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書.禮志》載：“太宗永興三年（411）三月，帝禱於武州、車輪二山。初清河王紹有寵於太祖，性兇悍，帝每以義責之，弗從。帝懼其變，乃于山上祈福於天地、神祗。及即位壇兆後，因以為常祀，歲一祭，牲用牛，帝皆親之。”
此後，北魏帝王們將武州山視為鮮卑族可以“祗求福祉，穹靈降佑”的“神山”了，每一代帝王都親自前往祭拜和祈禱。
“武州、車輪二山”在哪呢？
武州山坐落大同城西郊16公里，其中南麓最高處稱之“雲岡”，舉世矚目的雲岡石窟便坐落於此。往西15公里武州山西麓，有山名焦山，因其形如車輪，史稱“車輪山”，也稱“須彌山”。
武州山勢平平無奇，山不清水不秀，更加和險峻雄偉扯不上關係。就是與大同周邊諸山相比也氣勢尋常，在武州山最高處雲岡段更加是平常無奇。山崖之上是一片坡地，嚴格意義上而言，其實就是一片岩石斷崖。
通觀國內現存石窟的選址，基本上都是依山傍水風景秀美，即便非名山大川，但也得是“山不在高，有仙則靈”之地。
咋想的？就這麼一段氣勢尋常的山崖？怎麼就成了神山？還會選址在此雕鑿石窟？武州山上有仙嗎？
武州山被尊為“神山”是從北魏第二位皇帝明元帝拓跋嗣開始，那麼發現神靈而敬拜也就在此之前了。
隨著淝水之戰的硝煙逐漸散去，曾經不可一世的前秦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徹底崩塌。北方各民族紛紛脫離前秦的統治重新崛起。
15歲的鮮卑少年拓跋珪在公元385年趁亂復國即位稱王，次年定國號“魏”，從此北魏王朝登上中國歷史舞臺開始了長達148年的歷程。
公元398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北魏王朝近一個世紀最輝煌的“平城時代”拉開序幕。
連年征戰致使人口流失嚴重，各割據政權無不以擄掠人口作為增強實力的重要措施。拓跋珪在累年開疆擴土的征伐中無不著眼於獲取戰俘、財物為目的。從建都平城七年之前，拓跋珪將南北戰場上俘獲的人口財物主要都集中在平城及附近，保守的估計人口也高達百萬以上。這些人大部分都是崇信佛教的地方強行遷徙而來，尤其是北涼。平城範圍內，聚集了大量的僧侶及佛教信徒。
拓跋珪“好黃老，頗覽佛經”，並且有相當基礎的漢文化修養。不僅敬重沙門，也利用佛教加強王朝統治。當時的佛教徒極力迎合，借用皇家勢力宣傳佛法。高僧法果打破“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的觀點，提出“（帝）即當今如來，沙門宜盡禮......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這種“神人合一”的提法前所未有，得到了拓跋珪的信任與支援，也徹底將佛教世俗化了。
建都伊始，拓跋珪下詔：“......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始作五級佛圖、耆（qi）闍(du)崛（jue）山（正確讀音qí shé kūshān）和須彌山殿，加以繪飾。別構講堂、禪堂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
耆闍崛山為古印度佛祖說法地，耆闍的意思是鷲，也就是雕，崛就是洞窟。耆闍崛山是一所坐禪的大石窟或山洞。五級佛圖和須彌山殿是一座五層塔和一座大佛殿。
雲岡石窟第3窟是諸窟中最大的洞窟，窟形奇特，平面成凹形，不僅雲岡絕無僅有，中國石窟中所罕見。主窟在後室，東西寬42米，兩側南北深大15米，洞平均高13米，可謂碩大無比。在東邊小洞的底部和後洞相通，為天然形成孔洞。
作為一處北魏未開鑿完的大型塔廟窟，如果設定中心為塔柱開挖凸出部分，現有面寬30米的正面，就需要兩側挖進40米再鑿通（留10米繞塔道，以6窟為參照），加上中心塔柱高達20米。不算現有窟內鑿出空間，剩餘工程出石量也是一個驚人的數字。
從太和七年（483年）之後，伴隨曇曜高僧地位的喪失，北魏皇家工程的重心由雲岡轉至方山，再到孝文帝遷都洛陽開始營建龍門石窟，雲岡石窟已經由傾全國之力的皇家工程轉為上層貴族和佛教信徒的民間工程，3窟如此耗費人力財力的浩大工程想要完工幾乎是難以想象的。
再者，3窟窟頂呈與地面相同的四方平頂，跨度極大難以承受其壓力，以人工開鑿按照當時的技術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更何況鑿出的大量石方需要運出，所開明窗很小，且要經過外小洞。唯一的解釋是3窟原本是天然空洞，無需開鑿只需修整，故而未留運出石方的通道。
拓跋珪所下詔的“耆闍崛山”，其實就是雲岡3窟。稍加修飾後成為了宣揚佛法的一間大石室“坐禪窟”。鮮卑遠祖居住的噶仙洞便是天然巖洞稍作休整加工而成，與雲岡第3窟又何其相似（此說法源自趙一德先生）
正是因為第3窟神似鮮卑遠祖所居“噶仙洞”而修整構成拓跋珪所下詔所作的“耆闍崛山”，氣勢尋常的武州山在諸山之中躍居神山，成為了明元帝欽定常祀之地。“靈巖”之名由此得來，成為了全部雲岡石窟和雲岡十所大寺的總代表“靈巖寺”，總稱“靈巖寺石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