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商昌寶，獨立文史學者
原載《名作欣賞》2018年第12期
在魯迅的一生中，除了與朱安的婚姻不幸外，就是兄弟失和這件事對他打擊最大了，而在這件事的各種傳言和說法中，同樣也與女人有關。
禍從天降
林賢治在《人間魯迅》中寫過這樣一番話：“魯迅不會是個幸福的人。”“幸福意味著完滿，他卻殘缺不全；幸福包含著欲求，他卻充滿絕望。對於他，與其說是為光輝的理想而奮鬥，毋寧說是為沉重的負擔而生活。”這段話，寫得很入味，因為它在所謂的革命家、戰士的雄偉形象之外，鮮活地呈現了魯迅作為普通人的煩惱人生。
關於兄弟失和，首先得從周作人寫給魯迅的絕交字條入手。字條上資訊是：“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人間魯迅》的作者林賢治使用了這個材料，可惜卻沒有就此展開分析和評述，也沒有深入挖掘兄弟失和這件事的原原本本，不能說不是一個遺憾。周作人寫的這個字條，很值得玩味，尤其是其中的“我不是基督徒”“安心”“自重”等字眼，讓人不得不聯想到，這事肯定與女人或男女授受不親之類的有關。但究竟是什麼樣的關係？尚難確定，因為魯迅本人生前沒有一個字發表，周作人將1923年7月17日的日記剪去了關鍵的10個字，所以只剩下坊間流傳的幾個版本了。
魯迅非禮弟媳
流傳最廣、最符合字條內容的版本是“非禮說”，即魯迅“窺浴”和“聽窗”說。資訊來源是魯迅與周作人的學生章廷謙，又名川島，他曾目睹周氏兄弟大打出手，他曾經對魯迅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說：“周作人的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的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臥室窗下聽窗。”
他隨即補充說：“八道灣後院的房屋，窗戶外有土溝，還種著花卉，人是無法靠近的。”
與這一版本相印證的是，作家臺靜農曾對作家舒蕪講過：周作人在北京西山養病時，魯迅替周作人賣一部書稿，稿費收到了，魯迅連夜到後院去通知羽太信子。不料後來羽太信子對周作人說魯迅連夜進來，意圖非禮。
上述材料顯示，魯迅看兄弟媳婦洗澡的事，應該不會是空穴來風。
不過，如何看待這個事呢？這其中還是有點學問的。因為按照多數中國人的觀念來說，魯迅這個大伯哥，也太不對了，怎麼能這樣對待兄弟媳婦呢？太有傷風化、有失體統了，周作人翻臉絕情完全情有可原。
可是不要忘了，周氏兄弟都留學過日本，羽太信子又是日本人，當事三人應該都不陌生日本男女混浴的習俗，即便是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政府已經公開禁令不得再男女同浴。換句話說，在日本，男人看女人洗澡，就跟男人看男人洗澡一樣，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一個現在世俗的觀點，日本人咋能這樣開放不知羞恥呢？據說這樣的疑問早在1856年美國總領事哈里斯也曾有過，他甚至這說：“做任何事情都一絲不苟的國民，為何會做出如此有傷大雅的事情？”當時的日本幕府官吏回答說：“正因為有了這種暴露，才在一定程度上疏導了因為神秘和難以發洩而累積的情慾。”
其實，也不止日本，男女同浴的風俗在德國、俄國都有，美國的邁阿密海灘還專門為男女同浴開闢場地。不僅外國，就是中國的雲南、四川、貴州等地，也都有過這樣的習俗。世界之大，人類的習俗之多，經見得多了，也就不會那麼狹隘了。
既然當事三人都瞭解這個習俗，那為何還要鬧意見呢？有位作者分析到：羽太信子嫁給了中國人，她這個外國人要適應中國家庭，於是不得不以中國人的習俗來要求自己。那麼，面對弟媳洗澡這樣的場合，大伯哥當然要回避。她以為魯迅是中國人，應該知道這個起碼的規矩；而魯迅呢，因為留學日本，面對日本人，當然按照日本的文化習俗看問題了。於是，兩個國家的一家人都從對方的生活文化背景、民族習俗習慣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矛盾和誤解就這樣發生了錯位。
論者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就像郁達夫在小說《沉淪》中寫到男主人公偷窺房東女兒洗澡一事一樣，被偷看的女孩，完全不在意，笑著跟父親說剛才的一幕，而那個中國留學生則嚇得沒臉活似的逃跑了。至於“聽窗說”，如果不以最壞的惡意揣測魯迅，實際情形，很可能是晚上魯迅有什麼事去找周作人，結果走到後院發現屋裡燈已滅，猶豫了一下折回頭往回走，而此時周作人夫婦恰在行夫妻房事，聽到了魯迅的腳步聲。這等事，在一個大宅門裡，發生的機率，應該說不會太低。事情過去也就過去了，當時雙方也都沒有計較，一個小尷尬而已嘛。但是後來矛盾漸深，尤其是發生口角衝突時，這事就被提起來了。吵架嘛，各自都會挑最有利、最能置對方於死地的事兒說唄。
當然了，必須要清楚，以上解說是建立在“非禮說”成立的基礎上，而如果“非禮說”並不存在，以上那些評述就都是廢話了。
清官難斷家務事
關於兄弟失和，還有另一個流行版本，那就是“家庭矛盾的經濟說”。
資訊來源包括：魯迅的三弟周建人曾在文章中說，兄弟失和不是表現在政見的不同、觀點的分歧，而是起源於家庭間的糾紛。
魯迅的母親曾對人說過，大先生對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太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借貸。
魯迅自己曾對許廣平說過，羽太信子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過日子不節約，對管家等僕人缺乏管教。甚至還氣不過地說：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的呢！後來魯迅還借文章署名“宴之敖”來表達對兄弟媳婦的憤怒。因為“宴”字，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字，從出，從放，也就是說“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據周氏兄弟學生的俞芳回憶，魯迅的妻子朱安曾經很氣憤地向人說過，羽太信子大聲告誡她的孩子們，不要親近魯迅和三弟周建人，不要吃他們的東西，讓這兩個“孤老頭”冷清死。
作為魯迅和周作人的好朋友，川島和郁達夫都認為兄弟失和，主要是因為經濟問題。周氏兄弟的摯友許壽裳說，兄弟失和壞在周作人的妻子身上，因她討厭魯迅，不願意跟他住在一起。周作人1964年在寫給友人的信中對此曾表示大體認同。
歸納上述說法，也就是兄弟失和源於家庭矛盾，而矛盾的起源主要是用錢問題。這種說法之所以獲得很多人認可，是因為每個中國家庭多多少少都有
過類似經歷，也是人之常情。
其實可以這樣設想：作為家中的老大，魯迅自有一套生活理念，看到家庭開支過大，入不敷出了，自己就要去借貸，時間一長，當然會對掌家的信子說上幾句。長兄如父嘛，傳統中國有這個理兒。信子呢，也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習慣，而且不辭辛苦地管理包括僕人、租房戶在內的一大家人，身體還不時有病，所謂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不但不被理解，反而遭到埋怨。時間一久，自然心生怨恨，氣不過時難免指桑罵槐，也難免產生分家、另立爐灶的念頭。尤其是魯迅所在的教育部經常欠薪的那段時期，兄弟倆的收入有了大差距，這種念頭就更迫切一些。於是，對自己老公吹吹枕邊風，願望也就達成了。
一些魯迅的朋友和魯研界的專家們，動輒將批判的矛頭指向羽太信子，說她如何歇斯底里，如何挑撥離間，這種說法實在有些愛屋及烏，也可以算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偏見。家庭矛盾的產生有很多時候連自家人都說不清，外人又怎能準確裁定孰是孰非！
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個樸素的道理不需要多解釋。況且，羽太信子不能寫文章，自然也就無法為自己辯誣，僅單方面之辭，作為理性的學者實在不好給人定罪。
關於魯迅的兄弟失和，還有幾種說法，包括魯迅與周作人早就有矛盾，例證就是魯迅在東京時因為周作人不上進揮拳打了他；魯迅曾拆看了周作人的私信，導致周作人自尊心受到傷害；魯迅與羽太信子在日本時已經談了戀愛，與朱安結婚後只好讓弟弟填補空缺，例證是千家駒在讀魯迅日記時發現一句“寄東京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這些分析或許有道理，或許還有待考證，暫且作為一種說法讓它們存在吧。
罪魁禍首是魯迅
假定“非禮說”和“家務事”中的任一說法成立，那麼，魯迅和周作人的兄弟失和，究竟根源在哪裡？這裡不妨直接給出結論，全部罪責都在魯迅那裡。這個結論，可能很多人覺得奇怪：不是說清官難斷家務事嗎？為什麼還將問題歸結到魯迅身上呢？
不錯，問題就出在魯迅身上，這倒不是說因為魯迅“窺浴”“聽窗”和管教信子花錢無度，而是說，魯迅從小就生活在大宅門，應該早就見識過家族妯娌間的矛盾衝突。特別是家道中落，陷入貧困後，親身經歷了家族人分家時的醜惡嘴臉，他自己不也在文章中說從小康之家墜入困頓後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麼。既然如此，那為什麼要買下八道灣這個大宅院，讓整個家族的人都湊在一個屋簷下，吃在一個鍋裡呢？他不知道兄弟怡怡在各自成家後就會發生變異嗎？他不知道距離才能產生並維繫美嗎？他不是在思想上決絕地反傳統嗎？為什麼生活上卻又那麼傳統？他如果不買大宅院，就不會撞見兄弟媳婦洗澡或雲雨了，也不會過度操心別人家請日本醫生和大手大腳花錢了。
是的，作為周家的長子，魯迅太在意這一身份，太想恢復故家的傳統，儘管這一切他可能都是無意識的。所以在他和周作人離家去日本留學時，他們曾單純地約定：“三兄弟是很要好的，將來永不分家，誰有錢，大家用，有粥吃粥，有飯吃飯。”這種兄弟情誼，在三人未成家前當然可能，但是當他們都各自組建家庭後，是不可能維繫的。然而，魯迅還是要努力堅持，努力構建一個他理想中的和諧的周家大宅院，結果卻事與願違。
所以說，魯迅的兄弟失和，直接導火索可能是因為羽太信子，但是根源毋庸置疑地在魯迅這裡，是他思想裡無法克服的傳統毒素，遺憾地毀滅了他們兄弟間的情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