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院PK歐洲中世紀大學前者為皇室所用，後者為社會所用

《禮記·學記》記載道：“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從漢朝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時，我國古代最早的學堂——太學，也由此產生。太學是舉國上下的最高學府，也是唯一的官辦學府，用以儒家思想培養當代官員。

與此同時，西方中世紀的歐洲國家也同樣成立了自己的大學，著名的學者在那裡交流思維邏輯，碰撞出精彩的火花。

然而，中國的學院在順應朝代發展的時候卻在慢慢消磨，反觀歐洲的中世紀大學，始終屹立在西方精神世界裡不倒，為社會發展作出巨大的貢獻。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了兩者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呢？一、 不同社會背景下的產生原因

書院最初的原型是官辦太學。隨著王朝的更迭，不少文人志士淪落，沒有歸屬的感覺讓他們苦不堪言，於是私立學院便因此產生。

諸如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等等。在宋朝就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主張修復白鹿洞書院，他就是朱熹。

在《朱子大全》中曾有記載：“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 所以惠養一方。”即使書院的修復與重建沒有得到官府的支援，但文人對讀書的熱情促使書院快速地建立起來。

自隋唐以後，科舉制度的創立，使得普通人有了“青雲直上”的機會。在此情形之下，無論是為了求取功名，還是淡泊名利一心只讀聖賢書的，都紛紛踏入書院。

但是隨著科舉制度逐漸淪落為統治階級鞏固地位的工具，書院也因此成為了科舉制的附庸品。人人只求能夠飛黃騰達，對真正的古書不求甚解，如何還能正其學術風氣？可以說，中國古代官員制度的腐敗是書院間接墮落的原因。

與此同時的歐洲進入了中世紀，中世紀最大的特點就是沒有統治階級的專制。在中國封建制度繁盛的時候，歐洲的工商業逐漸發展起來。為了對抗封建經濟，教化好鬥的愚民，歐洲中世紀大學便由此產生了。

中世紀大學建立的目的就是為社會培養專業化的人才，真正滿足社會需要，為社會所用。歐洲的封建統治者需要僱傭專業人才來為他們服務，剛剛興起的城市同樣需要大量的專業人才。

這就與中國書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中國書院的讀書人，不是為了升官發財，就是心灰意冷，其真正能助益社會發展的實在少之又少。中世紀大學則不單單是培養一批官員，而是向社會源源不斷輸入可用之才。

由此可見，歐洲中世紀大學是滿足工商階層對知識渴求的地方，它沒有依附封建統治的制度，沒有烏煙瘴氣的功利風氣籠罩，僅僅是作為一種好學好問的時尚潮流，在中世紀開始漸漸擴大其影響力。

除此之外，十字軍東征也是促成中世紀大學迅速發展的原因。歐洲十字軍向東掠奪其他國家的土地和財富，卻也無形之間拓寬了歐洲人的視野。

華盛頓美國大學研究中心主任阿赫邁德說：“十字軍東征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此勝利的意義在於，將歐洲推向了更加文明開放的時代。阿拉伯文化的引入、古羅馬文化的重生，這些都將成為歐洲中世紀大學最有力的知識文化基礎。二、教學機構的不同管理方式

書院大都是由文人自主創立的，但是封建統治階級逐漸意識到了書院在社會中的影響力，於是也開始參與書院的執行與管理。中國古代書院從設立組織來說，就有官辦、私辦、私辦公助之分，如此情形之下，很難對書院形成統一的管理模式。

由於書院基本不受官府的控制，於是民風較為厚重。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將學術知識建立在道德基礎之上，於是在書院中探討的是樹立價值觀與知識的統一，強調社會的安定和諧。在相互的交流爭鳴之中，許多新的思想誕生，形成了濃厚的學習氛圍。

書院開放自由的辯論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思想財富，然而缺乏統一的管理和引薦，致使這些思想並未助力朝廷的作為。書院未能發揮其真正的價值，這也是導致其走下坡路的原因。

在歐洲，中世紀大學同樣對外開放，且包容性很高。然而，在中世紀的歐洲，一件新生事物被人們普遍接受的方式就是鬥爭。透過不斷地鬥爭，為自己爭得一席之地，中世紀大學同樣也是如此。最後，中世紀大學擁有了四項權力，其中的一項就是大學師生具有參政的權力。

這項權力的確立為中世紀大學提供了發展的便利。最著名的有波隆納大學和巴黎大學，這兩所大學都採用了以行會的組織形式，統一管理學校主體。

波隆納大學採用的是“以學生為行會”，由學生組織制定規章制度，維護學校利益，同時具有聘請講師、確定教學時間等一系列權力，學生的包容性和自由度都很高。

巴黎大學則是“以教師為行會”，在教師中選出最高管理者，也就是當今的校長，再逐步制定學校規章制度，這一點就與現在的學校制度體系類似。

由此可見，中國書院未能得到統一有效的管理，使得其難以發揮價值。歐洲中世紀大學不受封建統治者的約束，自行創立了大學的行政管理體系，使得資源分配合理、權力得到維護，同時提高了大學的社會地位。

書院在中國古代是傳承文化精神的象徵，在文明社會中舉足輕重。封建統治者的專制註定無法繁榮書院，恰恰相反，由於官府參與了書院的管理，使得書院的發展掣肘。如果說南宋時期是書院發展的鼎盛時期，那麼元代無疑是書院走向下坡路的最大推手。

吳鉤曾說，“元代的書院之設日加多，其弊日加甚”，書院的創立者只知假寵於有司，不知為教之大。書院不再是交流思想的聖地，而是淪落為權力的附庸。

到了明代朱家皇帝，皇權進一步強化鞏固。官府創辦了太學、州縣學和社學，目的是什麼？當然是為了將學院的控制權牢牢把握在皇室手中。與此同時，書院開始四散凋零，人們只知官家辦學，再無書院一說。盛極一時的白鹿洞書院終成為一片廢墟。

但是官府創辦學校並非是為了求取真知，而是希望透過知識的傳授，固化人們的思維方式，只為皇室所用。朱元璋下旨“改天下山長為訓導，書院田皆令入官”，以此將書院收入囊中，為己所用，還美名其曰，“教化“。

明朝統治者對書院的打壓激起了學者文人的憤怒，在明朝末年，統治者的權力逐漸鬆懈，明代學子聚眾講學、抨擊朝廷時事，以此發洩對統治階級的怨憤。但權力擁有者怎麼可能容忍落魄文人如此放肆？在幾番猛烈的打壓下，書院終於還是傾覆了。

相較於中國書院的覆滅，歐洲中世紀大學似乎一直很“走運”。由於工商業的不斷髮展，平民階級也隨之壯大。與此同時，歐洲中世紀大學那種與生俱來的鬥爭精神絲毫沒有消失，反而演變得愈加強烈。

這種鬥爭並非是一味爭取主權，而是在擁有權力的同時不斷豐富自己的學術體系，從而更好地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

在中世紀大學裡，以前那種魚龍混雜的學術已經被系統化的學科代替，每種學科逐漸形成了獨特的教育方法。在當時的中世紀，大學就有了法學、醫學、數學、物理學、經濟學等等共十餘門學科，迅猛的發展趨勢無人能擋。

除了在社會上，中世紀大學要“鬥爭”主權，在學校內部，又十分流行學術爭論。這種辯論式教學有些類似於中國書院產生新思想的辯駁，但是這無疑可以培養學生的邏輯能力和探索真知的人文精神，更有助於科學價值觀的形成。

因此，中世紀大學不僅培養了知識分子，更是在社會風氣中注入了蓬勃向上的新活力，那就是科學。科學是宗教信仰的對立面，也是推進西方文明的強大動力，在歐洲文明史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相反，中國書院也曾出現了“辯論式教學”的影子，可是終究只能是曇花一現，轉瞬便淹沒在了歷史的潮流之中。四、總結

中國古代書院與歐洲中世紀大學都是讀書之地，然而命運卻截然不同，這就在於社會歷史背景、管理制度和具體發展歷程的不同。

中國的封建統治扼殺了新思想的誕生，科舉制度使得書院淪落為權力的附庸；中世紀大學卻因為行會管理制度和高度自治權發展起來。但兩者的價值觀念、教學方式和內在精神都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借鑑意義，值得後人為此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