擔任過經筵講官。他們希望透過講學的方式，引導君主能夠迴歸“道統”。同時，他們又是士大夫身份，是朝廷的命官重臣，在擔任朝廷命官和重臣期間，要以“道”來處理政務。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朱子經常表揚范仲淹，認為范仲淹還是白衣秀才時，就能以天下為己任，出仕後又能夠積極推動宋代的社會改革，能做到這些，就是因為范仲淹自覺擔負起符合儒家之道的文化使命和“以道治天下”的政治使命。
從以上論述可以發現，“四書學”的道統看起來是道統論，是一種抽象的理論，但實質上包含著非常現實的內容，不僅體現了儒家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也表達了很強的政治使命感。
責編：馬婉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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