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陳瑩
文章來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在工業4.0時代，
勞動者駕馭智慧化新型工業生產模式的數字能力
成為實現國家發展策略的關鍵因素
在分析實踐困境的基礎上，對企業、跨企業培訓中心和職業學校各大辦學主體分別給予扶持；參照工業4.0帶來的全新任務領域對各個職業教育專業標準進行修訂等。
勞動者數字能力培養體現了在“人與機器”關係中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代表了工業4.0背景下德國職業教育的改革重點和發展趨勢，同時也凸顯了德國政府頂層設計的作用。
在德國，普遍的觀點認為，勞動者駕馭智慧化新型工業生產模式的數字能力是否培養到位，是工業4.0發展策略能否實現的關鍵，而這給德國現有職業教育體系帶來了極大的挑戰。德國培養勞動者數字能力是德國職業教育對工業4.0的回應，本文將對比展開具體討論。
勞動者數字能力培養的背景闡述
作為工業4.0時代的關鍵能力，數字能力培養為勞動者應對數字技術帶來的挑戰提供瞭解決方案。
工業4.0策略的選擇
德國社會認為，技術進步只是帶來可能性，技術使用並不具有強制性和必然性，因此未來是可以設計的。德國引入工業4.0是基於兩種策略比較的結果，即常態化發展策略和工業4.0發展策略。
常態化發展策略對數字化技術的態度僅限於使用，並不追求領頭羊的角色。而在工業4.0策略中，國家將大量資源投入數字化技術研發中，旨在獲得數字市場上的領先地位。
迄今為止，德國的競爭力主要集中在機械製造、汽車和化工行業，競爭優勢的獲得依賴於高效生產。
在全球化的競爭壓力之下，生產過程最佳化成為決定性因素。隨著分工的精細化和複雜化，企業和供應商之間必須實現更為有效的合作，才能保持競爭優勢。
因此，作為未來世界高效生產的代名詞，工業4.0的引入成為必然。
有資料表明，與常態化發展模式相比，如果引入工業4.0，2030年國內生產總值會增加4%，失業率會降低20%，人均收入將提高4%。
另外，德國到2030年將面臨勞動力匱乏的問題，即使移民大量湧入，依舊面臨70萬勞動力的缺口，工業4.0透過數字化技術的發展來提高生產率，能夠解決勞動力數量不足的問題。
因此，工業4.0策略於2013年被正式提出之後，獲得越來越高的社會接受度，獲得政府、企業和工會的廣泛支援。
投資人力來獲得經濟發展的模式
在19世紀末德國崛起的過程中，德國採用了教育強國的發展戰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重新崛起依賴的也是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
在工業4.0時代，這一模式是否能夠延續？這需要判斷數字技術將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人力。
牛津大學學者弗雷和奧斯本於2013年完成了一項涵蓋702個職業的大型調查，認為在美國有47%的工作崗位都將被機器所替代。
而德國學者對勞動力市場的研究摒棄了技術決定論的思維，並拓展了另外的視角。比如普法伊費爾和祖方認為，工作崗位是否能被機器代替，這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它還關係到經濟成本，並且牽涉權力格局。
另外，工作內容具有主觀的一方面，包括人的整體性感知、直覺以及情感投入等因素，這些都是機器無法替代的。
博寧指出，技術上能替代並不意味著實際上被替代，比如價格因素以及法律和倫理方面的障礙也具有決定性。因此技術可能並非技術現實，比如，據預測無人駕駛車到2035年僅會增長10%。
因此，“技術上能替代”只是存在“被替代的危險”。
黑爾姆裡希認為，對於職業教育所培養的專業工人來說，工作要被機器替代，這是個偽命題。
相應地，德國對勞動力市場的研究重點並不在於哪些工作會被機器替代，而是如何使勞動力能夠應對數字技術帶來的挑戰。
也就是說，在工業4.0時代，德國依舊遵循了透過投資人力來獲得經濟發展的傳統模式。
數字能力作為工業4.0時代關鍵能力
在這一過程中，個人相關資訊分別被傳送到製作車間、管理部門以及原材料供應商，各個部門透過網路實現緊密合作，這不是關於未來的想象，而已經是現實的寫照。
這一例子清晰地展現出勞動者數字能力的重要性，數字能力已經成為職業行動能力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隨著工業4.0時代的開啟，企業的商業模式和工作過程出現了極大的變化。據調查，德國絕大部分企業認為其商業模式和工作過程受到了工業4.0的影響。
具體而言，受到工業4.0影響的企業在商務類企業中佔93%，建築類企業中佔93%，服務類企業中佔96%，工業企業中佔95%，行業平均比例是94%。
可以說，工業4.0的影響幾乎已經無處不在。因此，數字能力的培養成為工業4.0時代職業教育最為熱門的話題。
勞動者數字能力的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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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工業4.0概念的解讀容易陷入誤區，即將工業4.0窄化為部分數字裝置的引入。實際上，工業4.0指的是整個工業生產過程的變革。
在企業內部，透過智慧網路，產品研發、原料採購、生產、銷售以及售後服務等各個環節實現橫向整合。在企業外部，透過實時的資訊交流，企業與供應商以及顧客之間實現縱向整合。
在整個工業生產過程變革的基礎上，工業4.0呈現出實時化、分散化、機器主導和個性化的特點。德國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BIBB)與勞動力市場和職業研究所(IAB)的相關報告指出，這些特點構成了工業4.0概念的主要方面，如圖1所示。
總之，工業4.0主要指的是將CPS(Cyber Physical Systems)技術廣泛運用到工業生產過程和物流領域，同時透過網路將物品或者服務進行全方位連線的智慧化的新型工業生產模式。
它實現了對舊有生產模式的徹底顛覆和改造。因此，工業4.0並不僅僅侷限於工業領域，它也帶來了整個勞動力市場的變革。
在工業4.0背景下，勞動者必須具備足夠的數字能力，對由裝置、工件以及智慧網路組成的複雜系統進行動態管理。
什麼是工業4.0
數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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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能力的維度
參照德國國家職業資格框架，職業行動能力被區分為專業能力和人格能力兩個維度。工業4.0時代，數字能力融入專業能力和人格能力當中，並賦予其全新的內容。
在工業4.0背景下，IT專業知識已經成為專業能力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對於數字媒體提供的海量資料進行分析和抽象的能力更是專業能力當中最為重要的部分。
工作形式和結構組織的靈活化，使得合作和交際能力變得更加重要。
在這方面數字媒體提供了完全不同於傳統的可能性，大大拓展了交際互動的廣度和深度。數字能力的培養，也為個體自主學習提供了重要前提條件,覆蓋了職業行動能力的所有維度。
數字能力的內容
德國聯邦職業教育研究所的克雷默與媒體和能力研究所的盧茨採用企業實地調研的方式，對培訓師傅進行專業訪談，並依據訪談結果歸納出8項具體的數字能力內容：
能夠熟練使用本專業的軟體；能夠藉助數字媒體與他人進行有效溝通；自主解決工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對於數字媒體相關的法律法規具有清晰的認識；能夠藉助數字媒體積極持續地參與專業交流；能夠判斷新的媒體是否對於自己的專業有用；能夠使用普通辦公軟體；能夠自主開發媒體應用。
數字能力帶有職業的烙印，對於不同的職業來說，數字能力各項具體內容的重要性是有差異的。
因此，克雷默和盧茨依據數字媒體影響程度的高低，將職業分成數字媒體“應用開發”“高強度使用”和“一般性使用”三類。結合職業分類，將數字能力的具體內容按照重要性進行排序，其結果如圖所示。
勞動者數字能力培養的現實困境
企業：學徒數字能力培養未能有效展開
德國教育和研究部門(BMBF)針對3000家企業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企業中的數字化裝置——今天和明天：一個基於抽樣調查的分析》表明，儘管在企業生產過程中，對於數字化裝置的應用已經非常廣泛，然而這些數字化裝置在職業教育中的應用卻非常有限。
學徒的數字能力水平也令人擔憂。
貝塔斯曼協會面向企業培訓師傅的調查也得出類似結果。數字媒體的使用頻率不高，並且使用時侷限於傳統思維和方式，數字媒體經常只是查詢文獻的工具。對於媒體的選擇和使用，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遠遠不夠。
另外，在數字化道路上，中小企業走得相當艱難。中小企業的數字化程度遠遠比不上大企業，對學徒數字能力的培養也未能有效展開。
然而，在職業教育領域，中小企業才是當之無愧的主力軍。“中小企業指的是正式員工人數在5人到500人之間的企業，它們承擔了70%的雙元制職業教育。
相比之下，小於5個人的微型企業只承擔10%的雙元制職業教育。多於500人的大型企業也只承擔近20%。”因此，推動企業加快培養勞動者數字能力，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尤其是中小企業，特別需要德國政府的扶持。
企業是德國職業教育體系中最為重要的辦學主體，在數字能力培養方面，企業同樣發揮著主導作用。企業未能有效展開對學徒數字能力的培養，意味著整個職業教育體系未能對工業4.0作出及時反應，相關改革亟須展開。
跨企業培訓中心：缺乏數字化教學環境
德國共有一千多家跨企業培訓中心，它們均勻地分佈在各個地區，在職業教育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傳統上，很多中小企業沒有能力承擔所有的培訓內容，因此跨企業培訓中心是企業培訓的必要補充。
在工業4.0時代，很多中小企業沒有足夠的實力進行投資，難以將數字化裝置應用在生產過程和培訓過程中，因此也無法開展相應的職業教育。在這樣的背景下，跨企業培訓中心的建設更是擁有了戰略性的意義。
硬體設施是開展數字能力培養的基礎，然而跨企業培訓中心硬體設施現狀不容樂觀，平板電腦、互動白板、桌上型電腦和筆記本都較為缺乏。
調查顯示，在跨企業培訓中心中，“有足夠平板電腦的僅佔10%，有足夠互動白板的僅佔12%，有足夠桌上型電腦和筆記本的佔71%”。
職業學校是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體系中與企業並列的一元。與跨企業培訓中心類似，職業學校開展數字能力培養的障礙主要在於硬體設施。
在調查中發現，職業學校用於課堂教學的硬體設施雖然比跨企業培訓中心總體略好一些，但也嚴重不達標，“有足夠平板電腦、互動白板、桌上型電腦和筆記本的分別佔9%、36%和84%”。
更糟糕的是，問及職校教師“所在職校網路連線如何”時，回答“所在學校網路連線訊號很好”的佔38%；“有網路連線但是訊號很差”的佔22%；“根本沒有網路連線”的佔40%。
職業教育專業標準亟待更新
工業4.0帶來的變化具有顛覆性。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和企業生產方式的變化，職業行動能力的內涵出現了變化，從業人員必須具備足夠的數字能力，才能勝任崗位工作。
因此，工業4.0背景下，職業教育專業標準的調整成為大勢所趨。在德國，職業教育專業標準被稱為“教育職業”。
以機電行業為例，“教育職業”數量總共有19個，其中12個受到工業4.0的直接影響，尤其是自動化技術電工、機電工、工業機械師和驅動技術電工等領域發生極大變化。
然而，相關“教育職業”標準的更新面臨困境。
首先，“教育職業”標準的調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德國“教育職業”標準的調整必須經過僱主、工會和政府反覆協商，到新標準的出臺通常需要3～4年，再加上4年職業教育，需要約8年時間才能將第一批畢業生送到勞動力市場上。
相對於工業4.0技術更新速度，8年時間顯然太過漫長。
其次，合併現有“教育職業”也並非理想選擇。比如將機械、電子和資訊科技專業進行合併，好處在於能夠培養足夠的數字素養，並且擴大專業的適應範圍，但合併後的專業覆蓋面太廣，中小企業很難開展相關培訓。
在專業寬度太大的情況下，是否能達到足夠專業深度也存在很大疑問。
再次，附加資質模組同樣難以實行。這種做法是保留現有職業教育專業標準，透過附加資質模組的形式，將工業4.0的要求實時反映到培訓內容當中。
這一種方案相當保守，在現有培訓框架和內容基本不變的情況下，所培養的人才恐怕難以滿足工業4.0的要求。
勞動者數字能力培養的改革路徑
企業培訓
作為
改革抓手
在德國職業教育體系中，企業起著主導作用。在教學目標、培訓內容、教學方式和資格考試等各個方面，企業都擁有絕對的話語權。
就跨企業培訓中心的培訓內容而言，它包含所有企業培訓的步驟，從與顧客打交道到訂單的生成和執行以及最後交付時費用的結算，培訓內容覆蓋所有企業工作環節。
因此，跨企業培訓中心培訓與企業培訓是一脈相承的。
職業學校的“學習領域”課程確定了職業行動能力導向的原則，並以此為媒介實現了職業學校和企業的緊密聯絡。
學習領域課程留有充分的自由空間，使得企業經濟和技術最新發展趨勢能夠實時反映到學習內容中。這為職業學校開展數字能力培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聯邦政府將企業培訓作為整個職業教育體系改革的抓手，並將中小企業作為重點扶持物件，出臺了兩個專門專案。
01
聯邦政府專案“工業4.0對中小企業職業教育和繼續教育的影響”(JOBSTARTER plus)(2017-2020年)，投入1340萬歐元。
該專案旨在促進中小企業對數字化帶來的勞動力資質變化及早作出反應並採取相應措施。
02
聯邦政府專案“數字化時代的職業教育——針對中小企業的解決方案”(2017-2020年)，資助金額高達1,09億歐元。
它包含的20個子專案遍佈德國各地，覆蓋手工業、工業、商業和農業等領域的多個行業。
中小企業對學徒數字能力培養乏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小企業缺乏這方面的知識，不瞭解如何推動商業模式和工作過程的數字化改造，也不瞭解如何開展數字能力相關的培訓。
因此德國聯邦政府出臺的這兩個大型專案主要為中小企業提供專業諮詢，針對具體職業的培訓內容、教學方法提出建議。
對於跨企業培訓中心和職業學校而言，數字化教學環境建設是政策扶持的重點所在。因此，聯邦教育和研究部門專門出臺專案“提高跨企業培訓中心數字化程度”(2016-2019年)，用以改善跨企業培訓中心的條件。
該專案計劃在三年內投入8400萬歐元，用以購置數字化裝置以及對教學內容進行現代化更新。對於職業學校而言，硬體設施的改善同樣有賴於政府投入。
聯邦政府於2017年啟動“數字化一攬子計劃”，打算在五年當中投入50億歐元，進行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
這一專案全面覆蓋整個教育體系，包括職業學校。藉助於“數字化一攬子”專案，職業院校數字化環境有望改善。
總之，德國政府以企業培訓為改革抓手，帶動整個職業教育體系有效展開勞動者數字能力的培養。
德國政府對企業進行促進的重點物件是中小企業，促進措施主要集中在專業內容方面，即解決如何將數字能力培養有機融入學徒培訓當中的問題。
由於三大培訓場所有著密切的合作和相容的課程體系，因此以企業培訓為改革抓手，能夠直接帶動職業學校和跨企業培訓中心的相關改革。
對於職業學校和跨企業培訓中心的促進，則主要集中在硬體設施建設方面，旨在創造數字化的教學環境。
德國政府的這些促進措施既具有全面性，又富有針對性，顯示出清晰的改革邏輯。
更新現有
“教育職業”
標準
如前所述，德國更新“職業教育”標準面臨困境。然而，普遍觀點認為，工業4.0具有顛覆性，因此更新“職業教育”標準勢在必行。
針對其更新週期過長的問題，可行的解決方案是：在出臺新的專業標準之前，先採用附加資質模組的方式進行過渡。
明確工業4.0帶來的影響，成為調整“教育職業”專業標準和確定附加資質模組的關鍵。以機電行業為例，2016年行會開展專項研究，以企業實地調查的方式得出結論，工業4.0帶來了九大全新行動領域：
裝置購置計劃，主要是對智慧化生產方式和互動方式進行模擬，以獲取裝置功能和網路連線以及排除故障方面的知識；裝置搭建，指裝置入網，認清工作步驟之間的關聯以及單個工作步驟在整個工作流程中的作用。
裝置監控，指確保感測器和執行器的正常運轉，獲取實時資料；資料監控，指對於實時資料的監控、分析和評價；過程管理，指排除故障，確保過程安全。
資料管理，指對於企業資料、軟體以及各種引數的管理；狀態維護，指機器資料的維護，包括對於執行資料的評價以及過程的最佳化；重新投入使用，指裝置經過修理重新入網所需要的各種連線以及軟體更新；搜尋和排除故障，指經過診斷，在網路上搜索和排除故障。
這九大行動領域描述了工業4.0帶來的新任務，並以此明確了對勞動者的新要求。對於機電行業來說，這九大行動領域具有通用性。
參照每個行動領域的具體描述，可以檢驗現行“教育職業”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工業4.0的影響，並以此作為“教育職業”標準更新的依據。
總之，在“教育職業”標準調整方面，各行各業相關研究正在進行當中，新標準的出臺正在醞釀當中。
重新修訂“教育職業”標準，是培養工業4.0時代職業行動能力的切實保障，是將勞動者數字能力培養規範化的必要手段。
在新標準出臺之前，採用附加資質模組的方式對市場做出靈活反映，這一做法較為務實，具有可操作性。
德國培養勞動者數字能力的特點
勞動者數字能力培養體現了在“人與機器”關係中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數字化技術對勞動力市場帶來影響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尤其是在發達國家研究成果較多。
在這方面，德國學者有著獨到的立場。
比如普法伊費爾和祖方認為，即使被弗雷和奧斯本歸為高度危險、易被替代的職業，其中也包括分析和互動等不可被替代的因素。
因此能被替代的是職業活動，而不是整個職業。如果依據職業活動進行判斷，德國只有12%的崗位有高度被替代的可能性，美國只有9%。
他們認為，弗雷和奧斯本的研究高估了技術，低估了人在處理問題時的靈活性、判斷力和理智，低估了默會知識。
相應地，德國在數字化問題上並不熱衷於討論工作的終結，而是更加聚焦於提升勞動者的素質，體現了數字時代以人為本的價值追求。
勞動者數字能力培養代表了職業教育的改革重點和發展趨勢。德國對勞動者數字能力的內涵賦予相當的寬度和深度，並將培養目標定位於解決實際工作場景中出現的問題。
在工業4.0背景下，數字能力涵蓋了專業能力和社會能力，是職業行動能力的有機組成部分，並賦予職業行動能力全新的內容。
因此，數字能力培養的意義遠遠超過了某種單一能力的培養。數字能力的培養引起整個職業教育體系的變動，代表了工業4.0時代職業教育的改革重點和發展趨勢。
勞動者數字能力培養凸顯了政府頂層設計的作用。德國普遍認為，如果沒有大量具備數字能力的勞動者，工業4.0戰略將成為一紙空談。
因此，德國將勞動者數字能力培養提高到關乎國家經濟發展命脈的戰略層面，並著力於如下方面的頂層設計：推出各種研究專案來預測勞動力市場變化趨勢，界定工業4.0背景下的數字能力概念內涵。
在分析實踐困境的基礎上，對企業、職校和跨企業培訓中心進行分別促進，並對職業教育專業標準進行更新。德國這種頂層設計為數字能力培養提供了保障，從而為工業4.0的實現創造了條件。