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時許，魯迅在上海溘然長逝，年僅56歲。
當月22日下午，上海萬人送殯，魯迅的靈柩被長長的隊伍簇擁至萬國公墓，徐徐落葬。
而遠在北平的西三條衚衕，一位老婦人也在家中為魯迅設立了靈堂。她穿著一身黑色素服，佇立在靈堂一側，畢恭畢敬地接待著前來弔唁的客人。
“大師母，節哀順變...”一句句充滿憐憫的慰問煽動著她的悲傷，她不停地回應，“有心了有心了...”
她悽楚的神情和紅腫的眼睛，給客人留下了極深的同情印象，第二天一早，報紙刊述：“朱女士年已屆五十八歲，老態龍鍾，髮髻已結白繩，眼淚盈眶，哀痛之情流露無遺。”
圖 | 朱安 攝於1917年
一
朱安，魯迅的原配夫人，她的名字，她的形象，就是在這一時期，首次出現在北平、南京的各大報紙上。
她告訴記者，魯迅去世，本應由她這個“正室”趕赴上海，親自出面料理喪事，但卻有心無力。因為婆婆在風燭殘年之際白髮人送黑髮人，打擊太大，已寸步難行，作為婆婆的貼身保姆，她實在難以走開。
那些前來採訪的記者，匆匆的來了，又匆匆的走了，沒人問一句：“朱女士，你以後的生活該怎麼辦？”
魯迅在生時，朱安除了衣食無憂之外，還保有至少10元的月零用錢，她可是從來沒有捱過一天苦日子。能嫁到這樣的男人，不要愛情也罷，這是嫁給愛情的女性的心裡話。
但魯迅去世，朱安永久地失去了她的“長期飯票”，她該怎麼辦？誰對她負責？
彷徨之中，朱安莫知所措，開始關注起那位素不相識，卻與她有同一遭遇的女人——許廣平。她給這位“妹妹”寫了一封信，但是並沒有直接寄給她，而是中轉了三叔周建人代為轉達。信中寫道：
“許妹擇期整裝，早日歸來......總之許妹與餘同一宗旨同一際遇，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養遺孤。”
在信中，朱安自來熟地與許廣平姐妹相稱，儼然以正室自居，還提出了共同教養遺孤（魯迅兒子海嬰）的願望，遂請她帶著海嬰北上，一同團聚。
圖 | 許廣平與海嬰、魯迅合影
不知許廣平看到這封信是什麼感受，但她肯定是否認了自己是魯迅“二房”的身份，當然，事實上魯迅也從未對外公開給予過她妻子名分。對於朱安提出的安排，許廣平未予理會，只是透過周建人傳話給北平西三條（朱安住處），告知自己不能北上。
許廣平拒絕來京，令魯老太太略感不安，她也去了一封信催促：“你明春能與海嬰同來一敘家庭之樂，實獲我心，最好不過的了。”
對於魯迅母親的催促，許廣平依然是委婉拒絕了。但她注意到，西三條方面對她的投注度，顯然提高了。頻繁寄給她的通訊，是深切的掛念，但也暗藏意味深濃，似乎在悄悄說：“請不要忘了我們。”
這種暗示是一定有的，魯迅去世後，西三條婆媳倆的生計問題頓失保障。三先生周建人素來清貧，有心無力，幫不上忙。二先生周作人家累繁重，加之與大哥魯迅和母親的關係都不好，指望不上。唯剩許廣平，成了婆媳倆唯一的依靠物件。
但三個女人不曾同在一個屋簷下生活，沒有感情，也向來陌生，許廣平說不定不會對西三條承擔責任。那種寄予希望，又倍感焦慮的心情，朱安和魯老太太又怎會沒有呢。
無論從那個角度出發，許廣平都絕對沒有供養朱安和魯迅母親的義務和責任，一是魯老太太尚有兩個兒子，二是朱女士是誰，魯迅的“偽太太”，這與她毫不相干。
許廣平心裡是怎麼想的？朱安和魯老太太都在揣摩當中，因為許廣平不願北上，婆媳倆的心更是涼了一大截，但最終，還是看到了一個明朗的態度。
許廣平提出要全權處理魯迅版權事宜，希望得到授權。朱安和魯老太太都無不贊同，立馬寫了一封委託書。隨著魯迅版稅的交接，婆媳倆的心都踏實很多，因為許廣平對她們的供養關係算是預設下來了。
圖 | 朱安與婆婆魯瑞
二
“寄來的錢收到了，當我接到這筆錢的時候，同時感到不安，為了想象到，你籌措時的困難，仍也感到娛快，因為我有這樣的兒媳....”
許廣平寄給西三條的錢，主要是魯迅的版稅。依靠這部分錢，加上原有的一些積蓄，朱安和魯老太太的生活暫時無虞，但卻仍日趨困難。
北平淪陷後，物價瘋漲，往日積蓄很快用盡，許廣平寄來的那點版稅，已經無法支撐西三條的基本生活，魯老太太不得不致信許廣平告知此間窘況：
“平寓用費因現在百物奇貴，米煤蔬菜均較前漲兩三倍。縱極力節省，每月約非八十元不可。”
許廣平見信後，愁容滿面，魯老太太雖沒直接說讓她加錢，但意思已經很明瞭。如今她上有高堂，下有幼兒，壓力百上加斤。實際上，住西三條隔壁的周作人若肯幫一把手，她的負擔會小許多，但魯老太太個性要強，死活不肯向周作人開口。朋友信中說，二先生在今年（1938年）僅給母親送去15元零用。照如此，指望周作人自動負責恐怕無望，許廣平唯有致信周作人，望他珍重聲譽，請自覺負擔起老母親的贍養費。
其實魯老太太並非個性要強，不願問二兒子要生活費。早在魯迅去世後，她就略帶提醒地跟周作人哀訴：“老二，以後我全要靠你了。”沒想到周作人卻回答說：“我苦哉，我苦哉。”這種推脫的語氣，使得魯老太太很不悅。
圖 | 周作人
許廣平去信周作人後，並未收到回信，但得知在1939年一月，周作人已經給西三條送去了五十元，這筆費用勉強僅夠一個人的月開支，或者說，周作人只願養母親。
昔日大哥的養母義務嫁接到了他身上，周作人確實不能像從前那樣瀟灑了，但自從下水任偽職後，周作人升職加薪加雞腿，手頭寬餘了不少，自然不好意思不養母親，但是長嫂那份口糧，他卻一概不管。
1940年，物價持續瘋漲，西三條婆媳倆的生活再度陷入困境，而此時許廣平卻未按時寄來生活費。魯老太太不得不對她產生懷疑，但又不好意思寫信質疑，於是致信魯迅生前好友許壽裳訴說困境：
“值茲米麵價格較平時貴至十倍，其他百物亦漲至五六倍以上，僅此區區四十元如何分配。若無救濟辦法，實有斷炊之虞。豫才（魯迅）夫人侍我二十餘年，老婦目睹困苦能不慘然？”
兩個相依為命的老寡婦，依靠男人吃穿不愁了大半輩子，哪曾想有一天會落得如此田地。朱安那年已經六十多歲了，仍要踮著一雙小腳，四處奔波借錢，跑遍了朋友各處，才覓得50元臨時急用。
圖 | 魯瑞（左三）與俞氏姐妹合影
自魯迅去世以來，他的不少朋友都在關心他的遺屬，西三條方面常常收到友人贈款。比如李霽野專門向朋友借了一百元送到西三條，後續又再送去了四十元；沈兼士先生送去十五元；一些學生一齊送去三十元。這些朋友間的關心贈款應該時有，周作人也沒有停送生活費，還不時送上米和煤，這樣看來，即使許廣平斷供，朱安也不必嚴重到向外舉債來維繫生活，但實際情況卻是錢不夠用，一直不夠用。
婆媳倆到底是怎樣開支生活的，為什麼會連個基本溫飽都維持不了？熟知情況的李霽野描述說：
“太師母的五十元須留下二十作自己零用，三十為生活費，而一個傭人的工食即要佔去大半，又不能處處計較，想吃的東西總要買，有時頗貴，而買來也未必吃，這是她常覺為難的。又用了兩個女僕，自然難言寬裕。”
此外，李霽野還寫到：“李先生上月得一子，大太太買了五元錢禮物親自送去。”
兩個人的基本生活費，實際上是供了四個人的吃喝（兩個傭人），零用上依舊任性不收斂，且在自身難保的情況下，朱安還兼顧禮數給朋友送禮。這種生活用度，如何能不緊張？說來也難怪，這兩位老婦人終生都未曾工作掙過一分錢，從未有過金錢壓力，哪有精打細算支配生活的經驗？總以為花銷比從前少已經是極省的了，卻不知現今是勒緊褲頭求生存的境地了。
1943年4月22日，魯老太太離開了人世。她是帶著沉重的憂心離去的，她不能不想到，這個侍奉了自己三十八年，既是兒媳，又勝似親女兒的苦命女人還要熬多久。生前彌留之際，她嚴厲叮囑周作人，自己死後，要把每月給自己的那份零用錢繼續付給朱安。她能為她做的，只有這一樣了。
圖 | 晚年魯瑞
三
母親去世後，周作人沒有違揹她的意思，每月負擔朱安100元贍養費，後來又漲至150元、200元。不過物價持續瘋漲，這筆錢吃不了幾頓飯。周作人心裡明白，“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他給朱安獻計，把魯迅的藏書賣了。這正合了朱安的心意，她拿周作人的錢，本來就極其不情願，一是因為這錢拿得名不正言不順，二是因為魯迅生前與周作人結怨。
1944年8月25日，《新中國報》刊登一則訊息：《魯迅先生在平家屬擬將其藏書出售，且有攜帶目錄，向人接洽》
上海方面，許廣平得知此訊息，大為震驚。她立馬給朱安去信，言辭懇切道：
“望你千萬不要賣書，好好儲存他的東西，給大家做個紀念，也是我們對魯迅先生死後應盡的責任......我要盡我最大的力量照料你，請你相信我的誠意。海嬰今年算是十五歲了，人很誠實忠厚，時常問起你。只要交通再便利些，我們總想來看望你的。”
其中許廣平在信中還提到：“你旁邊有作人二叔，他有地位，有財力......現在我想也可以請求他先借助一下，以後我們再設法籌還。”
許廣平不知道，這是朱安最討厭聽到的話，她最難以開口的，就是去求周作人。即使在後邊，周作人給她的200元連僱一趟三輪車的費用都不夠，她也不曾向他開口加錢。
許廣平寫給朱安的信，不難看出是一封語氣極其溫婉誠懇的安撫信，但為防不測，她決定“軟硬兼施”。給朱安去信後的第十天，許廣平委託律師在《申報》上發表宣告:
“按魯迅先生終身從事文化事業，死後舉國衰悼，故其一切遺物，應由我全體家屬妥為儲存，以備國人紀念。況就法律言，遺產在未分割前為公同共有物，不得單獨處分，否則不能生效，律有明文規定。如魯迅先生在平家屬確有私擅出售遺產事實，廣平等決不承認。”
做到這一步，許廣平還不放心，她又與朋友商量，託關係將魯迅舊書的出售渠道一一封死，這才稍為鎮定。
圖 | 許廣平與兒子海嬰
出售藏書的風波，著實讓許廣平一時間慌得不見了魂魄，因為她一直以來都視魯迅的文字為生命。但她的一連串動作，都改變不了朱安要出售魯迅藏書的意願。其一是她依然未能把生活費寄到朱安手上，其二是朱安對她是有怨氣的。從朱安寄給魯迅生前好友內山完造的信中可以窺見：
“當時有一位許壽裳先生，來代許女士索要魯迅先生全集的出版權，擔保許女士嗣後寄回北京寓的生活費，不使缺少......到廿八年冬季，因家用不足，我婆婆周老太太函商許女士，請每月酌加二十元，未能辦到。”
更糟糕的是，朱安在這信中還透露了一條關於她生活極其淒涼艱難的資訊：“生活是飛也似的高漲，我的債務也一天天的加高到四千餘元，這真使我無法週轉！”
在未進入1945年通貨大膨脹時，4000元仍是一個不小的數字，不免使人懷疑，朱安的飯桌到底吃了什麼，才使得債臺高築？
因為“出售藏書”一事還未得到解決，同年10月15日，魯迅的摯友宋紫佩為了這件事到訪西三條。一進門，他就看見朱安和一個老女傭正在用晚膳，而飯桌上的菜，很難用清淡來形容——“湯水似的稀粥，桌上碟子裡有幾塊醬蘿蔔”。
圖 | 朱安（左一）和俞家兩姐妹
無需多說，這樣寒酸的伙食，朱安已節省至最大限度。而且這種狀況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都沒得到改善，直到1945年12月29日，《世界日報》仍對她的伙食這樣報道：
“有多半個小米麵的窩頭擺在那裡，一碗白菜湯，湯裡有小手指粗的白麵做的短麵條，另外是一碟蝦油小黃瓜， 碟子邊還放著兩個同是蝦油醃的尖辣椒，一碟醃白菜，一碟黴豆腐。沒有肉沒有油，沒有一個老年人足夠的營養。”
但注意到的是，不管生活再差，朱安依然保留了女傭。為何不辭退女傭，少一個人吃飯就多一分溫飽。對此，朱安有她的理由：“我又老而兼病弱，燒飯灑掃種種雜事，又不能不僱用一個女僕。”
相信你我都才驀然醒起，朱安也已到了需要人照顧的年紀。這位女傭是服侍周家多年的老女傭，如果貿然將她辭退，或會有餓死老婦的可能，豈不殘忍，朱安又怎會忍心。更重要的是，來日苦短，人死的時候不能一個人，因為總得有人知道。
圖 | 朱安
四
對於宋紫佩的到來，朱安是持有很高警惕的，當她得知宋紫佩是上海方面委派來的說客，當即情緒激動，終於吶喊出了那一句震撼人心的話：“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儲存，要儲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也得儲存儲存我呀！”
宋紫佩霎時間被朱安的爆發驚住了，他這才意識到，眼前的朱安有著比魯迅藏書更具優先儲存的意義，因為這是一件有血有肉的物品吶。魯迅在生時，她是他的一件禮物，魯迅去世了，她成了他的遺物。最終，這個悽惶的舊式老婦親口承認了這個事實。
宋紫佩心中百感交集，一時間說不出話應對，好一陣子，氣氛才有所緩和。一番交談下來，宋紫佩才知道朱安對許廣平誤會頗深。她不知道，在她拿不到生活費期間，許廣平被日本憲兵逮捕，進去監獄坐了三個月牢；她不知道，為了給她寄生活費，許廣平焦頭爛額地跑遍了銀行、商店、郵局，都因為匯兌困難而束手無策。當宋紫佩告訴了她這一切，她才釋然了這一口憋了許久的怨氣。
宋紫佩說的一切都是屬實的，許廣平從未忘記朱安，
“前年春天之後，我因為自己生了一場大病，後來又匯兌不便，商店、銀行、郵局都不能匯款，熟託的朋友又不在平，因此一時斷了接濟。但是並未忘記你，時常向三先生打聽。後來說收到你信，知道你近況。我自己並託三先生到處設法匯款，也做不到，這真是沒奈何的事。”
圖 | 許廣平和兒子海嬰
解除了誤會，朱安同意不再出售魯迅的藏書。其實，她在賣書這件事上也有著難以想象的悲催苦衷：
“我今年也已經六十六歲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飯飽，一點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窮的現在，我也仍舊知道名譽和信用是很可寶貴的，無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壓迫，比信用名譽更要嚴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賣書還債，維持生命，倘有一籌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這種下策呢！”
朱安對魯迅是那樣忠貞的一個人，永遠像不曾被傷害那樣去愛，她如何會不懂得魯迅遺物的珍貴。可眼下同意了不再出售藏書，困境卻還在繼續。
宋紫佩離開後，朱安仍然拿不到最起碼的生活費，她不得不舔著臉給上海的魯迅好友唐弢先生寫信求助：
“因氏近來感受生活威脅，已將衣飾變賣墊用。物價仍在狂漲，素手實難支援，務懇我公顧念先夫生前清白自持之志，垂憐未亡人困苦無依，代與許女士迅籌接濟，俾得維持殘生。氏亦非無恥不知自愛者，已將古稀之年，老而不死，毫無生活能力，尚需搖尾乞憐......”
朱安信中的一字一句已沒有尊嚴可言，飢餓與窘困剝奪了她的自尊，她活似一個“失奶的嬰兒”，坐以待斃或者等待被餵養。
去到這種地步，許廣平在上海很著急。為了拯救魯迅遺屬，敬慕魯迅的朋友們都紛紛行動起來，終於在百般困難的情況下給朱安匯上了錢款。
然而，時間到了1945年，抗戰勝利，物價呈幾十倍甚至千倍幅度上漲，戰後每個人的生活都壞到了糟透的地步。就在這個當口，周作人被捕，朱安就連那點杯水車薪的零用錢也失去了。此時的許廣平自顧不暇，對北平方面的物價又不甚瞭解，所寄去的生活費往往支撐數日即耗盡。再一次，這個等待被救助的孤兒，出現了極大的生存困難。
圖 | 朱安（右一）離開紹興北上前與孃家人合影
五
“我現在花點錢實在難受，總要你母親這樣費心，但是總實在不經花，又總是不夠用。我記得李先生每月送五拾元，還可以夠花，現在只買一個燒餅，真有點天淵之別。”
1946年8月22日，朱安在寄給周海嬰的信中如是寫道。
人老了，記憶總是懷念從前。朱安所說“50元還可夠花”的日子需要回光返照到1937年以前，而彼時的物價，根本不能同日而語：最差的大米，一斤七百元；最差的白麵，一斤六百元；小米一斤三百元；玉米麵一斤二百元；煤球一百斤，兩千六百元；就連燒火用的木柴，也要一斤一百元。
這些物價還是相當保守的估算，因為時下物價多變，貨幣貶值，百物奇貴。故而朱安每次給許廣平寫信，都是隻能十分羞愧地要求“加錢加錢再加錢”。
她和老女傭王媽兩個人一天僅僅消耗兩斤糧食，兩個人一天兩斤，可以想象這已經是節省至餓不死的標準了。再按照時下物價，選最低價格的玉米麵（200元一斤）來計算，那麼朱安一天就要花400元，一個月下來至少要花12000元。這還沒算朱安平時身體毛病看醫生的錢，她在寫給上海的信中也常常提及自己的身體狀況，腳痛，咳嗽，氣喘，不時還吐血。
可想而知，朱安的境況有多悽慘。但欣慰的是，因為魯迅遺屬的名頭，她並不缺少許多幫助。
抗戰結束後，朱安因為“出售藏書風波”一事，享有一定熱度，為此她收到了許多社會捐助。比如：北平民強報館朱學郭先生贈來偽幣一千五百元；朝鮮藝術劇團理事長徐廷弼贈來法幣四千元；由《世界日報》發起的募捐活動贈來法幣五千八百元；沈兼士先生送來法幣一萬元；國民政府蔣介石派人送來法幣十萬元。
諸如此類的社會捐款應該還有很多，然而朱安僅收過兩筆。一筆是沈兼士先生的，一筆是蔣先生的，前者是因為魯迅生前與沈兼士交情深厚，後者是因為委員長的意思，難以辭卻，故而收下。除此之外，其餘一概捐款，她都回應說沒有許廣平的同意，她都不會接受。
圖 | 朱安晚年
表面上看是朱安缺乏主見，事事都要徵詢許廣平意見，但實質上，她的內心很抗拒別人對她名不正言不順的接濟，這也是顧念到了魯迅的名譽和自己的尊嚴。所以她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到：“寧自苦，不願苟取。”
按理說，在飢餓的威脅下，人原本有的架子、顧慮都會讓位求生。如若不然，要麼就是還不夠餓，要麼就是想擁抱尊嚴死去，就像不撿嗟來之食的人那樣。那麼朱安的“寧自苦，不願苟取”是屬於後者？一個沒有賺錢能力的人，一個連飯都吃不飽的人，還計較尊嚴，她是愚蠢，還是可敬？
或許，兩種立場都沒有錯，有些人活著本來就沒有尊嚴，有些人死去了卻高風亮節。至少在許廣平看來，朱安做對了，在回信中，她用“深感欽佩”稱讚朱安的做法，又說：“社會要救助的人很多，我們不應叫人費心。”
其實“寧自苦”的人又豈止朱安。朱安拒受捐助，無疑是加重了許廣平的負擔。朱安的苦從何而來，許廣平的疲憊就從何而來。
猶記得當初她只拿到了魯迅版稅就應承下來擔保西三條的贍養費，但連綿不斷的戰火導致書業蕭條，根本沒有多少版稅收入。這麼多年來，她只能累昏頭去供養平滬兩方面的生活，最開始是七張嘴吃飯，後來變成了四張嘴吃飯，卻也不見有過一絲輕鬆。但她從頭到尾沒有一句怨言，想來真是多少辛酸盡在不言中。
兩個本不甚相干的女人，因為深愛著同一個男人而惺惺相惜，卻由於人事複雜，徒生許多挑撥中傷。到底如何給她們的關係下一個定論，朱安在寄給許廣平的最後一封信中說：“您對我的關照使我終身難忘”，不需要千言萬語，這就足夠了。
圖 | 許廣平的笑容
1947年6月29日，朱安走完了她苟延殘喘的晚年，在北平西三條壽終正寢，享年69歲。
她沒有葬在愛而不得的大先生身旁，也沒有葬在朝夕相處的婆婆身旁，她伶仃地獨葬在了一個等待被遺忘的地方。果不其然，聽說後來她的墓碑也不見了。也好，死人本來就不需要佔地方，就讓她當一個自由自在的孤魂野鬼吧，千萬不要是念叨了一輩子的周家的鬼了。
她沒有不朽的遺言，但她用生命留下了告誡：“我們不能使得男人肩負終身供養女性的責任，因為不知明天和意外，哪一個會先來。如果被供養的女性不幸死在男人的後頭，這又該是誰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